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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沃壽的研究生涯呈現以下的遞變過程：關注歐洲史裡一般規律的問題而迷上美學；因迷上美學而開始研究佛教；因研究佛教而開始投入漢學。
抵達北京的那個晚上，我參加了豪華宴席，在宴席上遇見一些我在哈佛的老同事。我的東道主，自其祖輩就住在北京，他在一家餐館訂了一席菜，菜色之豪奢豐盛，絲毫不輸慈禧太后常光顧該餐館的清朝時。菜單長達至少一碼，最後一道菜是北京烤鴨和核桃湯。有中國美酒佐餐，大家祝酒乾杯一輪又一輪。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證實日本人下達了拘禁令，芮沃壽和芮瑪麗，連同另外數百名外籍囚犯，住進山東濰縣拘留營。芮沃壽最初被叫去當營中屠夫，那年那個炎熱的夏天，鮮血和腥臭味撲面而來；然後他被叫去為廚房打水、運水，必須拉著一車重物 ── 食物、煤、木頭 ── 到營裡各處。 在營中，他展現了厲害的修繕本事，為他們三公尺乘三．六公尺的家造了家具和桌，與三對鄰居夫婦一起打造了一個爐灶。他找到人把他的論文草稿偷偷帶進營裡以便進一步修潤，芮瑪麗則跟同營的人學滿語、俄語。
隔天早上，韋利先生臉色看來有點蒼白；行為舉止有氣無力，但他把那本書擺在餐桌上，以微弱的聲音說道：「土耳其語，十八世紀。」書很薄；為免失禮，我們停頓了一會兒，然後問道：「主題是什麼？」韋利先生突然精神起來；「貓和蝙蝠。貓坐在墊子上。貓吃老鼠。」「噢，是童書。」「照理會這麼認為，這麼希望！」
費正清的第一本書，《美國和中國》（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出版於一九四八年。該書兼談中國制度史和外交史，一問世，立即受到想以中國歷史為背景來參照理解本國現在情況的美國人喜愛。接下來六年，隨著共產黨鞏固其對中國的控制，韓戰破壞美中關係，費正清確立其美國首席中國通的地位，在那短短幾年裡另外出版了多達五本的書。其中一本係針對晚近中國史的書寫推出的重要文獻目錄指南；一本係與中國共產黨拿下江山一事有關之文獻的合集，文獻已譯成英文，並附上注解。有一本對研究所學生特別有用，係針對如何看懂、翻譯中國歷史文獻而寫的分析性教學手冊。還有一本是以費正清先前的牛津博士論文為本出版的重要專題論著，分成上下兩冊，談一八四二至一八五四年外國列強在中國沿海地區所中意之「通商口岸」的形成。
照費正清的看法，歷史學家探究歷史時所應全心著墨的重要主題為何？例如，就今日盛行於西方的人權觀來說，他就堅定認為該抱持相對的人權觀，而非絕對的人權觀。他深信中國人有別的方式去處理個人與集體的關係。相較於美國人，中國人往往對和諧觀有不一樣的看重，而且看重和諧觀甚於鬥爭觀。中國人對時間和領導之位在歷史裡扮演的角色都有不同於西方的看法。費正清想要讓世人認識到，這些差異源於過去的一組因素，其中包括中國的農業運作模式、官僚政治的本質、統治理論和王權理論、史書本身的形成方式。
《偉大的中國革命》一書是把五十年來他不斷閱讀、思考中國期間所有令他心有所感、想笑、惱怒、感興趣的東西去蕪存菁的濃醇佳釀。他讓我們意識到，「革命」，不管「偉大」與否，都可能既是一去不返的改變，也是周而復始的王朝更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我們西方的詞彙，而非中國的詞彙，我們把它們用在中國身上，大概會自受其害。中國其實一直致力於打破「歷史的掌控」。但即使革命都未必能百分之百辦到此事。因為誠如費正清在此書開頭所說的，中國歷史之最重要組成部分的節奏和濃縮，以及它們在地理分布上的集中，使我們若要正確估量它們的分量，會對我們的想像力構成很大的考驗：
老先生」是個基本上無法翻譯的漢語詞，意思介於「尊敬的老師」和「敬重的友人」之間，如果說這個詞要有什麼意涵，那意涵就存在於我在他的協助和提供意見下完成曹寅論文，開始自己的教學生涯且試圖再以中國為題寫書時，我心中對房先生的感覺裡。那個感覺兼具敬畏、欣賞、喜歡、驚恐 ── 而且儘管他和我母親、我姊妹、我妻子，甚至我的孩子成為朋友，在我心中，他仍是房先生，因為他於一九六 年代後期定居紐約後，在哈爾濱飯店等地數次以大餐招待我們所有人，而且始終會問起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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