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三十多岁，常觉得和人说读诗有些可笑，矫情。别人和我说起诗，我会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仿佛那都是小孩子过家家的玩意。那都是没有接触过生活的人，对世界缺乏更多的认知维度，导致的一种偏颇。
十六七岁时，却以为诗是人生的全部。那时的风雪雨，夕阳和残花，脏脏的小溪水，都让心理泛起如水般纯粹的快活。那快活，后来没有了。过去的那个自己被藏在一个暗暗的角落，轻易唤不起，似乎能永远沉睡。
同时，生命也变得枯燥。生活里少了一样东西，这种东西在李白的“相逢意气为君饮”中，在杜甫的“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里。
那是一种意气，一种意象，一种情结。它让你，不管变得多老，眼睛里都有闪烁。
杜甫写《石壕吏》，白居易写“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是在摆出另一种写诗的姿态：揭发社会现实，唤醒当局者有所作为，呼吁社会关注弱势群体。
白居易后来为自己曾经写下《长恨歌》而苦恼，就像托尔斯泰为写下《战争与和平》而懊悔一样。社会上还有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还有双眼充满绝望的人，自己怎么能在这里写一些男女情爱、贵族阶级的有闲生活？
白居易的《卖炭翁》文字朴实简单，没有《长恨歌》里那些宛转旖旎。只有这样，才能让普罗大众也能读懂，才能达到文字、诗歌的社会性目的。白居易更希望大家传唱卖炭翁，弥补他写下《长恨歌》的不安。
诗人对文字的社会意义的思考，不妨碍我们在读到李白的“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时，仍然能感到一种震颤的美感；读李白的“将进酒”，仿佛亲眼见到诗人当下的快活恣意；读李白的《蜀道难》，单纯文字本身在唇齿之间的碰撞就已足够令人心醉。
晚唐时的李商隐写的诗，更偏向于内心的私密的东西。这些东西似是而非，说不清楚，更像是一种意象。你不能分析它，只能用内心感受它。
对不同的人讲，诗有不同的意义。
正如蒋勋先生在书中所言：我们自己的生命力，都曾经希望李白的豪迈和辽阔，也有杜甫那种对现世的悲哀；我们的生命也有一个部分，在面对自己的私情、非常个人化的感受，就像李商隐那样。
在更年轻时，似乎轻易就能调动起全身的感觉细胞，读懂一首诗的含义。那时，常嘴里咀嚼一首诗很多天。因为太美了，情不自禁念叨。在生命的鼎盛时期，对美的感受最敏锐时，没意识到自己的幸福从何而来，只觉得内心饱满充盈。
现在再追想那时的感受，却怎么也找不到。那时的自己是真的唤不醒了。人总是要发展，要接触更多的生活内容。有些去了的，无法追回的，只能遥视。
这种心情，李商隐已经替你说了：
“此情只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最后，再次附上李白《清平调》，只因美不胜收。
清平调词三首
（一）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二）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三）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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