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实财富研究与投资者回报中心
一、引言
站在当下时点，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困难。短期的困难能不能忍受，关键还要看长期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和广大投资者朋友分享我们对于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前景的观点。我们在此借用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的观点，中长期的中国经济将是一个“突围”的态势。相应地，我们更倾向于把短期的困难看成涅槃。我们过去依赖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尤其是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与此同时，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还不足，而现在又面临中美关系的战略性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面临经济增速进一步下台阶的挑战。2012年世界银行统计发现，二战以后只有13个经济体成功的从中等收入跨入高收入。这些经济体无一例外都经历了经济增速的下台阶，以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为例，在人均GDP10000美元以前的平均增速有8%左右，在10000-20000美元这一区间，也就是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时期，经济增速无一例外下降到了4.5%左右，而且期间还有比较明显的经济波动。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下行是过去那些经济发展历史上取得成功的经济体都经历过的。
图1 过去发展优秀的经济体都经历了增速换挡
来源：国泰君安研究所,泽平宏观.
二、突围的资本
我们能突围吗？首先我们看我们有没有突围的底气。从很多方面看，我们还是有突围的资本的。我们的基础设施网络是世界最先进的，我们的城镇化还有空间，中产阶级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之一。在这里我们重点谈谈中国的人力资本优势。
首先从劳动力人口来说，我们大概还有6年左右的时间支撑过去40年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就是说，我们还有大概6年左右维持6%左右的经济增长。在这6年中，我们要加快经济转型的步伐，争取在劳动力人口大幅下降到来之前初步完成经济转型。
图2 过去70年我们经历了三次婴儿潮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过去70年，我们经历了三次婴儿潮，而这三次婴儿潮正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主要劳动力构成。现在有两个婴儿潮的人口将面临退休，而这两大婴儿潮的劳动人口的接班人口数量要明显较少，因此在未来十年我们将不可避免的面临劳动力绝对人口的明显下台阶。那这个时间节点到底是哪一年呢？我们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做了推算。
图3 未来十年中国15-64岁和20-64岁人口规模
数据来源：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上图展示了未来10年15-64岁人口数量和20-64岁人口数量的变化。图中表明，不论是15-64还是20-64岁人口数量，我们都发现，在2025年以前，变化不大。而到了2026年，15-64岁人口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而20-64岁人口的这一下降大概率会发生在2027年。
图4 不同代际的人口规模和平均教育年限（右轴）
数据来源：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代际人口数量的不同。同样是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我们发现，90后接班50后之后，总劳动力人口数量可能还是增加的，因为90后人口规模要大于50后人口。但是60后退休后接班的00后的人口数量缺口就比较大。60后大概有2.17亿人口，而00后只有1.607亿，相差近5000万人口。
以上是从劳动力人口数量角度做的统计，没有考虑教育年限。从劳动力人口来说，给予我们的转型的窗口期不能说短也不能说长，大概有5-6年的时间。那转型的方向是什么呢？肯定不是依靠劳动力便宜的优势发展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了。劳动力成本一旦上来了就很难下去，唯一的方向是依靠我们的人力资本。虽然我们的劳动力绝对人口减少了，但是新一代人口的教育年限要比之前的代际人口要高，即人力资本水平要高。
除了从比较朴素的教育年限角度来看，我们还可以从大学毕业人数角度来佐证。
图5 大学毕业人数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从大学毕业人数来看，中国的大学毕业人数快速提升，现在已经有超过1亿的大学毕业人数。而且更可贵的是，这些大学生大部分都是比较年轻的。这是因为大学扩招发生在1999年，大部分大学毕业生毕业于2003年以后。1978年以来所有大学毕业生总人数是1.091亿，而2003年以后毕业的大学生人数是9434万，占86.5%。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大学以及专科以上人口中，35岁以下的人口占了66%，40岁以下人口占了78%。概括的说就是，中国的大学毕业人数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年轻。这是我们未来经济转型成功最大的资本。
图6 大学及专科以上人口年龄构成
数据来源：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三、突围的政策选择
从资源禀赋上，我们看到了中国中长期经济转型成功的迫切性和底气。那在政策选择上，我们应该作何选择呢？从目前来看，高层的战略选择应该是围绕这个方向走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核心是“促进科技创新”。我们不能走低成本路线，只能走科技创新之路。围绕“促进科技创新”，我们的政策框架雏形已显：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人的自由流动，让人才更容易的聚集起来；通过重视职业教育为制造业升级做准备；通过抑制房价过快上涨降低创新的成本；通过建立国内注册企业一视同仁的制度让企业愿意留下来。对内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通过“一带一路”战略走出去，通过增加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的方式促进贸易，通过修订《外商投资法》等方式吸引外资等等。
2009年以来，我们在人工智能、互联网电商以及移动通信等方面已经诞生了一批世界级的科技企业。这些企业能成长起来和我们庞大而年轻的人力资本优势密不可分。只要继续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经历一定时间的涅槃，我们年轻而庞大的人力资本优势将有望像改革开放之初的人口红利一样，成为下一个十年甚至二十年经济新平台的核心驱动力之一。是的，这也是我们的乐观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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