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奔赴澳大利亚，想先了解一下那个国度的历史人文。单独介绍澳大利亚历史的书并不多，主流的有这本《你一定爱读的极简澳大利亚史》。全书从7个问题入手，从不同侧面，勾勒出澳大利亚的历史人文情况。
问题一：为什么土著居民没有成为农民？
与世界很多地方一样，早期的人类都靠狩猎和采集为生。而后，农业逐渐在少数地区各自发展起来。在此背景下，“耕耘”成就了与众不同的体制：人类开始“主宰自然”，而不是再“归属于自然”。自此，意识与文化也伴随着“从觅食过渡到种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结果体现在体制的差异。
澳大利亚的游牧民族也一样，当他们在其土地上生活的时候，闯入了新的以农耕定居的民族。农耕的定居者们数量越来越多，形成生活圈，成了“大趋势”。并且逐渐包围挤占了游牧民族越来越多的生存面积，潜移默化地开始影响土著居民。
然而，大势所趋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原住民为何很难被同化，没有变成农民？答案有以下3点。我认为这个答案也代表了世界其他一些地区尚未被教化的原住民们。
1.土著居民生存的土地，殖民者没看上眼，土著居民没有机会被“教化”。
正如荷兰的西海岸发现者，没有计划在澳大利亚殖民，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无利可图的不毛之地。这导致——没有外界干扰迫使土著居民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仅仅见识到涌现出来的外来者操持的农业，不足以让土著们去从事农业。农民先锋也没有来到这里，强迫他们改变生活方式。
2.当有殖民者看上土著居民生存的土地以后，土著人仍然很难被教化。因为澳大利亚的土著人民非常排斥农业，打心眼里就不愿意成为“农民”，他们更愿意成为牧民。
当农业摆在面前时，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对农业的鄙视并非不寻常。因为全世界大多数狩猎和采集者族群都倾向于保持原有生活状态不变。农业之所以能够得到传播，原因之一是第一批农民迁移至狩猎和采集者的领地后，要么把狩猎和采集者赶走，将他们边缘化，要么强行使其加入农民行列。
看看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难以接受农业的具体原因：
（1）耕作辛苦；
（2）他们很快明白农业耕作的社会形式：辛苦耕作的人被人瞧不起，收成却归那些拥有土地的绅士们。而土著居民觉得自己就是“绅士”——这片土地上的“悠闲之人”；
（3）土著居民欲望少，不会去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他们不羡慕欧洲人的财产，完全不希望按照富足的欧洲人的方式生活。
3. 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意识形态有着极大的差异。
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虽有过类似（疑似）的农业活动，但是主要靠狩猎和采集为生，属于游牧民族。他们的思维模式极其固化——依然是狩猎和采集者的模式。
想到在澳洲的同学和我谈到那边的种族歧视问题：土著最受歧视，黑人次之，再后是亚裔（中国人）。其实所有的“歧视”都来源于文化与意识的不同。土著之所以排名最受歧视，因为其与目前主流的“差异”最大——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差异。如此看的话，信仰的差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政治形态的差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种族的差异（白人与黑人），意识形态有着“天然的”不统一，最终不能完全交融，甚至还会暴发冲突与战争。
不能简单地把狩猎向耕种的转变看作一种食物获取方式向另一种方式的转变。狩猎和采集者们赖以生存的动植物同他们所在的社会及宗教生活息息相关。在土著社会，人不能吃掉自己的图腾（比如袋鼠），并且有责任举行仪式以祈祷其数量的增加。有些食物是妇女和儿童不能食用的，有些食物只能在特殊场合下食用。虽然土著居民会食用动植物，但他们尊重那些动植物，把它们当作自己所在的精神世界中的一部分。如今有些人希望土著人的卫生水平能够得以改善，但令这些人失望的是，土著居民绝不会杀掉在他们的营地和定居点内大量繁殖的狗，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无权决定狗的生死。
【书摘】
关于为何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没有发展出农业，来到澳大利亚的欧洲人对此给出了一个十分浅显的解释：他们是个落后的民族。 按照欧洲人的理解，人类进步的标志应该是从打猎、采集 进化到畜牧业，然后发展农业，再到贸易，最终发展制造业。
那些在澳大利亚希望土著居民成为农民、进而取得“进步”的英国人自己就“退步”了。事实表明，最好的赚钱方式不是农业，而是畜牧业。这片土地没有长满粮食，却有无数的牛羊，它们在土著居民的狩猎场上吃草生长。
虽然我们已经不再谈种族差异，但有些人仍然会忍不住地把土著居民想成落后民族，因为我们置身的文明是农业发展的结果，是农业使一切成为可能。
澳大利亚的土著人也实践了类似农业的活动：
1. 在条件恶劣的土地上生活，因为学会了收割当地的野草大柄苹。他们将草割下，堆成草垛，晒干。土著人把大柄苹的种子从茎中敲出来，吹掉皮壳，在磨石上把种子磨成面粉，然后把面粉放在柴火灰里烤成蛋糕。
2. “火棍耕作“：土著居民经常在土地上放火，如此以来，土地变得空旷，新草萌生，吸引来袋鼠等许多动物。当然，焚烧土地算不上精耕细作。但是有历史学家提出土著人不是简简单单地点燃草地，他们还对火进行了微观管理，让土地形成各种环境，以适应他们的种植和放牧需求。土著居民对待植物的方法就应该被叫做务农。那些大片的天然牧草地一定除过杂草，甘薯地得到有效保存，甘薯顶端经过移植得以再生。但土著居民从未通过细心培养或重新播种来栽培某种植物，而这才是农业的真谛。
“1788年及以前，土著人从事了农业生产，但他们不是农民。”农民需要固定的生活，而土著居民乐于四处迁徙，以此来同各个角落的土地建立紧密联系，这对于他们来说有着神圣的意义。
他们没有在任何地方永久性地居住，因此英国人坚信土著居民处于人类发展的最低水平。
关于土著人们转向农业生产的解释。狩猎和采集者对环境的变化做出了相应的反应，进行了合理的考虑，但他们的精神世界与我们的大相径庭。比如，说狩猎者因为食物短缺而开始种草，后来发展为种小麦和大麦，这种说法完全不具有说服力。可信的一种解释是这样的：狩猎和采集者认为自己因收走野草中的谷物——收获了谷神——而触怒了众神，因此他们开始除草，选择上等的种子来耕种。这一观点和土著妇女摘除上好的甘薯时所持的世界观相近，因为她们认为如果不贡献出上好的甘薯，甘薯神就会恼怒，让土地上再也长不出甘薯。如果再给她们一些时间，让她们处于不同的环境之中，有着这种思维模式的土著妇女或许就会更有计划性地种植甘薯。
在澳大利亚殖民的英国人是农业学家，当他们想要教化土著居民并让他们皈依基督教，让土著居民学会务农就成为当务之急，因为这样会迫使他们在某地扎根。
观察家库克船长同土著居民产生了许多共鸣：有些人根据我对新荷兰本地人的描述断定，他们似乎是地球上最可怜的人。但事实上，他们要比我们欧洲人幸福的多；他们不仅完全不了解奢侈，而且完全不了解欧洲力求的便利，不仅不了解，他们还对自己现有的生活甘之如饴。他们的生活平静如水，不因条件不平等而困扰；大地与海洋自然而然地就为他们提供了一切生活必需品。
农业并非“更优越的生活方式”，狩猎者和采集者也可以过得很好，所以农业并没有明显的优越之处，从而快速由游牧转向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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