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之著作《大外交》在国际关系界地位隆隆，闲暇几天读毕，趁热打铁，写下一些思考。
在基辛格看来，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人似乎更倾向于现实主义的外交手法，而二战后资本主义阵营反而更趋于理想主义。基辛格在书中提及的社会主义阵营领导人，无论是苏联的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还是中共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越南的胡志明、黎德寿，统统都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念的操盘手，唯国际利益优先，是红衣主教黎塞留的信徒。斯大林二战时期左右逢源，与希特勒合谋瓜分波兰，后来又与盟国一同抵御纳粹；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采用军事干预手段压服东欧国家的离心倾向；中国将意识形态对立放置一边，与美国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北越入侵柬埔寨，从地缘政治视角布局外交行为。而二战后的美国总统，除尼克松外，都被认为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民主价值主导了对外关系，出兵朝鲜、越南捍卫非共产主义政权，在柏林危机中与苏联对峙等等都是出于美国例外论的考量。
基辛格《大外交》
其次是心理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基辛格评论苏联解体时有这样一种思考：冷战开始前，苏联可能未必想在国际社会中“捣乱”，但是西方阵营由于意识形态的天然敌视，揭开冷战序幕，采取遏制政策，触发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的抗衡行为，从而建构了与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敌对关系。这与建构主义对冷战的解释相合。此外，领导人的性格也在国际关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希特勒的激进、轻狂、暴躁性格加速了二战的爆发，战后多位美国总统长期想要通过美苏领导人直接对话消除误解结束冷战，戈尔巴乔夫的温文尔雅促进了冷战的缓和。
基辛格还认为，当代的世界强国，似乎都不是显著的民族国家。俄罗斯由于几百年不断地扩张纳入了太多的异族与其他文化，中国也有许多民族与语言文化，而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维系这些大国的更多是一种共同的文化价值理念，而不是民族主义。民族国家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奠定后开始滋长，法国大革命后走向兴盛，近代法国、德国称雄欧陆都被归因于民族主义的力量。而大国非显著民族国家的趋势是否预示了全球化发展到当代导致民族国家衰落之倾向？
读越南战争三章，深刻体会到国内政治对国家外交行为的重大影响。越战之初，美国领导层与民众价值相通，美国大量派兵到越南保卫南越非共产主义政权；而后期，随着美军伤亡人数不断上升而陷入泥淖，国内反战声音导致美国不得不对北越让步退出战争，美国总统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到选民的选票。北越也进行舆论宣传，不放过利用美国民意胁迫美国政府的任何机会。
通读全书，让人有一种感觉，基辛格对诸多外交行为评论虽深刻独到，但受制于个人经历和情感太甚。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深刻的偏见，对希特勒和杜勒斯评价过于情绪化。基辛格那代人经历了太多战争时刻，对世界爆发战争冲突更加敏感。而至于我，对当代世界爆发全面冲突始终抱持乐观态度，这有对当前世界局势判断的因素，当然也存在生活于和平年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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