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亿七千五百万年前，泛大陆碎裂，大陆漂移，带着分散的有机物最终形成现在的多样物种。就如达尔文理论所说，今天不同人类种群的进化源自于基因突变和当地自然选择所带来的压力。（自然选择压力包括->） 诸如不同的气候，食物资源，地方性疾病。因此，肺癌根据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治疗应对方式。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出在亚洲的肺癌患者是一个特殊的患者群体，他们的情况与基于北美肺癌患者的标准资料并不相同。在亚洲国家中，早期症状出现的平均年龄要早很多（40-50岁）。 许多终生都不曾吸烟的同类肺癌变异受害者，癌变源于他们受到了许多地方性的风险因素影响。 这些因素包括：严重的空气污染，挥发性的厨房油烟，肺结核。
这些独一无二的特性使得基于大量美国人群研发的标准化管理方式难以应用到亚洲人群。例如，国家肺癌研究学习案例中只有2%的亚洲人,所有参与的亚洲人都有吸烟史。在肺结节的风险评估中，例如Mayo诊所和VA医院的模型，所有的开发和验证数据都来自白人，黑人和西班牙人。这类研究形成的肺结节病患诊疗建议，可能难以适应亚洲人群。
有限的普适性早已在亚洲(尤其在台湾，韩国)的几个肺癌筛选案例中被证实。举个例子，许多亚洲肺癌患者非常年轻并且不吸烟（尤其女性），使用NLST标准回溯将会遗漏高达91.2%的肺癌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比吸烟史更强的预测信号，是（所有种类的）癌症家族病史和女性性别，然而这些因素并不包括在官方的NLST筛选标准内。
同样的，如今对于癌细胞存在结节可能性的评估，美式风险计算因子中并不包括在亚洲流行的结核病。最近一份中国的研究表明结核病患者转变为肺癌的概率要比无肺结核人群高11倍。除此以外，这些风险计算并不包括持续性的有毒空气污染，挥发性的厨房油烟，持续暴露于焚香和蚊香气体，人类乳头瘤病毒的感染。因此这越来越让人担心，许多亚洲病人可能被分入错误的类别并被错误的对待。
实际上, CHEST指南关于病情筛查和肺部结节的部分，在亚洲因为一系列的原因并没有被正确的翻译。这其中并不只有正确风险分层这一个问题，其它的障碍包括: 1.专家和技术的缺乏，尤其在农村地区。2.有着巨大的贫困人口的国家资源有限。3.关于肺癌以及治疗的文化和宗教信仰。4） 基于家庭的决策而非病人自主。
对于CHEST指南中存在的问题，Bai等人已经开始致力于使现在的CHEST诊疗指南适应亚洲地区。一群充满声誉的亚洲肺科专家们，在2014年一起用ADAPTE方法改善和修订了CHEST指南。
在这次修订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增加了结节筛查中肺结核的影响因素。因为肺结核在亚洲对公众健康的影响要远大于美国，发现肺结核是否导致结节就如发现肺癌是否导致结节一样重要。这两者都需要接受激进的治疗。因此在亚洲，PET扫描的依赖性较小，更加强调的是通过非外科的活组织检查过程来得到一个确定性的诊疗结果，这对中等风险病人尤其重要。
这些作者们同时提倡使用远距离医疗，让高水平的专家资源更加容易获得。对于农村地区，肺癌的评估可以通过远程放射，手机，亦或是在线的多学科讨论。在其它一些未曾预料的方式中，远距离医疗可能是极其宝贵的。在亚洲文化中，医疗的决定权往往在成年子女手中而非病人，因此提供一种医生和家庭核心成员之间的远距离交流方式，往往有助于促进正确的治疗。
尽管这份指南写的很好，急需作为亚洲地区肺癌教育资源的补充，但是在某些地区仍需要些说明和改进。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CHEST指南中的一些修订并没有事实依据作为支撑。这些作者们的确声明了这一点，但他们的理由并不清晰。
例如，这些作者们延长对结节的CT监视，从2年延长至3年。尽管对于这个无痛的毛玻璃式损伤有着充分理由：结节有可能在24个月之后才显现出生长，但一个稳定坚硬的结节几乎没可能是恶性的。更重要的是，大量的低收入病人将被影响，低价值的CT扫描会产生机会问题(opportunity problem)，实际的花费（扫描费用，辐射照射，旅行不便，长时间的远离工作）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如果病人和主要护理人员也进入专家组，这个特别的推荐可能会有很大差异。
在这一点上，亚洲的指南似乎将筛查(screening)和检测成像(surveillance imaging)的相似（有一定区别）的问题何为一类。对于某些肺癌死亡高风险的病人，有充分的理由用CT每年进行一次肺癌筛查，并提供足够的资源保证及时,安全，有效的下游评估和结节成像检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有着坚硬稳定结节的病人需要进行超过两年的CT检测。
同时，（亚洲指南中的）许多建议需要新技术和专业的知识来进行高级的微创治疗，例如虚拟支气管镜检，径向支气管内超声（radial endobronchial ultrasonography），导航支气管镜检查。即使在美国，这些技术也并不是全国都有的，因此在亚洲大范围可获得这些技术的可能性就更小了。作为一个警告，这份指南强调，有着疑似肺结节的病人必须咨询正规机构。对此区域化或者医疗中心化对于某些大城市可能是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但当遇到大量肺结节患者时，实践可能比预想更具挑战性。此外，中心化对于病人来说需要更多开销，也更不方便。肺结节评估中心会更倾向于有着社会经济优势的病人，造成更多的治疗差异。
总体来说，承担了如此艰巨的任务，这些作者们理应得到赞扬。这一点很明确，(人们)需要一份考虑了所有独特风险因素(基因，文化，环境)的亚洲版本的CHEST结节评估指南,它从西方的副本中区分出来了亚洲人群中的肺癌。然而，由于缺乏优质的数据，许多的修订基于专家们的意见，并且只有有限的来自胸腔科和胸外科的意见领袖参与其中。未来对于该文件的修订可能会考虑容纳一个更大的专家组，不仅容纳学科性(例如:内科肿瘤学,放射肿瘤学，胸透科，初级护理，病人代言人),同时包含一定数量的亚洲国家代表，尤其是一些处于低社会经济状态地区的代表。任何一份高质量的指南，建议的程度应当充分考虑经济承受能力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将成本高效益(cost-effectiveness)定义为任何少于三倍年人均GDP储蓄的事物。因此，包含一些能够表明在贫困国家中对这些问题具备偿付能力的数据，可以持续支持他们的正确性。
就如Bai等人明智的声明，这份刚开始的指南仍然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工作。我们希望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之下（例如提供者的反馈和新浮现的证据），这份重要的文件会随着时间不断进化，直到成为以亚洲为中心，具备成本高效性，并被所有相关人士所接受。
译者注： 由于时间有限，翻译可能存在些许错误，如有可能请参阅原文: <
Importance of Being Adaptable Developing Guidelines for Lung Nodule Evaluation
in Asia>>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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