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与人称

作家一个常常挥之不去的困惑是：无法在戏剧化与真实性之间寻求平衡，作为创作者的他们无法忍受人生的平庸与平淡，努力寻求在人生中注入些许诗意，长此以往，当他们再次试图叙述一段往事，分享一段隐情甚至只是描写一幅即景时，都无法做到完全的去戏剧化，真实性成为一个难以兑现的诺言。此时，最擅长言辞的作家们却成为最不擅长表达自己的人。

我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writer，甚至从未严肃的看待writing这项工作，在众人相轻的当下，一个人常常因为极为普通的行为而被打上某些自己也莫名其妙的icon，圆滑者则会以嘲笑别人为始，而以自嘲为终，毕竟这是一个解构一切的时代，除了娱乐至死我们不应再奢求更多，而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不存在任何严肃的事业。

我并非不满于这种解构的盛行，在某种程度上我为旧有的道德高塔的坍塌而欢呼，向往在后解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谅解与宽容，而少些说教与教条。但是当一个人在丧失表达能力的同时，又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失去信心，他又可以期待些什么了？他治愈不了自己渴望戏剧化的痼疾，却又因不能坦陈自身而自责，他怀疑创作的意义，却又知道表达本身不可能就此消失。在以上二难里，他需要艰难的寻求平衡。

我不是一个writer，却同情这个时代里他们的共同遭遇。以我浅薄的经验，我向他们推荐摄影作为一种新的自我表达方式。在这里我们不再像写作那样受到失语的限制，而也能避免绘画与身俱来的过于戏剧化，此时我们只是作为一个媒介，向观者传递眼前的即景而已，而我与这幅即景无关，也不参与任何意义上的叙事或抒情。但是，问题随之而来，如果摄影只是一种传递，那么他在什么意义上满足了表达的欲望了？

我意识到我对摄影的理解过于浅薄，我试图去理解摄影理论，为我的观点寻求辩护。虽然涉及摄影技术与摄影史的书籍多如牛毛，却极少有书籍谈论摄影作为一种广义艺术的美学方面，直到我发现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她写道：

“绘画与散文只能是一种严格选择的解释，照片则可被当成是一种严格地选择的透明性。可是，尽管真确性的假设赋予照片权威性、兴趣性、诱惑性，但摄影师所做的工作也普遍要受制于艺术与真实性之间那种通常是可疑的关系。哪怕当摄影师最关心反映现实的时代，他们无形中仍受制于口味和良心的需要……虽然人们会认为相机抓住了现实，而不只是解释现实，但照片跟绘画一样，同样是对世界的一种解释，尽管在某些场合，拍照时相对不加区别，混杂和谦逊，但并没有减轻整体操作的说教态度。这种摄影记录的消极性—以及无所不在—正是摄影的“信息”，摄影的侵略性”

桑塔格的论述不可避免的让人联想到历史学派的“观察负载理论”的观点，以此为始，我们会想到诸多学科的诸多学者所提出的观察的“非中立性”原则，虽然他们的表述各不相同，但其基本的思维原则类似。桑塔格此处论述的独创之处在于，他将摄影看作一种广义的观察，一种利用器具但又受制于器具的观察，而这种观察必然受到摄影主体的理论与情绪的影响。

我们似乎不用再担心摄影的表达问题，因为如果它必然带入摄影者的观感，那么自我表达就是顺理成章的了。然则，摄影者在正视这种现实的同时，是否应该纵容这种现实了？作为一个彷徨于戏剧化与真实性之间的人，我似乎再次陷入了这种两难。

当我细究摄影与写作表面上的相似性时，我发现两者在自我表达上方式上仍有些许不同。摄影确实不可避免的带入摄影者的观感，但是带入的方式并不与写作相同。写作者通常以第一人称带入自身（不包括小说或其它虚构类作品），而正因为他以第一人称出场，他就认为他自身有坦诚的义务，否则就是谎言或非真实，戏剧化与真实性之间的张力也就此扎根。但是除自拍以外，摄影者通常不会以第一人称进场，摄影的角度通常是客观的第三人称，虽然我们不再幼稚的认为摄影者只是传递影像，但是我们仍有信心相信摄影者并没有伪造一个场景；虽然在图像的拍摄，选取，后期都带入了摄影者的情绪与创作的欲望，但这种带入是一种更为隐晦的带入，是一种消弭了叙述者本身的带入。当自我消融于构图、色调、光线的综合时，摄影者既表达了自身，又免于了“非真实”的愧疚。

一个可以明显识别的趋势是：现实生活中无论是严肃还是业余的写作都在日益减少，而摄影却在日益成为一种大众艺术，联想到写作的低门槛与漫长历史，摄影作为一门新兴的和具有较高门槛的艺术形式能够大众化，表达的便捷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一个更为隐晦的原因可能是，现代的人们似乎越来不擅长表达真实的自我，抑或越来越受“非真实”的困扰，摄影作为一种第三人称的艺术，让叙述者既表达自身又隐藏自身。当照片引发观众或欢笑，或流泪，或愤慨时，摄影者在幕后为自身被理解而深感欣慰，而当一切都散场，那个真实的自我只会在深夜摘下面具，自言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