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在研究海尔公司的企业管理。海尔公司是组织架构极度扁平化，权力极度去中心化，决策极端自治化民主化的典范。海尔，几万人的企业，能够做到企业管理民主化，自治化，是一个创举，而且还在深化企业改革。但也有不足，就是海尔难以做到共享财富，资本共有。但话说回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远远做不到海尔的水平。用奈格里的话说，当今世界形成了以“帝国”为中心的统治秩序。奈格里用帝国来描述去中心的、无疆界的、超民族国家的全球化政治秩序，进而尝试用“诸众”这个概念来指认一种处在“帝国”秩序之下、而又反抗着“帝国”统治的历史主体。在哈特与奈格里的乐观构想中，“诸众” 作为新时代的主体，一方面保持着多样性和内在差异，另一方面又能够自发地联合起来展开抗争性的政治行动，而他们的行动则是以各个“奇异性”在“共同体”当中共享财富为基础的。帝国，企业，国家组织，政党，政府，军队，等等这些庞然大物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体制，当企业管理在日益民主化的过程中，哪怕只是表面的民主化，其他组织却停滞不前，这值得引发人们的思考。我的思考结果不同于奈格里的鸿篇巨著，洋洋大论，我更多地针对的是技术上的细节。我认为，之所以企业在民主化，而帝国在膨胀，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计算”。不同于帝国秩序中，主体间极为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企业的利益关系极为简单，帝国是长期历史进化的结果，是生成性体系，而企业是近代人为设计的结果，是逻辑性体系，帝国包容一切人类关系，而企业只涉及资本的利益，前者中的关系难以量化，难以经济计算，所以就难以在多样性的诸众中引发统一的抗争行动，而企业中的关系极易于量化，容易经济计算，所以待时机成熟时，企业管理就会引发变革。我始终相信一点：推动世界进步的力量不仅仅有恢宏庞大的思想体系，也有微妙的技术性因素。
其实我觉得分布式账本技术在学术上最有用的一点在于记录“真实的历史信息”，也就是防止相关利益者篡改和销毁历史信息，也为了由保管不当造成的历史信息的湮灭，这对于后世研究现世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在大多数国家，由于政治上的障碍，这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办到。分布式记录的共享数据对政府当权者是一个威胁，这需要民主运动的推动。而且，我极力建议人们发明出一种新的信息记录机制：也就是类似于“会计式记账技术”去记录历史，具体做法就是基于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的基础上，得到每一件商品从生产到最终消费的来龙去脉，得到每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大致轨迹，得到每一个社会组织从诞生到解体的大概信息，根据每一类信息的信用等级进行等级划分，分为绝对可信，很可信，不太可信，不可信等，由于数据和信息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可以由绝对可信的数据去验证其他类信息的真伪，并提出纠正和勘误，直到得到相对可靠的“历史信息”。不过，这里需要对民众隐私进行保护，并且防止这类关键信息被不法之徒利用，不仅仅是针对人们的犯罪，还有就是被政客们用来分析和操纵民众。这需要良好的机制设计。总之，过去的历史依靠一堆模棱两可的信息，并不得不依靠考古学发现，而未来的历史研究则依赖于技术进步和互联网。
一点关于CPA,CFA,NBE(国家司法考试)等职业资格考试的碎碎念：如果把人类世界的知识，信息和技能分为两类，那么可以只分为理论，和，理论的应用。如果把理想世界(理论中的世界)看做是一只雄鹰，那么理论可以看做是理想世界这只雄鹰的影子。那么理论的应用可以看做是，人类仿照这个影子临摹出来的鹰的样子。哲学谈论世界本原，数学研究抽象结构，经济学研究理性博弈，物理学研究宇宙本质。等等。所有这些基础学科都是理论主导的，而其他知识就是理论的应用，都是以这些基础学科作为基础的。注会，国家司法考试，等等这些职业考试，毫无疑问，都是理论的应用。不涉及原理，也不涉及推理，不涉及实验，观察与归纳，只涉及怎样操作。人类学习这些怎样操作的学问类似于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人。按照固定的程序与法则去操作。这只是技能，丝毫不关于这令人好奇的世界和神秘莫测的原理。这是一个物化的过程。也许有人只对这种默守陈规的知识很在行，很感兴趣，但他们也失去了探究世界的机会。更何况，理论本身内蕴着逻辑。而理论的应用却不一定内蕴着逻辑，因为毕竟人类的仿照刻画都要屈从于现实，现实世界以其神秘的面目隐藏了背后暂时不为人知的规律，人类暂时无法掌握，那么对于学习“理论的应用”的人而言，就无法通过探求其逻辑性而快速学习，深化学习效果，就会需要死记硬背，强行记忆。就好比经济学中CAPM模型是一个完美的刻画资本结构的模型，而会计(或者是理财学)中的资本预算却无法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从而导致你无法加深记忆。最后的结果就是学习非常效率低下。毕竟人类的记忆更容易适应有逻辑和缘由的东西。
大宗商品交易，能源矿产和房地产行业自带腐败属性。大宗商品，房地产以及能源产业最容易滋生商业腐败，因为这些商品在属性上属于政府（需要向政府购买）或者需要得到政府的审批或者需要在政府的安排下竞价。因此企业就可以利用政府中的委托代理结构（即政府官员的私人利益和全体人民利益的不一致）来达到自己尽可能压低价格的目的（如购买土地，购买矿产开采权，购买能源开采权）。举一个例子，比如，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交易商嘉能可～它与银行业中的高盛集团一样，在实物交易世界，公司的性质为私营合伙公司的全球最大大宗商品交易公司嘉能可集团无处不在，饱受争议。作为一间营业额高于雀巢、诺华制药和瑞银的公司，其生意网络遍及40个国家，拥有2000多名交易员、律师、会计师和其他专业人士，即时收到有关中亚石油或南亚蔗糖的各种市场和政治情报。其年轻、业绩非凡的员工在各自的市场独占鳌头。公司的高层人士与俄罗斯寡头和非洲矿业巨头私交甚好。与高盛一样，嘉能可凭借自身的影响力，在涉足的所有交易中，都能得到最为优惠的条件。至于怎么得到的，小孩子都知道。为了得到优惠的条件，嘉能可主要面向第三世界国家的腐败政府官员行贿，进行利益交换和利益捆绑，中国的万达等房地产企业在崛起过程中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巴迪欧的数学本体论研究有多深入？他是否缺乏相关的高阶数学知识？结论是：他缺乏模型论和范畴论的知识。不过他也正在学习。对于康托尔非形式化的集合论其实还没有达到可以研究本体论的水平，只有在法国传奇的布尔巴基手上才将整个数学领域真正的现代化和形式化。巴迪欧的数学天才就是在于他清晰掌握了二十世纪逻辑学和整个数学领域的思想史——当然没有了Lurie这样被人漠视的天才美国数学家，也不会有任何国家的哲学家和数学家像巴迪欧一样在严谨反思数学基础的传统，但跟英美不同，法国人对融合了哲学的运算和高等数学的掌握可深刻多了——包括Cohen的连续统假说的不可证和不可证伪性，这一切都是指向存在的必然性。就好似ZFC集合论的稳定性也是不可证伪的一样，但是这个也是否定性的本体论模型，我还是以为巴迪欧要真正通过深入现代模型论、范畴论来解决数学基础的问题才可以建立积极的本体论，就是一个包括了自指形式的数学系统。在《存》和《诸》二书中有关拉康对符号和其欠缺的概念已经证明了巴迪欧至今的方法是正确的，现在只是差一小步。 不过，巴迪欧缺乏高阶数学知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了。他缺乏范畴论和模型论的知识。
我最近看了一眼猎鹰重型火箭的回收过程，真稳啊。火箭，尤其是重载火箭，回收最大的难点是，在着陆段怎样根据火箭的当前位置、速度、姿态等信息，在线实时计算出发动机推力的大小和方向，以实现安全精确着陆，其最核心的技术是着陆段的制导算法。我十分怀疑马斯克和spacex的团队用了深度学习技术训练强化制导算法。因为你会发现spacex可回收技术的进步幅度(曲线)和深度学习技术进步的幅度几乎是吻合的。火箭回收对着陆制导算法的要求一是可靠，二是计算速度快，箭载计算机要能在两三百毫秒以内计算出满足多约束条件的最优飞行轨迹。这么看的话，火箭回收技术十有八九用了凸优化方法和拉普拉斯变换等相关的数学方法。
社科理论研究究竟有什么用？上世纪九十年代全国国企员工大规模“下岗”，其中以东北地区尤甚。国企裁员改制无论如何在事后还是当时看，都是非常武断而粗暴的，野蛮而有失公平的。人们明明可以采用更高明的办法和政策去执行国有企业改革，却选择了效率偏低，最有损公平的改革政策。早在80年代，在法国图卢兹产业经济研究所中，让.梯若儿和拉丰就对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政府规制和激励的机制设计有着完美的数学证明和理论论述，然而当时中国可能连一个读懂梯若儿理论的人都找不到，更缺乏改革所需要的法治和制度环境，最缺乏改革的良好的政治动机和有效的政治决策。客观地讲，社科理论从诞生到实际应用至少要推后几十年，即便理论是对的，严谨的，有效的。社科理论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社科理论想发挥作用必须具备有利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拥有理论却缺乏好的政治经济环境，只有少数情况下，人们有了环境却没有合适的理论。好的社科理论研究只是为人类更美好的未来增加了一些可能性，而实现美好未来还是要依靠斗争和合作的艺术。
虽然说科研水平对一个的国防力量有着很大的影响，可也得看这科研水平具体是怎么回事。二战前夕波兰匈牙利挪威乃至于欧陆第一陆军强国法国的数学研究水平都非常强大，可他们旋即被驱逐和迫害了大批数学家的纳粹德国打败并占领。这些纳粹的手下败将的数学研究水平乃至于平均受教育水平都高于当时的日本帝国。可日本的综合力量还是胜过匈牙利波兰挪威。影响国际关系和大国战争形势的因素纵然是经济军事和科技的综合比拼，然而显然一千个战斗机工程师还是胜过一个数学家的，一百个王牌飞行员还是胜过一个数学家的。一个国家在基础研究领域纵然再强大，如果无法没有好的科研体系和足够的财政资金去支持国防科研，智力资源还是无法转化为战斗力的。波兰匈牙利挪威败在了他们糟糕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当时三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和微薄的人口，而由于人口稀少，人均经济产出低，三国的经济总量小，可拿出来的可用于国防的财政资金更是少。打不过纳粹很正常。
其实，我觉得之所以中国文明或者说中华文化饱含深入骨髓的实用主义，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没有发展出基于公理化系统和证明基础之上的数学，以及之后的物理学和哲学。中国的古人研究半天理论，都是什么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这东西说不靠谱是真不靠谱。于是，中国人总认为“理论用处不大”，“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是，中国古人没有遇见过真正好的数学。否则，如果中国古代有古希腊那样的数学。仅凭写写画画，从几条简单的公理出发，经过推理，就可以得出千秋万代大量颠补不破的结论，中国人怎么会有“理论不靠谱”这种刻板印象？哎，文明(文化)的发展真的是机缘巧合，真的是一环扣一环啊！
科学是影响一个悠久文明走向的思想源头。它不限于时间上的源头，还意味着重现思想与文明开端的溯源能力。这也就是说，它能让我们重回事物的逻辑起点，体验到最初的、边缘上的取向如何发生，并由此而生出某种边际处的敏感。非科学的文本则已经处于某种框架之中，后现代以来的反科学潮流则指一种以“肆意解构任何问题”为标榜的倾向，否认科学有当下及未来的活的真身。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没有科学的国度，只有西方器物层面——自然科学应用和社会科学实践——技术（高科技）的至高无上与无处不在。形而上学与科学同属于一个观念普遍主义的思路。“现代自然科学、现代数学和现代形而上学都是源出于广义上的数学因素”(《海德格尔选集》，第875页）。但我们也知道， 数学同样是古希腊形而上学的形成因素。也就是说，这种包含大量数学因素的观念普遍主义才是西方文明的内核，古有柏拉图理念论，今有胡塞尔现象学。技术则被排除在这个观念普遍主义之外，它只是科学原理的某种应用。没有科学的技术是不能长久的，正如没有源泉的水潭是不能清澈的。
为什么背诵和长期记忆如此重要？只有将记忆内部化才能构建自己内心的系统，更能够适应因偶然原因陷入的孤独的处境中。葛兰西、索尔仁尼琴、曼德拉等人的经历就是证明。而目前，只有背诵和有意识的记忆才是记忆内部化的关键手段。“一个能记住史诗、《共产党宣言》、诗词歌赋、计算机快捷键、化学方程式、数学定理及其证明过程、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日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章节、名人格言的人，比不懂得培养这种能力的人占了更大的便宜。前者的意识不受环境产生的秩序限制，他总有办法自娱，从自己的心灵内涵中寻求意义。尽管别人都需要外来刺激——电视、阅读、谈话或药物——才能保持心灵不陷于混沌，但记忆中储存足够资讯的人却是独立自足的。”
《犹太人为什么在十九世纪后开始学者频出？》
大家可以有空儿调查统计一下犹太裔科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在整个学术圈的占比在产业扩散到欧陆之前与之后的状况。你们会发现，产业革命扩散到欧陆前19世纪上半叶之前，犹太学者特别少。而之后特别多。也就是说，只有当产业革命扩散到欧陆时，打破了原来的封建经济，孕育出了伟大的工业经济，工业资本主义时，在土地，政治和财产方面受到极大限制的犹太人才能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其中尤其是德系犹太人。爱因斯坦，格罗滕迪克，马克思，哈伯等都是。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冯诺依曼也是。由于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中世纪，教会名义上禁止天主教徒从事金融活动，所以犹太人成了权贵们的白手套。犹太人干了至少几百年的金融行业，锻炼出了极致的商业和金融文化。这使得他们在到来的工业革命中大显身手。而且，最关键的是，工业革命极大地减轻了宗教迫害和宗教歧视，犹太人获得了正常的(高等)教育机会。他们一方面利用自身的商业才能获取了大量经济利益，转而又有了高等教育机会和学术机会，又由于犹太人传统上重视教育，更由于一代代的对犹太人的打压迫害使得犹太人将资金全部投入到人力资本中，进而使得犹太人进化出了比其他民族更高的智力。最后犹太民族成为了世界学术圈中的中坚力量。Gary Becker给过一个简单解释：如果物质资本随时受威胁，可能在迫害中被抢走或毁灭，那更划算的是投资人，提升人力资本。所以，历史偶然造就的犹太人重视教育的文化，不停对族群做筛选，同样起到了提升犹太人整体素质的作用。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厉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马克思的这个说法固然很对。但更多的还是，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不仅摧毁了宗法制和其基础上的封建关系，也为犹太人带来了自由。没有工业革命，商品经济大发展，金融资本主义的出现，犹太人就没有施展商业才能的机会，也没有得到高等教育和学术职位的机会，更没有将自身的金钱转化为人力资本的机会。工业革命扩散到欧陆前，学术重镇英法德你几乎找不到犹太裔的著名科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休谟，霍布斯，洛克，伏尔泰，牛顿，拉瓦锡，高斯，欧拉，莱布尼茨，伯努利家族，费马，以及法国那一大票数学家等等前十九世纪学者都不是犹太人。等到了十九世纪，犹太科学家就开始频出了，二十世纪更是如此。伟大的工业革命，对！是伟大的工业革命给了人们自由，更给了犹太人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犹太人不可能在中世纪诞生出像托马斯阿奎那或牛顿那样的学者，但可以在近代诞生出像维特根斯坦和格罗滕迪克那样的学者。”人啊，不仅要考虑自我的奋斗，还要考虑历史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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