时间越过越快，尤其是最近这十多年，因为速度太快而拉成了一道花白，什么也看不清，过了就如没过一样。
回想起来，记忆最深的生活也就是最困苦的生活，那让人心有余悸的记忆，几乎可以落实到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也许正是由于害怕这种记忆的丢失，我一次次情不自禁地制造着困苦，就像孩子无聊时情愿把自己的指头咬疼。我从湖南迁居到了海南，住进了一间简陋破旧的军营平房。我面临着严重缺电的情况，每天晚上都只能点上昏暗的蜡烛，看街头那些铺面，都叭叭叭地有小电机四处冒烟。
我也面临着缺水的局面，常常刚开始做饭水管就断流，需要人提着桶四处找水，当然更需要把海边和河边当作浴场。这时候的海口，还算不上一个城市，更像一个大集镇和大渔村，缺少交通红绿灯，缺少下水道，到处都有绿色农田和荒坡，野生的火鸡、兔子不时闯入家门。还有黑压压的热带蚂蚁，不知什么时候突然涌上墙头，使白墙变成了黑墙，不一会儿又突然消失，让白墙完好无损地重现人间。
人都希望生活得安定和舒适，但安定和舒适加速了时光，缩短了我们的生命，是一种偷偷的掠夺。这是一种两难。尼采说过：“要使你的生命变得长一点儿吗?让你自己处于危险之中。”(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危险，还有广义的危险，包括贫困、歧视，动荡不安等等，能使我们的感官充分地开放，对信息的吸纳力成倍地增强，身边的任何动静都难以错过或逃出我们的关注，并且最终成为记忆烙入心头——我们不妨称之为感觉的“紧张增效规律”。只有凭藉感觉的丰收，凭借具象在记忆中的丰富储存，人们才能证明生活的存在，证明自己不同于病床上那些植物人。
然而安逸也正在磨灭着感知力，人们一直在追求着的幸福正在使我们植物人化。
安逸就是感觉的催眠者，是一部能让人兴奋几天的美妙电影，一部将千百次重复从而让人昏昏欲睡的电影，最后让观众在软绵绵暖洋洋的沙发里成为一个空，一个没有走进医院的植物人。这些人其实没有生命，因为他们没有痛苦的“度日如年”而有幸福的“度年如日”，雷同的日子无论千万也只是同一个日子。
生活就是苏醒，是一次从全宇宙漫漫长夜里苏醒过来的机会，每个人只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我已经打了几个盹儿，一次次差一点儿睡去。因此我必须让自己惊醒，让自己被激活，永远能够看到、听到、嗅到、尝到、触摸到什么，就像我遭遇奇迹时检验自己是否在梦中一样。我必须走出海口市龙昆南路99号这一个大睡袋，洗洗脸，刷刷牙，走到外面刺眼炫目的感觉中去。
我知道，出外旅游是无济于事的，任何旅游都不会陌生也没有危险，不过是把电视机里的良辰美景来一次放大的复习；酒吧茶馆的社交也是无济于事的，任何社交不会陌生也没有危险，不过是把电话筒里的寒暄客套来一次面对面的可视性复习。我甚至明白，读书和写作也不管用，这些文字运动能滋养我的大脑却可能荒废了感官，让我的眼睛、耳朵、鼻子、口舌、肌肤等等过早地机能衰退。
但我发现，无论是苦行者的冒险还是享乐者的冒险，凡是我羡慕的生活总是最靠近死亡的生活，投入其中，需要生的勇气同时也是死的勇气：生与死是如此相近。
我害怕死，其实也害怕生，终于明白生并不比死更容易。我肯定会拿出种种借口来逃避那些生活，逃避新的开始。对孩子的责任，对父母和妻子的义务，还有朋友的托付和单位里的公务，还有生活所必需的钱……都是逃避者很正当的理由。我甚至可以义正词严地说服自己：为什么一定要把陌生和危险当作目的?为寻找什么感觉而离家出走是否过于自私?
我当然没有说错。一代代人就是这样说服自己的，于是心安理得地积攒着和守护着自己的小幸福，不愿再把脑袋探出生活陈规之外，然后把自己声称对其负有责任的亲友也逐一变成这种植物人——送人无痛的死亡。
人似乎只能在两种死亡中选择。
肉身的死亡，或是感觉的死亡——“这是一个问题。”(莎士比亚语)
我还没有作出决定，还得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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