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64天《 轻重丁 第八十三》第四部分

《管子》学习第264天《  轻重丁 第八十三》第四部分

原文阅读

        龙斗于马谓之阳，牛山之阴。管子入复于桓公曰：“天使使者临君之郊，请使大夫初饬，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闻之曰：‘神哉齐桓公，天使使者临其郊。’不待举兵，而朝者八诸侯。此乘天威而动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终神。管子入复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国有恸。风重投之哉，兆国有枪星，其君必辱。国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战，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见于齐之分，请以令朝功臣世家，号令于国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请有五谷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国且有大事，请以平贾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献其谷菽粟泉金，归其财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谓乘天啬而求民邻财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财而不出，腐朽五谷而不散。”管子对曰：“请以令召城阳大夫而请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对曰：“城阳大夫嬖宠被絺纮，鹅鹜含余粖，齐钟鼓之声，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远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饥而不得食。‘子欲尽忠于寡人，能乎？ 故子毋复见寡人。’灭其位，杜其门而不出。功臣之家皆争发其积藏，出其资财，以予其远近兄弟。以为未足，又收国中之贫病孤独老不能自食之萌，皆与得焉。故桓公推仁立义，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亲，国无饥民。此之谓缪数。”

字词注释

[1]马谓：水名。阳：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

[2]牛山：山名。在齐都城临淄之南。

[3]初饬：身着黑色衣袖的衣服。初，“袀”的假借，黑色服装。饬，衣袖。

[4]天之使者乎：此句为语序倒装，意同“呼天之使者”，即对着天使高呼。乎，同“呼”。

[5]终神：求神。

[6]地重：地动。哉：同“烖（灾）”。灾害。

[7]国有枪星，其君必辱：枪星指天枪星，主捕，所以说“其君必辱”。

[8]国有彗星，必有流血：彗星预示战乱，所以说“必有流血”。

[9]收：同“荍”。荞麦。文采：华美的纺织品。

[10]左右：偏离君主号令。

[11]啬：同“甾”。灾害。邻：通“怜”。

[12]并：通“屏”。隐蔽，藏。

[13]请：降罪。

[14]絺纮：谓精美华贵的服饰。絺，细葛布。

[15]粖（yù）：同“鬻”。粥。

[16]入：纳。

[17]缪数：曲线治理的办法。

译文参考

      龙在马谓水的北面和牛山的北面打斗。管子进入朝堂对齐桓公报告道：“天上派使者降临您的郊野，请您让大夫身着黑色衣袖的衣服，左右大臣都身穿玄色礼服，对上天使者呼唤。天下人听闻了就会说：‘齐桓公真是神奇啊，天上都派遣使者降临他的郊野。’不用发兵，就有八国诸侯前来朝拜。这就是借助天的威信来撼动天下的方法。所以智慧的君主会驾驭鬼神，而愚笨的君主只会听信鬼神。”

      齐桓公求神完毕。管子进入朝堂向齐桓公报告道：“地震灾害来袭，预兆国家将发生哀恸之事。风暴灾害来袭，预兆国家将会出现天枪星，国君将会被捕受辱。国家出现彗星，一定会发生流血事件。比如浮丘之战，彗星曾出现，所以必须征服天下的仇敌。如今彗星出现在了齐国的分野，请您下令朝见功臣世家，号令全国：‘彗星出现，我恐怕要征服天下的仇敌了。请有粮食、布帛、美锦的人，都不要随意买卖这些物品。国家即将发生大事，请让国家用官价收购你们的物资。’功臣之家、人民百姓就都来贡献他们的粮食、布帛、美锦、金钱，缴纳这些财物，来辅佐国君完成战事。这就是所谓的依靠天灾来获得民间财用的惜财之道。”

        齐桓公说：“大夫大多数都把财物藏于家中不拿出来，即使粮食腐坏也不拿来发放。”管子说：“请您下令召见城阳大夫并向他问罪。”齐桓公问：“为什么？”管子回答道：“城阳大夫的爱宠都身穿华贵的衣服，家中的鹅鸭都有剩余的粥吃，每天享受钟鼓之声，吹着笙箎之乐，却不接纳同族之人。叔伯、父母、远房和近亲兄弟都没有衣物御寒，忍饥挨饿没有食物。责问他：‘你这样的人想要对我尽忠，这可能吗？所以你不要再见我了。’然后革除他的职位，禁闭他不让他出门。功臣之家就都会开始争相发放他们囤积的物资，贡献出他们的钱财，给予他们远房和近亲的兄弟。觉得这样做还不够，就会又收纳国内的贫苦、病弱、孤独、衰老之人和不能自食其力的百姓，都供养他们。所以您推行仁义，功臣之家就会兄弟和睦，骨肉亲昵，国家没有饥民。这就是所谓的曲线治理的办法。”

核心内容解读

      本篇第七节阐述了借助上天威势震慑天下诸侯的计谋。两条龙在马渎以南、牛山以北相斗，管子便建议齐桓公派人去迎接上天的使者。这是借助上天的威势来震慑天下诸侯的方法。但是，文中的管子自己清楚地知道“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这是古代政治家利用天象和神秘现象来达到政治目的的策略。

        与此类似，接下来第八节中的“彗星之谋”是“乘天灾而求民邻财之道”，利用上天灾异索取天下财物的计谋，也是利用世人迷信心理来为国家敛财。此计与《管子·轻重甲第八十》“五吏之谋”中“藉于鬼神”有相通之处，都是智者利用百姓的迷信恐惧心理，增加财政收入。在生于科学昌明之世的我们看来，此法近乎荒诞，然观察星宿判断吉凶，在古代十分盛行，《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中皆有多条记载。前文《管子·山权数第七十五》也有一则用龟作为重币敛财的案例。

      第九节阐述了用惩罚手段使功臣之家实行仁义的计谋。“城阳之谋”是严法生大德。可总结为八个字：重其轻者，榜样力量。假如桓公不剥夺了城阳大夫的爵位并软禁了他，单凭言传身教，恐怕很难达到“推仁立义”的效果。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认为，财产的兼并意味着经济血脉的不通畅，所以，政府必须站在国家整体的角度进行调通才行。历史上汉武帝也曾树立卜式——这个捐钱为国分忧的典范，结果很不成功。注家多将“缪数”解释为巧术或诈术，事实上在这些巧术或诈术后面，亦有治国的真理——治国不能单凭德教，还要依靠法治力量！

        有时，重其轻者的刑事政策不仅在政治上是重要的，在经济上也很重要。城阳之谋中，齐桓公通过对为富不仁的城阳大夫严惩，强力推行仁政，弱者得到扶助。齐桓公强行仁政的目的实现百姓均平，并不是为了社会某个阶层的利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高王凌教授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过程中发现：历史上朝廷常常既不是站在地主富人一边，也不是站在佃户穷人一边，而是代表社会整体平衡调和二者的关系。传统中国社会皇权不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在皇权、地主与农民之间，皇权是中性的，起到平衡后二者利益的作用。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历史渊源（一）

        我国古代发展出以中央集权体制为特征的国家治理体系，深刻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历史面貌。那么，为什么我国古代会发展出中央集权体制呢？和我国的地理格局、政治观念有什么关系呢？这些无疑都是从深层次揭示我国古代国家治理机制的重要问题与视角。

一 中国古代“内聚型”地缘格局与广阔疆域

        我国古代疆域辽阔，内部生态环境较为优越，外缘生态环境较为恶劣。我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地势西高东低，呈阶梯状分布，最高阶梯是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中等阶梯是包括青藏高原外缘、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在内的高山、盆地区，最低阶梯是包括东北平原、华北平原、淮河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在内的平原、丘陵区。受这种地形影响，太平洋暖湿气流北上，不断遭遇阻截，降水量的空间分布，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递减，形成三大气候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部温带大陆性气候区，青藏高原高寒气候区。东部季风气候区雨热同季，光、温、水匹配较好，是我国主要农业产地。西北部温带大陆性气候区光照充足，夏季较温暖，但年降水量偏少，呈绿洲、草原、戈壁、沙漠等生态景观。青藏高原高寒气候区地势高亢，光照丰富，热量不足，水分贫乏，以畜牧业为主。我国古代在东部季风气候区，发展出古代世界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农业经济。冀朝鼎把这一区域定义为我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而华夏文明就起源于“基本经济区”的一部分——黄河中下游地区。与东部季风气候区相比，西北部温带大陆性气候区、青藏高原高寒气候区只能发展畜牧业、狩猎业与较为粗放的农业，经济条件较差。

        这种生态格局为我国古代提供了安全而优越的地理空间，形成了“内聚型”政治格局。一方面，利用“基本经济区”的经济优势，中原王朝保持了强大国力，有力地控制了边疆地区，不断进行经济开发，推动文化传播。另一方面，边疆少数民族虽然对中原王朝构成了长期威胁，北方民族尤其拥有强大的骑兵优势，但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文明，都不足以对中原文明构成具有实质意义的挑战，反而在富庶内地的吸引下，不断进入中原，接受中原文明的熏陶，推动了中华文化的不断整合与丰富。至于海外文明的挑战，由于航海技术的限制，直到明中后期，才开始遭受“倭寇”与“壬辰倭乱”的威胁。“海之有防，历代不见于典册，有之自明代始，而海之严于防，自明之嘉靖始。”

      在“内聚型”政治格局影响下，我国古代长期保持了国家的统一，统一而非分裂是我国历史的主流，庞大的国家共同体为中华文化提供了强大的政治支持。夏、商、周以华北平原、关中平原为核心，加强对周边地区的管理，开始建立起国家。夏、商虽然只是一种族邦联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比较松散，但仍然在形式上建立起统一的国家政权。虽然这一时期还未出现“中国”的概念，但通过商代王畿与四土、四方、四戈、四至的对称，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已出现核心区、周边区的二元观念。周代通过地缘和血缘相结合，在宗法制度基础上，推广分封制度，有力地加强了对全国的统治。西周初年已出现“中国”一词，指周天子直接统治的宗周。而诸侯国称“四国”，目前所见有“东国”“北国”“南国”的称谓，更外层的蛮夷称“四土”或“四海”。

      “中国”之得名，不仅源于古代文明往往自恃文化优越、认为自身居于世界之中的文化意识，而且也因华夏族群居于东亚地理之“中”的缘故。因此，中国古人生发出自身不仅在地理上居于天下之中，生态更为优良，而且文明更为先进的优越意识。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之一列子将世界一分为三，认为中国不仅居于中间，生态适宜，而且物产丰饶，礼法发达，是优越于其他两处地理区域的“中央之国”。这一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也从政治角度，对这一地缘政治格局进行了合理化阐释：“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

        与古希腊罗马从部落发展到国家不同，中国古代的前国家形态，更主要是一种酋邦组织。部落（tribe）被描述为一种平等的社会组织。不同部落为加强保护，在保证本部落独立地位的前提下，与其他具有血缘关系的部落，建立起部落联盟。国家产生前夕，伴随着部落合并、土地买卖与人口迁移，血缘因素的影响走向式微、血缘组织遭到破坏，相反，地缘因素显著成长、地缘组织占据主导地位，跨越血缘的民族与国家，开始在较广地域上逐渐形成，管理整个国家的法律也逐渐产生。伴随人类学展开对越来越多早期人类社会的调查，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在平等的氏族社会与文明社会之间，增加一个不平等的氏族社会阶段，这便是“酋邦”。在氏族社会，伴随集体成员生产活动与产品分配需要越来越多协调，从而导致首领个人权力增强与管理机构的出现，并继而导致成员按照与首领亲属关系远近的标准，产生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于是平等的氏族社会便进入不平等的氏族社会，这便是酋邦。因此酋邦的实质是一种不平等或有等级的氏族社会。童恩正在《文化人类学》一书中，最早将酋邦理论介绍到国内。在《中国北方与南方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一文中，童恩正对比了南北地区酋邦的不同发展轨迹，指出约公元前三千纪的后半期，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的总体情况，可以印证文献记载中的五帝时代。当时居民逐渐以部落为主体，以“城”为核心，发展成古史中所谓的“国”或“邦”，这应该便是酋邦。此后，以黄帝为首的酋邦逐渐吞并周围的部落或酋邦，推进更大实体的产生。禹最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与此同时，位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虽然也进入了文明的前夜，同样建立了众多的酋邦，但由于居住分散与生活方式的差异等原因，未能实现向国家的演化。

      而酋邦的发展方向，便是国家。在诸多学者看来，国家在最早形成时，形态并不完善，属于一种“早期国家”。伴随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的转变，社会整体度逐渐提升。而远古中国就呈现出不断凝聚、整合的历史进程。谢维扬指出夏朝是中国早期国家的发生期，二里头遗址可以证实古文献关于夏朝国家的记载是真实的。虽然夏朝仍然基本保持了酋邦形态下以部落为基础组成社会的状况，这表现于众多的“某某氏”上；但这些部落开始承认自身属于夏朝国家的一部分，土地也属于夏朝国土的一部分，部落本身也逐渐消亡，演变为一个个家族组织。与此同时，夏朝开始建立王权、国土、官僚机构、军队、意识形态、财政制度、法律等，而宗教也开始与国家机构分立。王震中较为完整、系统地梳理了远古中国逐渐整合的历史进程。黄帝以前是一个男耕女织、政刑不用、甲兵不起、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社会。黄帝时期，开始出现尊卑礼仪，以强胜弱，以众暴寡，外用甲兵，战争突起，是一个出现不平等、社会发生分化，但尚未产生国家的所谓“英雄时代”，即酋邦社会。这一时期呈现邦国林立的局面，每个国家都是由具有血缘关系的部族所建立，血缘关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仍然发挥着很大作用，国家的最高保护神是部族祖先。五帝时期，在邦国林立的基础上，建立起族邦政治联盟，盟主采取和平推举或倚靠政治军事实力的方式产生，盟主是夏商周三代“天下共主”的前身。族邦联盟开始超越部族，产生出某些新文化因素，从血缘的部族走向文化的民族。在这一时期，华夏民族正处于民族形成的滥觞时期。但另一方面，五帝时期的族邦联盟是松散的、不稳定的，随着盟主的更换，联盟中心也在不断游移，因此需要一种更大范围的“大国家机制”。而夏商周三代国家便呈现出王朝之内包含有王国和从属于王国的属国（诸侯国）的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使分散的部族国家走向某种形式统一的民族的国家。夏代是由夏后氏和其他从属的族邦组成。商代是由“内服”之地的王国和“外服”之地的侯伯等属邦组成。周代通过大规模、大范围分封诸侯，形成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牢固理念。这一时期，出现王朝体制下的以大文化为血脉和纽带的华夏民族。这一时期，华夏民族正在形成一个“自在民族”，但还未自觉意识到本身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在复合制国家内，从属邦国不再具有独立的主权，但邦君世袭，邦内政治、经济、军事等权力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只是“某种形式统一”。春秋战国时期，在戎狄等异族的刺激下，华夏民族形成非常强烈的民族意识，这便是“华夷之辨”。秦汉以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起郡县制为行政机制的中央与地方层层隶属管辖的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伴随这一过程，中国文明从多元分途，逐渐凝聚、整合、壮大，从酋邦、方国逐渐向成熟的国家形态过渡，一体化趋势愈来愈明显，为秦汉大一统王朝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历史基础。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全二册）》，夏春涛 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10月

《国富策：读〈管子〉知天下财富》，翟玉忠，博瑞森管理图书，2018年12月

《管子译注（全二册）》，谢浩范；朱迎平 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