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金天翮：中国母亲教育的启蒙者

金天翮（1874～1947）初名懋基，又名天翮，字松岑，改今名，号鹤望，别署有麒麟、爱自由者、金一等，吴江（今属江苏）人。是近代“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是上世纪30年代，他与章太炎、钱基博（钱钟书的父亲）、唐文治并称为国学四大师。金天翮后半生致力于“教育救国”，柳亚子、杨天骥（费孝通的舅舅）、范烟桥（著名词作家，《夜上海》的作者）、金国宝（中国统计学之父）、严宝礼（《文汇报》创始人之一）、费孝通、王欣夫（文献学家）、顾廷龙（古籍版本学家）等均出自他的门下。（金天翮 百度百科）

1923年出任江苏省吴江县教育局长，凡两载。1927年，任江南水利局长，四年后离职，任安徽通志馆编纂。（祁龙威：《记先师金松岑》，《祁龙威论著存目》，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翻印，2002年版，第43页。）

著名学者熊月之先生曾说：细读陈独秀、胡适、鲁迅、沈雁冰、吴虞等人的文章，不难发现，其议论的议题和思想水平，除了在个别问题上较辛亥以前有所拓展和深入，其余基本没有超过《女界钟》。（近代中国女权启蒙之父金天翮 北京晚报 2017-03-17）

金天翮曾被推为“女界之卢骚（今译卢梭）”，他的《女界钟》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第一部阐发女权理论的专著”。遗憾的是，如今知道金天翮的人已不多。

第一节 金天翮：女子者，国民之母也

最早提出“国民之母”称谓的是金天翮，他在1903年出版的《女界钟》一书中提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与立者国民之谓也。而女子者，国民之母也。”

不过，在金天翮之前，康有为、梁启超也曾呼吁女性解放，但只是要求“废缠足”和“兴女学”，因缠足是“害种之事”，且“欲强国必由女学”。换言之，解放女性只是为了强国强种，解放女性只是手段，改良国家才是目的。

可是，金天翮所著的《女界钟》被誉为中国首部倡导女权主义的著作，同时也首创了“国民之母”说。

《女界钟》则明确提出女权的概念：“女权与民权，为直接之关系，而非有离二之问题……政治之革命，以争国民全体之自由；家庭之革命，以争国民个人之自由：其目的同。”

《女界钟》是晚清一部集大成的妇女问题论著,由金天翮于1903年7月完成.该书以倡导“女权革命”为宗旨,依据欧美女权运动的历史与现况,将中国各项女性权力的获得区分为当下与稍后实施两个阶段,最终希望凭借女权的全面实现,完成与男性共建“新政府”的使命.而要完成这一连贯的革命,金天翮认为最重要的是通过新式教育,把女性铸造成为“新国民”,女性因此可以其“国民之母”的诞育能力,保证“新中国”的肌体健康。（《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15年01期《女界钟》:金天翮的“女权革命”论 夏晓虹）

在此基础上，金天翮力主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女性参政等，书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焉”成为轰动一时的名句。

晚清妇女论名著《女界钟》的论述而言，其所列举的女子急当恢复的基本权利，便包括了入学、交友、营业、掌握财产、出入自由、婚姻自由六项，足见女性在教育、社交、就业、财产以及人身与婚姻的自由度方面与男子相比，权利的极度匮乏，更无论作者视为理想、有待日后争取的参政权(金一《女界钟》第六节《女子之权利》)。也即是说，身处晚清，男性涉及的社会问题，女子无一能逃脱;在此之外，女性更有诸多必须独自面对的难题。因而，将女性的生存状况作为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确有道理。反过来说，对晚清女界生活与观念的考察，也可以获致全方位的呈现晚清社会场景的效果。（《女界钟》百度百科）

1904年金天翮与丁初我在上海主编发行了《女子世界》，进一步推动了“国民之母”话语的流行，《女子世界》将《女界钟》关于“国民之母”的言说推向了极致，有意夸大了女性对于国家命运的操控力。金天翮在《女子世界发刊词》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兴中国，必兴女子，欲强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女子世界》发刊词[J].女子世界，上海：上海大同印书局，1904（1）.1-4）

近代中国的第一份女报，为1898年7月24日在上海发刊的《女学报》，隶属于创建不久的中国女学会与中国女学堂。不过，因很快遭遇9月21日的“戊戌政变”，这份维新派色彩相当明显的报纸在艰难维持到1899年3月6日出刊后，似乎便就此了结，目前存世的实物有号数并不连贯的总共13期(23)。　（夏晓虹：晚清女报中的西方女杰——明治“妇人立志”读物的中国之旅 《文史哲》2012年4期第20～34页）

“国民之母”是男性启蒙者基于女性特殊的生物学功能产生的角色期待，也是他们在民族危机中强国保种的政治意图。（李永青.论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兴起的国际背景[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5-140）

德国教育家福禄倍尔对母亲角色的评价至今仍具影响力，“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纵在执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掌握在母亲的手中。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启发母亲――人类的教育者。”（木村久一.早期教育和天才[M] .河北大学日本问题研究所教育组译，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70）

《女学报》女子教育于19世纪50年代在上海初现萌芽。在此之前社会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广大妇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目不识丁者十占八九。

少数上层社会女子虽有读书机会，但也只限于在家庭中学习《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之类，接受封建传统教育。

第二节《女界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焉”

《女界钟》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焉”，风行一时，《女报》、《神州女报》等屡加引用，在辛亥革命时期曾经激励成百上千的妇女肩负起救国重任。 （尹美英：《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特点》，《扬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女界钟》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以后，数月之中，即告售罄，后在日本修订重版。1903年以后的不少妇女杂志，包括丁初我在1904年创办的《女子世界》、燕斌在1907年创办的《中国新女界杂志》等，其思想主张大多没有超越《女界钟》。有些文章的观点，或受《女界钟》影响，或从《女界钟》直接移植而来。柳亚子在《哀女界》一文中（《哀女界》发表在《女子世界》第九期，1904年9月出版），就援引《女界钟》的一些原话作为自己的论点。

《女学报》：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

《女学报》 中国第一份妇女报刊，也是中国最早的白话报刊之一，旬刊。初名《官话女学报》。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创刊。

其发刊词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先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先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

该报以“提倡女学、尊重女权”为宗旨。

陈撷芬曾在《尽力》一文中写道:“中国为什么不强?因为没有人才。为什么没有人才?因为女学不兴。”“要是我们两万万人，尽力要兴女学，岂有兴不起来的理。”

关于女权的宣传，该报也不遗余力。如有文称:“盖权的由来，在于开智。民智不开，民权不伸，君胡以强国;女智不开，女权不兴，男何以兴家。”（摘自《上海妇女志》 第十篇 女子教育和妇女保健、文化事业）

第三节 金天翮，是中国母亲教育的启蒙者

1903年8月金天翮著的《女界钟》由上海爱国女校发行。它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论述妇女问题的专著。作者第一次喊出了“女权万岁”的口号。

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是热门话题之一，但是，著名学者熊月之先生曾说：细读陈独秀、胡适、鲁迅、沈雁冰、吴虞等人的文章，不难发现，其议论的议题和思想水平，除了在个别问题上（如贞操）较辛亥以前有所拓展和深入，其余基本没有超过《女界钟》。（近代中国女权启蒙之父金天翮 北京晚报 2017-03-17）

向警予在湖南周南女校创办的妇女杂志，刊名就是《女界钟》。20多年后，治妇女生活史的陈东原先生看到《女界钟》，还赞叹不绝：“文章真好，议论真好，我无论怎样想替《妇女生活史》宝重篇幅，也不忍不抄他几段”。（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31页。）

在中国，儒家的道德信条是“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中,“母慈”是摆在第二位的,这是女性成为母亲后必须遵守的“母道”。

关于“为母之道”儒家伦理规定很多,如《温氏母训》记载了明朝末年的贤者温璜先生的母亲陆氏的教诲,里面包括祖业的守成、家道的维系、女德的训言、子女的教育等等。

西汉刘向的《列女传》也有对“母仪”的具体规定,“惟若母仪,贤圣有智,行为仪表,言则中义。胎养子孙,以渐教化;既成以德,以致功业。”

关于“母仪”，《千字文》就有“外受傅训，入奉母仪”。

这两句是谈教育的原则，要将师教与家教结合起来。在外面要接受老师的训诲，在家中要奉持母亲的规范。

因为，古代的规矩是，父亲在外做事、挣钱养家，所以常年不在家，只有到了年底放长假的时候才回来。

小孩子在家里的教育，主要由母亲负责，所以女人的主要职责就是相夫教子，两项内容。

小孩子自降生至三岁以前，接触最多的就是母亲，母亲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小孩子模仿和学习的样板，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母仪母教。

世上先有孟母，然后才有孟子，周有三太：太姜、太任、太姒，才有文王、武王、周公，才有周朝八百年的天下。

对于女性，过去以“三纲”束缚。

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而三纲成为封建统治者用于奴化人民的工具，则在宋明以后。以等级名份教化社会的观点被称作"天理"，成为禁锢人们言行的桎梏。

三纲之中，"父为子纲"是基础，而它所要求的社会规范就是孝敬，这里的孝是指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父母有过错，做子女的也只能柔声以谏，不能触怒父母，"按照"父子相隐，直在其中"原则，子女隐瞒父母的罪责和过失，是符合天理人情的。

还有，男尊女卑，这些都是束缚女性“纲”。

金天翮提出“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是对于女性的认可，是对于女性的尊重，

对女性的尊重、是男女平等的基础。

何况，在晚清的社会震荡中，女性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更为显著的变化。从基本人权的严重缺失，到争取男女同权，更进而与男子一道，为现代国家的国民所应具备的各项权利努力奋斗，这一女性逐步独立自主的历程，也成为晚清社会基础变革最有力的印证。（《女界钟》百度百科）

在此基础上，金天翮力主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女性参政等，书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焉”成为轰动一时的名句。（近代中国女权启蒙之父金天翮 北京晚报 2017-03-17）

所以，金天翮提出“女子者，国民之母也”具有划时代意义。

由此可见，金天翮，是中国母亲教育的启蒙者，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