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沉重的“轻徭薄赋”（上）
在秦代之后，郡县制下，几乎每一个王朝都宣称要“轻徭薄赋”，减轻民众负担。但是事实上，几乎每个王朝的后期，官员的横征暴敛都会导致农民揭竿而起。
那么历朝历代为什么要征收那么多的税呢？这一章作者为我们分析了原因，主要包括4个方面——财政供养人员太多、腐败加剧、既得利益群体也加重了民众的负担、皇帝的“多欲好动”。
第一个原因，财政供养人员太多。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鲜明的现象，每个王朝建立之初，官员数量都比较精简，随着时间的推移，急剧庞大。
比如宋朝，草创之初，内外官员不过才5000人；到了景德年间，已达1万多人；而皇祐年间，更增加到2万多人。南宋只有半壁江山，但是庆元年间，内外官员竟达4万余人。
这是指官员。传统社会，官吏是分途的。也就是说，上面说的数字都是“领导”，还不包括“科员”。至于科员也就是“吏员”数量，更是惊人。传统时代，吏员经常处于严重超编状态。
比如，吴思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当中就曾提到，刘衡在清朝道光年间任巴县知县，他说巴县吃衙役饭的约7000人，而额定衙役只有70人。这得超标多少倍呀？我不敢算。
那么，官僚系统为什么会像气球一样急速膨胀呢？
首先，这是皇权专制制度不断强化的结果。
官僚系统是君主专制的工具，官权是皇权的延伸。传统王朝承平日久，通常会出现经济恢复发展、人口不断增加、社会生活日趋复杂的局面。皇帝应对复杂化社会的方式，从来不会是鼓励民间组织的自我管理，他们唯一的手段是“管”,“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通过增加机构、增加人员，来把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管起来，以防社会动荡。
因此，社会的发育注定官僚系统也不断延伸膨胀。官权是皇权的代表，皇帝裁撤官吏数量，就意味着要简政放权，放松对社会的控制，这是皇帝所不愿意看到的。皇帝为了自己能更有力地控制社会，不得不依赖官僚集团，因此也就没法从根本上过度触动他们的利益。
第二个原因是，官僚体系的存在虽然是为皇权服务的，但是一旦出现，它本身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具有自我保护、自我繁殖的特点。
官僚机构总是倾向于尽一切可能实现权力寻租，倾向于机构不断扩张，表现在官员数量上只能增不能减，既得利益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这些特点导致的结果是行政效率不断降低。
比如宋代皇帝命御史中丞杜衍负责裁减三司吏员，这些吏员怀疑这事是杜衍向皇帝建议的，十分愤怒，500多个吏员集体跑到宰相府去闹事，然后又跑到杜衍家门口破口大骂，乱扔瓦块石头，进行抗议。
这一事件发生后，朝廷虽“捕后行三人，杖脊配沙门岛”，但“沙汰”之举也不了了之了。
再比如，清代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大规模减撤冗员，成为保守派官员强烈反击的起点。最终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仅历时103天，变法即失败。
其它三方面的原因，我们下次再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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