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五岁

那一年，我五岁

我孩提时生活过的地方有一座圆圆的小山，叫馒头山，山不高地势却是高的，天气好的时候我总喜欢在山顶的平地四处奔跑，那里视野很辽阔，阳光洒在身上，晒得人懒洋洋，本来就慢的时间就变得更慢了，好像这只喜不悲的日子永远都过不完。如今这里已被移为了平地，周围也尽是光秃秃的残缺的土坡，仅凭着回忆我实在很难将这片黄土还原成当年的模样。残存的记忆碎片像发生在另一个时空的故事，只是偶尔传来的几声孩童的欢笑让儿时在一瞬间又变得鲜活起来。

这里以前是兵工厂的居民区，奶奶在厂里的子弟小学教书，爷爷做什么我已不记得了。厂区的房子建在一个小山坡上，一层一层错落有致。那时候的房子一梯有十几户，开门是一条打通的长廊，太阳西下的时候，大妈大婶们都坐在小板凳上倚着门，一面洗蔬菜一面聊闲话，偶尔抬头张望楼梯口盼着放学回家的孩子。长廊的另一侧用水泥墙隔出的一间间大平台，没错，它已经大得超出了阳台的概念，奶奶甚至在那里做了好几个大鸡笼，每天早上我用一根长长的木条从母鸡的肚子下面刨出一颗鸡蛋，那就是我的早餐。

奶奶的家在二楼，下了楼梯右转直走就走到了斜坡上。沿着斜坡走到顶端是一间公共厕所，那年厂区的人们还用痰盂，清晨的时候端到这里来倒掉。山坡的右边有用水泥围起来的一块一块大概两平米的小田地，奶奶就占有一块，种了些蔬菜。我种了冬瓜，偶尔也在清晨路过时浇些许粪，夏末初秋的时候结出了好大的果实，只是不知被哪家调皮的孩子胡乱刻了花纹便不那么好看了。山坡的左侧则是大片一点的田地，也多是厂区里退休的老人家充实生活的一点乐趣。

山坡的延伸段可以走到后山，路要险一些，男孩子们常到这里来拿玩具枪玩打仗的游戏，飞出的一粒一粒圆圆的被称作“子弹”的东西就散在了山里的各个角落。于是孩子们又开发了一个新游戏叫做寻宝，寻的就是这子弹。我对后山的印象很是模糊，长什么样子有什么植物全不记得，想起来只有碎石山路边盛满水的泥洼里躺着我们要找的宝藏，太阳一照反射出刺眼的光。

那一年，我5岁，也不记得是什么原因被强行留在了重庆读学前班。我每日早上6点起床，把被子叠好便去公园找晨练的爷爷奶奶。爷爷会在湖边舞剑，奶奶则和其他的老人家一起绕着湖快步走。奶奶在远处看见我了便会过来抱起我让我用双臂悬吊在公园门口那棵老黄果树下。她说，我个头太小，这样拉一拉能长高。

去学校的路上需要翻过一座小山包，已经全铺了水泥路。山包的顶端守着一只大狼狗。有一天，主人松了铁链，这大狼狗兴许嗅出了我的害怕竟张着血盆大口追了我十几米远，从此我再也不愿意靠近狗了。

五岁的校园生活是与书本全无关联的，下课的时间似乎比上课还长。我们总在玩着追逐的游戏，而游戏中女孩儿永远都扮演着仙女的角色。我是有一个十分要好的朋友的，虽然没有青梅竹马，在那年也算称得上是两小无猜了。而我们之间的事我却只记得一件，便是某日午后有一场接力赛，我在的队伍输给了他在的队伍。孩子眼里的世界很小，于是那一点微不足道的输赢竟成了天大的事，我气得眼泪汪汪，就连晚间散步时碰见，我也要作势不理他狠狠地翻个大白眼。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记忆。我在上海念大学期间父亲回老家时见着了他的父母留下了我的电话，后来便收到过一次他的短信，说是在无锡，得空了见一面叙叙旧。我也着实高兴了一下，觉得这缘分真奇妙，兜兜转转也还没有尽了。只是这之后却又再没有联系，大抵所谓缘分也不过是对这飘零世事的一个浪漫解释罢了。

放学回家后如果奶奶还没准备好晚饭，我就会端一个小凳子在靠近平台的台阶边坐下，放一个菜板在台阶上用两把为我特别打磨的小刀开始剁青菜，要很细很细。奶奶说，若是粗了，母鸡吃了会不消化。我时常担心鸡妈妈的不消化会影响到我早餐的规律性，于是就更加仔细了。晚饭总是很简单的，吃过之后我就会去洗碗。爷爷捡了两块砌墙用的红砖，我踩在上面才够得着水龙头，可以洗碗洗他的臭袜子。如此想来，五岁的我倒颇为能干，洗衣洗碗，打扫喂鸡，一件不落。

我出了水痘，正当热的时候。奶奶用纱巾裹住了我的头和脸就不再管了，爷爷拔了一根鸡毛给我说痒了就扫一扫。学校不让去了，奶奶不给我买凉鞋我便穿了一双拖鞋套一身凉薄的夏裙在街上闲晃，看人来人往，我就这么无所事事地晃荡了一星期，水痘消了，没留下一点疤痕。如果不是母亲提起我大概永远也不会觉得委屈。也许真的很痒，可我忍忍也就过了；也许真的寒碜，可我踩着一双小拖鞋也感到满足；也许看起来孤独，可我觉得不用上学能四处蹦蹦跳跳心里欢喜得很。其实，快乐就好，快乐就没有必要去埋怨，即便我真的不曾被善待，那我至少也不曾被亏欠。

每隔一段时间我会和奶奶一起乘车去万盛看望小叔一家。弟弟还不会说话不会走路，我也不记得他是否唤过我一声姐姐。只是在我离开重庆以后小叔也离家出走了，阿姨改嫁，我便再不曾见过我的堂弟。可这消失已久的堂弟却总是比我在爷爷奶奶那里更有存在感。

那年生日我收到了一个5毛钱的小蛋糕，我想我是很开心的，因为那个粉色盒子装着的涂满劣质奶油甜得掉牙的蛋糕很好吃。后来回家母亲却时常抱怨，说弟弟的生日有两百的红包，可我呢。在我学会算数以后也终于发现了这不同数量级之间存在的不公平。可若想起，我仍只是觉得，那个小蛋糕真的好吃，我每天都想偷偷买。

在这里的一年很快就结束了，母亲把我接回了家，据说她见到我的时候哭了，因为我又黑又瘦，一双小脚由于常穿拖鞋而变了形。我却不记得这场景，只是闭眼睁眼后就到了另一座城市，我有了一间新的卧室。我每天仍然6点就起，父母还在熟睡我便把垃圾拾掇拾掇，穿过小区的庭院扔到大门口的大垃圾桶里，然后静静地等着所有人苏醒，开始新的一天。和平年代兵工厂的业务逐渐萎缩，这一朝繁荣一朝衰败的事情总是很难说得清楚，老厂区迁到了新的地方，我也就没再回去过了。

这是我在重庆待得最长的一段时间，印象却是支离破碎的。我总想不起晚上的样子，每次回忆都是清晨，下了雾，湿漉漉的，叶尖结的晨露欲坠不坠，手指轻轻一弹，露水就回到了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