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境界叫苏东坡》是一部由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冷成金博士所著的三卷本作品，分别从“少年得志，指点江山”、“以退为进，有舍有得”和“人生失意，诗意人生”三个视角，截取苏东坡一生在特殊的时间点所经历的人生历练，较为立体地向读者展示了苏东坡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从中也把一位有情有义有韧劲、多才多艺敢担当，血肉丰满的真性情的苏东坡呈现在读者面前。
关于苏子瞻其人、其才、其情，自苏子走出老家眉山始，就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向外传播，为世人所了解。当然，后来者对苏子的了解与认识，除了借助于他流传于世的各种艺术作品——书法、绘画、诗词歌赋、美食、服饰、药学，就是通过后世史学家或文学家所著的相关作品。如果说从苏轼留存的作品去了解他是有限视角的话，那么从第三方所写的传记、评论去认识他当属于全知视角。就苏轼本身而言，他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更是一颗熠熠生辉的文化明星。不论是从其作品也好，还是从别人研究的成果也罢，都不可能认识一个全面而完整的苏子。另外，单就第三视角的书写而言，不同的写作者，因其“术业有专攻”的侧重点不同、关注角度不同，对传主及其品性投注的情感不一样，书写时也同样表现出不一样的特质。
通读《有一种境界叫苏东坡》第一卷本，冷博士以“少年得志，指点江山”为该卷本的副名，由此不难看出，该集主要的关注点落在苏东坡尚未卷入惊涛骇浪的政治旋涡之中时人生经历。如果用初出茅庐、初露锋芒加以概括，似有偏颇，但是从该卷本所写的内容看，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兄弟同婚、走出眉山、京师应考、协理凤翔、反对变法”等。很显然，作者选取的这些视点对苏轼而言只是具有代表性的意义，不能含括全部。这样，通过这些内容就很难全面地了解“少年”苏东坡生活和成长的全貌。而比较作者对这几个重要节点和事件的叙述，前两个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其中关于婚礼前后一些细微情节的描述，一方面展现了苏家作为当地望族的好名声，一方面表现出苏家和谐融洽的亲情关系，一方面也为后面故事的叙述做了很好的铺垫。
眉山山水的滋养，涵育了苏轼兄弟的才学、胸襟和气度；苏洵夫妇宽严相济的教育，为两兄弟步入仕途打下坚实的基础；兄弟俩情深意笃的的手足情，在中国文士谱系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经过山水的浸润和苦读的蓄势，国考到来时，苏洵带着两兄弟风雨兼程赶往京城。可能是上天有意要锤炼苏轼，他们刚到京城就感受到刺鼻的太学体气味。自古以来，改革与保守的斗争历朝历代都存在，而且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大宋也不例外。正值北宋文坛以王珪、吕诲和胡宿为代表的保守派极力维护的太学体与以欧阳修、范镇、韩维等改革派为代表的新文体拉锯战进行的如火如荼之时，父子三人到京城，苏轼兄弟俩参加科考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这场纷争之中。而苏轼以其在礼部考试和殿试考试中表现出来的才学、胆识征服了皇帝和主考。两试的出类拔萃表现，在为自己争得好名声的同时，无形之中也得罪了一帮宵小之人。俗话说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可是，苏轼有意无意地犯了这个忌讳，这为其仕途的发展埋下了祸根。
对苏轼而言，考试的成功为其步入仕途，施展自己的才华奠定坚实的基础；其不为强权所服的傲岸品格受到一国之君的赏识，为其日后渡劫创造了条件；而其不屈服于守旧，不结朋党的光明磊落，自然得罪了一些旧朝老臣，这让他的仕途发展举步维艰。凤翔历练，是皇帝迫于顽固保守势力的反对极不情愿作出的决定。尽管初出茅庐，但苏轼以自己的行动颠覆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世俗观念。不论是收治灾民，还是建造灾民村，亦或是施行土地租赁，这些被守旧派视为违背祖制的大逆不道之举，他都毫不畏惧地强力推行。即使困难重重，他也从未退缩。在凤翔与太守陈希亮和小人张璪的斗智斗勇，用奏章和公文在京城与保守顽固派的斗争，胆识、正气、睿智，加上敢于担当的豪气严重动摇了祖宗陈旧的礼法。协理三年，边陲小城非但没有沦落到外夷之手，反而让外侵者望而却步，使当地的老百姓安居乐业。之所以能够收到如此成效，源于苏轼没有考虑自己的顶戴花翎，没有考虑自己加官进爵的仕途，而是把黎民苍生的生活和江山社稷的安危放在第一位。正是如此，才有了苏青天、苏贤才的美称。
一心为公，唯独没有他自己，正是苏轼以这种君子坦荡荡的行事之风处理公务，所以治理才卓有成效。当然，他的“我行我素、一意孤行”肯定动了顽固保守的朋党的奶酪。这些，苏轼内心是清楚的。但是，为了大宋江山，为了大宋子民，他只能义无反顾迈步向前，即使荆棘丛生、危机四伏也在所不惜。韬光养晦多年的拗相公以他洋洋洒洒的万言书打动了锐意革新、励精图治的皇帝宋神宗。年轻气盛的宋神宗深刻地意识到，如果抱着“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祖训，大宋在四面蛮夷的蚕食下会慢慢变小、渐渐变弱，要重振大宋国威，唯有变法图强。而王安石关于变法的洪涛阔论无疑触动了皇帝心灵最柔软的地方。于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变法的大幕在年轻气盛的皇帝的强力支持下徐徐拉开帷幕。从国家发展和强大的角度看，革故鼎新是法宝。但是怎么改、改什么、如何改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好，改革就会变质变味，偏离正轨。很显然，这些问题，拗相公只是进行理想化的畅想，而没有进行认真思考、科学规划。当《均输法》和《青苗法》两部变法文书摆在苏轼眼前时，苏轼心急火燎。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凤翔任期未满，他只能以奏章进言。任满回京，苏轼，这个始终走在改革前沿的勇士却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他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反对激进冒进的变法，即使旧党打压、奸佞诋毁、王安石斥责，都没有改变他极力反对的态度。当一切都无济于事时，他只能向皇帝进言，指陈采取这种形式变法的弊端与危害。由于王安石的固执，加上王珪、吕惠卿等奸佞之人背后的助力，苏轼的强烈反对换来的就是被外放到杭州做通判的结果。尽管离开是非之地，但是对变法的反对苏轼始终没有放下。
初登仕途，苏轼每行走一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都不为过。之所以筚路蓝缕，源于庙堂之上宵小之人、奸佞之徒太多。好在吉人自有天相、好人自有天助。仁宗、英宗的赏识与爱护，是确保苏轼大难不死的最关键要素，欧阳修、范镇、司马光、韩维等惜才爱才老臣施与援手才让他多次化险为夷，吴复古和巢古师徒、王弗与小莲、苏辙夫妇等在生活中的悉心照顾和出谋划策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从少年苏轼的经历看，它真正印证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道理。当然，这里的历练，不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贫穷困厄，而是无数把杀人于无形的利刃时刻准备砍向苏轼的头颅。自古英才多磨难，在冲破一批批奸佞小人精心设计的樊笼的抗争中，苏轼迈着矫健的步伐，款款走向更为诡谲云涌的“以退为进，有舍有得”危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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