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与太平军战斗的日益激烈,曾国藩又是书生带兵,初始对军事陌生。虽对官兵多有约束,但毕竟兵多将广,战线漫长,而且湘军为自筹军饷,故意枉杀以夺其财者众。前线屠杀对方将兵甚至百姓之事触目惊心。曾国藩为安慰因为杀人太多而心忧不安的九弟曾国荃,特别写信说:
“目下收投诚之人,似不甚妥善,如挤疖子不可令出零脓,如蒸烂肉不可屡揭锅盖也。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致沅弟》咸丰十一年五月十八,1861年6月25日)“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此贼之多掳杀,流毒南纪。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致沅弟季弟》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二,1861年7月19日)。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在苏州诱杀太平天国已降将兵,曾国藩《致澄弟书》中这样对他弟弟说:“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赞扬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虽然曾国藩要手下湘军“只杀贼,勿伤百姓”,对太平军与地方百姓人等要加以区别对待,但其“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确实赞同并且支持对太平军与其他扰乱社会治安的“土匪”大开杀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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