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真正的乱世,一个无序黑暗的“后英雄时代”。文化名士的命运不济,但一种独特的人生风范,从黑暗、混乱和血腥的挤压中飘然而出。
阮籍,性格怪异,对待官场的态度游戏般的洒脱,对于礼教也极为轻慢。他干脆地扯断了一根根陈旧的世俗经纬而直取人生本义,从不受制于人际关系的重负。
嵇康,比阮籍小十三岁,一生钦佩阮籍,是他终生的朋友。作为一个稀世的大学者、大艺术家,他却是一个打铁人。他在乎友情,也被友情干扰至深。他交友谨慎,曾因性格不合、思想不同给好几位好友写过绝交信。
公园二六二年夏天,嵇康因为一蒙冤的朋友说话,被司马昭判死刑。第二年,阮籍也去世。
这个时代的这些文人,以昂贵的生命代价第一次标志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中国的审美文化从他们的精神酷刑中开始屹然自立。
有过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幸运;失落他们,是中国文化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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