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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从前的官场愣头青
1. 郁闷的“副班长”
传统时代，人活着最大目的是什么？对大部分人来说，就是四个字，升官发财。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国藩升补右侍郎，从虚职变为实职，对于他来说是非常重要而关键的跃升，从此也有了实权。
刚升为侍郎，曾国藩工作更加卖力了，雄心勃勃，想在国家大政中有所建树的。但是，做了一段时间高级官员，他觉得天天不上不下，非驴非马地混日子，只觉得自己面目可憎而已。他感觉他这个“副班长”的所作所为于国计民生无补。
为什么升了官却这样郁闷呢？
主要是曾国藩升官，不是想给自己谋多少好处，他是想给国家多做些实事。但是道光晚年的政治环境，让他做不了什么事。道光年间从外部看，鸦片战争让中华帝国臣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颠覆性的打击。从内部看，腐败已经渗透了帝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四肢五脏，无不腐烂，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正在酝酿之中。
2. 开罪咸丰皇帝
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道光皇帝去世了，咸丰登基。曾国藩原本想辞官回家奉老，但又想看新主是什么样的人后再做决定。新皇帝上台后，先是罢免首席军机大臣穆章阿，其次是下旨，任用贤人，接着又下诏“求言”，就是欢迎大家给朝廷提意见，表现出虚心纳谏的良好态度。
曾国藩原以为等来了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在经过多次上奏疏后，思考出了很多国计民生的提议，指出了当下的问题，建议多想办法培养人才，才能应对复杂艰难的国家形势，并且也提出了培养人才、转移风气的几条具体办法。咸丰皇帝受到这些奏折后，对曾国藩的见解大加夸奖，也重用了曾国藩，欣赏程度一度让曾国藩一人身兼五部。因此，曾国藩也更加勤奋，多做些事情，为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新皇帝的欣赏和肯定，让曾国藩大受鼓舞，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又连着上了好几道奏折，给皇帝提了很多建议。但是曾国藩每想到，咸丰皇帝此时摆出了雄才大略的姿态，对于大臣们的建议奏折，批个好，就扔到一边了，再也不理了。对曾国藩的奏折也时随口夸奖几句，事后却扔进废纸篓，没了下文。
曾国藩对此大失所望，郁闷不已。发现看错了人，又一次陷入痛苦当中。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曾国藩得出一个结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于是，在强烈的责任感支配下，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了一道惊世骇俗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咸丰皇帝德三个缺点：
一是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
二是“徒尚文饰”，不求实际。
三是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出尔反尔，自食其言。
曾国藩希望自己德这道奏折，能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使皇帝幡然猛醒，改弦易辙。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在朝廷中引发直言的风潮：“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趋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大臣)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可想而知，他这个想法显然是相当天真。
咸丰皇帝一开始对曾国藩比较有好感，本来打算进一步大用，没想到，曾国藩上了这样一道奏折。对他的印象也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大怒，自此之后，皇帝不断给曾国藩穿小鞋，也对他特别防备。
3. 北京， 生命中的艰难时刻
曾国藩不识时务，得罪了咸丰皇帝，也把同事们都给得罪了。
曾国藩批评过几个大人物，其中琦善喝大学士赛尚阿，都是朝中重臣，在他的专折凑请下严议处，最后双双被惩罚或是革职。因为他这两次挑战“大名大位”者，让他的人际关系网出现巨大的破洞，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成为官场上的异类。许多人于曾国藩拉开距离，甚至不再往来。后来，曾国藩也意识到坚持原则，竟会带来这样严重的后果。自那以后，大家也都孤立曾国藩。
在北京的最后一段日子，曾国藩精神十分痛苦，越来越想念家乡了。国事颓唐，他百计奋斗，却丝毫无补，不免又一次萌生了退志，多次表示，想回老家。但是他遇到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没钱，拿不出回家的路费。主要原因是清朝的低薪制，而他又没有灰色收入，也不谋求任何经济收入所致。反而随着官爵升高后，开支也随之增加，他还想经常借钱，账本上借银数量已达一千多两，做了“副部长”却拿不出路费钱回老家。
咸丰二年（1852），喜从天降，皇帝派曾国藩前往江西做主考官，且皇帝也同意考试结束后放曾国藩两个月的假期回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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