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用“松果腺”作为“我思”的载体。“我思”只不过是这个实体的一种属性。康德则批判了这种做法。在他看来,“我思”必须有一个逻辑前提,即“自我”。但是“自我”只是“思”的“主词”。没有“思”的“自我”是无法想象的。“我在”的意义就是“我思”。“我”的存在方式在体现在“我思”之中。不能将先验自我降低为经验性自我。自我感也不能证明“自我”的存在。“自我”是一个先验前提。康德把这种自我意识称为“先验统觉”。
在齐泽克看来,“我思”只不过意味着我不能接近作为思想着的本体原质的我自身。原质在最初就丢失了,幻想的对象a填补了它的空洞中。“我思”不是内在经验或直觉的对象,并且也不是本体原质,而是其匮乏的空洞。这种匮乏的空洞在康德那里唯有通过那些“谓词”的思想才能被认识。也就是说,在康德那里,唯有通过“认识的对象”才能达到对“自我意识”的认识。“我思”之物变成了“我思”的承载者。
我们姑且把这种“我思”之物看成是知识。在热播剧《庆余年》中主人公“范闲”作为灵魂穿越到未来的人,他却令人惊异地表现出知识与自我意识的断裂。
在小说《庆余年》中,主人公范闲通过灵魂穿越的方式来到未来的庆国。在未来,世界发生核战,文明湮灭,人类从头开始,历史循环,又建立了类似于中国中世纪的国家庆、齐诸国。这是一种类似于灵魂投胎转世的故事。但是这种投胎不是影视剧中常说的的那种记忆全消,而是保留着前世的记忆。这是很像湖南“再生人”的那种还保留着前世的记忆的说法。范闲从小就拥有当代人的记忆,同时他还具有当代人的知识,比如他会唐宋诗词,这倒是成为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情节。
但是问题是作为转世再生人的范闲,在拥有当代知识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拥有前世的身份认知?范闲拥有两种知识和记忆,一种是他所处世界的,即庆国的;另一种是前世的,即我们所处这个世界的。范闲是通过一种身份建立起关于现代世界的知识的。但是在小说中,我们看不出他对他前世身份的记忆。
穿越剧中穿越过去或者未来的人,经常不仅是拥有当代社会的知识,而且拥有当代人的身份认知。这种身份认知才勾连起两个世界的关联。所传言的湖南“再生人”也拥有关于前世的记忆,比如记得自己前世的身份是“牛”等。不管这些传言属真属假,它都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自我是通过知识和记忆塑造起来的。
论范闲的“自我意识”但是在范闲身上,我们却看到了这样一种断裂,即范闲拥有当代人的知识,却没有当代人的“自我意识”。范闲的自我定位并非是前世穿越而来的现代人,而是“范闲”,即庆国叶轻眉之子、范建之养子。范闲在讲关于杜甫李白等诗词时,将它们归源于“残留的记忆”、“梦中的画卷”。这个一个聪明的说法,“残留的记忆”意味着记忆的不完整的,这也就无法构建起自我的形象。在影视剧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些丧失记忆的人,就算残留一点“印象”,也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要干什么。而“梦”意味着我们会拥有关于另一个世界的知识或者说印象,但是这种印象并无法承担起构建自我认知的任务。在梦中,自我可能幻化成任何一种角色。但是梦醒以后,这个自我角色就会坍塌。这个“梦”变成了一个帮助范闲掌握现代知识的桥梁。当然,我们常说“过河拆桥”。一当范闲掌握这种现代知识,他就可以弃那个帮助自己拥有知识的现代形象于不顾。当然所谓“残留的记忆”、“梦中的画卷”还不足以解释这个困惑。既然是“残留的记忆”,那一定是片段的、碎片化的,范闲却能够复述《红楼梦》,背诵唐诗宋词。这绝非是“残留的”,而是完整的、系统的。而这种系统完整的记忆却没有建立起范闲的前世的“自我意识”。在这里,知识存留了,“自我”消失了。
那范闲的庆国世界的“自我”又是通过什么建立起来的?难道不是通过他所处的身份、他的成长过程、他的知识建立起来的?这个小说中隐含的矛盾恰恰体现了作者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恰恰是将矛盾作为前提设定才出现了这样模棱两可的状况。
自我在齐泽克那里意味着一种匮乏。匮乏意味着需要填充。借助于填充的东西就是关于对象的知识。人们通过对于世界的知识建立起自身的形象,由此树立“我思”的世界。“自我”由此变成了一种时时刻刻与对象纠缠的“存在”,变成了依附于客体的主体。但齐泽克强调的自我的匮乏,仅仅是强调作为我思之本质的匮乏,一个完完全全的空洞,一个纯粹的“无”。这个“无”始终是范闲存在的第一前提,是任何知识和记忆都不可避免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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