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一下超稳定结构的概念，这个结构是由三个子系统组成的：以地主经济为特色的经济结构、以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为特色的政治结构、以儒家思想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文化结构，这三个子系统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结构，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器。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所谓的稳定器是对两千多年整体的古代社会起到稳定作用，而对一个个朝代来说，它既有稳定的作用，又有破坏的作用。而总体的稳定恰是由个体的不稳定带来的，这个逻辑听起来有点玄乎，但是看后面的介绍就很好理解了。这一讲来说说稳定方面的作用。
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结构
在秦朝统一之前，中国是封建社会，就是诸侯割据。秦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这是中国政治制度早熟的体现。有人说罗马帝国与秦汉时代差不多，为什么不说欧洲政治制度早熟呢？我觉得主要有两点：
其一是秦朝的中央集权更彻底，典型表现是郡县制，中央权力深入到了县。而罗马帝国的行政区划是“行省”，行省源于拉丁文provincia,有“委托”之意，罗马早期是共和国，但随着战争扩张，征服的地方越来越多，管不过来了，就把被征服的区域划分为行省，派出总督去管理，总督的权力非常大，民政、税收、军事一把统管，这确实像是全权委托了。这与中央集权的本意恐怕就差距颇大了，倒更像是封建。
其二是西罗马帝国一旦灭亡，欧洲的大帝国就消失了，直至今天欧洲也没有再次统一过，在漫长的中世纪，欧洲就是如同中国春秋时期那样的封建社会，小国林立。而秦虽然二世而亡，但此后直至1912年清帝逊位，两千多年基本上沿袭秦制，政治体制始终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官僚帝国。所谓早熟，我觉得更多是指这一点——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不仅出现的早，而且一经出现就十分成熟，成熟到竟能维系两千多年而没有大变化。
为什么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那么早熟？这里面有几个特殊因素在起作用。
我们先来看欧洲为什么难统一。马克思对小国林立的封建社会有一个比喻：它们好像是一个袋子里的一个个土豆，互相不发生联系。确实，封建社会是小农经济，封建庄园作为基本的经济单位自给自足，相互没有联系的需求，也缺少联系的能力。或许偶尔会出现有野心有能力的封建庄园主，搞兼并搞侵略，把地盘扩大，但他找不到足够多能管理新地盘且直接听命于自己的人，最后就算地盘大了，也只好继续分封下去。“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这就是封建制下管理关系的写照。
中国的封建社会按说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个个土豆，互相缺少联系，为什么就能成为成熟的中央集权帝国呢？因为中国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因素——士阶层。在士阶层出现以前，封建社会的主要阶层有君主、贵族、大夫（可视为诸侯下面的小贵族）、农奴，前面说了，这种构造下，不仅封建领地横向之间很难有充分的联系，纵向的联系也是很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君主如果直接命令诸侯下面的大夫，这是非常严重的失礼事件，大夫也不会去听君主的。当然商人是可以起到沟通联系的作用，但商人地位不高，可起的作用太小了。
士阶层出现之后，横向和纵向的沟通一下子就给打通了。士是历史上未有过的自由民，他们是诸侯或大夫的后代，但由于中国从周朝开始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即便是地位显赫的家族，其小宗在历经两三代之后也就失去了贵族的地位。他们没有头衔没有地位，可他们毕竟是世家出身，有文化有能力，“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商鞅就是典型例子，“商”是变法成功后封地于商，商鞅本名是公孙鞅，卫国人，所谓公孙就是公的孙子，是卫国国君的后代，经历几代已经成了没名位没财富的“士”了。
公孙鞅们穿梭于诸侯国之间，被君主任命为官员。以士为官员和过去以贵族为官员不一样了，贵族管理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封地，封地内部的事务贵族说了算，君主说了不算。而士不一样，任命你为郡太守或县令，你就是一个公务员，干得好升官赏赐，干不好就把你免职，还可以任意的调动。于是，真正的中央集权就成为可能了——有了大批可以管理郡县的官员。
欧洲为什么没有出现士阶层？一个解释是欧洲不是嫡长子继承制，而是平均分家，这导致的结果一是不容易出现大批像“士”这样有知识而又无地位无财产的自由民——有点家产和爵位，甭管多少，也就凑合过了，而士不奔走各地就没饭吃，实现不了自己的价值。二是不容易形成集中的力量，强势老爸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生了好几个儿子，一分家又分散了，这也是欧洲历史上难统一的原因之一。当然统一有统一的好处，分立有分立的好处，近代欧洲能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与这种分立的形势有很大关系。
士阶层是中国独有的社会现象，在中国历史上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没有士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从这个角度讲，所谓的帝制社会，实际是皇帝与士阶层共治的社会。余英时先生有一部书叫《士与中国文化》，值得一看。
中国还有一个特殊因素——汉字，汉字不同于拉丁语系文字的地方在于它是表意的，而不是表音的字母文字。字母文字相对容易学，但它很容易受不同地方口音的影响，方言成千上万，同一种字母文字，在不同的方言地区就很容易被改造成不同的样子，这就导致欧洲语言文字分割的很厉害。汉字则不同，它是表意的，陕西人和广东人对话互相听不懂，但写字交流，一模一样。这就让大一统有了文化基础，士阶层是纵横沟通的介质，而全天下的士所学都是一样的，尤其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学的都是孔孟之道，儒家经典。儒家是入世的，讲究内圣外王，讲究大一统，所以作为整个中央集权帝国粘合剂的士阶层，都是尊王的，都是尊崇大一统的，所以这个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结构天然具有维护统一的稳定作用。
地主经济为特色的经济结构
地主经济不同于封建领主经济，地主经济的主体是地主和自耕农，而封建庄园经济的主体是封建领主和农奴。后者有人身依附关系，而自耕农并不依附于地主。所谓自耕农，就是国家授予他土地，他耕作土地，向国家交税，为国家承担劳役。地主同样也是向国家交税，从这个角度看，地主和自耕农有财富上的多寡之分，但地位是相似的。
真正的中央集权一定会推行这种国家直接向农民收税的地主经济（收税的形式另说，也可以是乡绅地主代为征收），尽力避免农民和地主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因为中央集权是需要大量成本的，数量庞大的农民是税收的稳定来源，如果农民像农奴那样都成了封建领主的附属物，中央就难以获得足够的税款来维持庞大的官僚体系，中央集权就会崩溃。
地主经济模式下，最理想的状态是政府依据人口变动实时的变更土地权属。比如有人去世，就把他名下的土地收回来，有人成年，就及时的分配给他土地。但在古代管理条件下，这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为了维持土地的流动性，就只能允许土地买卖，自耕农干得不好，只有把土地卖给别人，给别人当佃农，但如果干得好，也可以买来土地，扩大规模，国家仍然可以收到税款。
土地的流动性是古代社会的稳定机制之一，但它是一把典型的双刃剑，很容易变成破坏稳定的机制，这个后面说。
儒家思想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文化结构
思想文化子系统最后一个说，不代表它不重要，相反，我感觉这是作者最看重的一个因素。前面说的中央集权的官僚结构其实很大程度就是讲儒家思想，中国的帝制与儒家思想是分不开的。所谓的士，到了汉武帝之后就是儒家知识分子，而帝国各级官员的正经出身只有一个，就是读书人，所以可以说整个帝国就是儒家知识分子在管理，你可以想象这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有多大。
儒家知识分子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他们尊崇大一统，天然的反对分裂。唐朝藩镇割据，最典型的是唐末的河北三镇，而河北三镇的长官都是安禄山史思明的旧部，都是武人，不是儒家知识分子。而以儒家知识分子为主官的藩镇，即便在唐末，也仍然是服从中央的，甚至有向中央献出藩镇的例子。
儒家思想作为古代中国稳定器，其最重要的作用莫过于家国一体。中国古代社会又称为宗法社会，民间是聚族而居的，一个家族俨然就是一个国家的缩影，皇帝治理天下用的是儒家那套东西，族长治理家族用的东西和皇帝一模一样，也是儒家那一套，所以族长就是家族内的皇帝。儒家的修养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今天我们感觉齐家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家不就三口人嘛。古代的家族可不是一回事，明朝江西有个家族号称天下第一家，这个家族十代未分家，聚族而居达上千人，你想若能齐得了这个家，别的什么事情做不了？
构成帝国的细胞是一个个家族，而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都烙印了中央集权官僚帝国的DNA，即便帝国解体了，新的朝代一旦建立，这些DNA立刻发生作用，很短时间就又复制出一个官僚帝国来。这就是儒家思想在超稳定结构中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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