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早晨,母亲偷偷塞给我一个大红包,说是儿时家里穷,也没多的钱给我们发压岁钱,还神密的说现在补给我。可从昨晚到现在,我发现她并没有给弟弟和弟媳她们。
我赶紧推开母亲的手,昨晚就见堂弟和弟媳给父母和七婶包红包,原来这里过春节晚辈们是要给长辈送红包的。我拗不过固执的母亲,只好接过红包。
很小很小时候的记忆都已经变得模糊了,在我八岁前住在那个大杂院里肯定是没人给过我们压岁钱的,那年月家家的日子都紧巴巴的。
后来我们终于有了独门独院的新家,后来大姐终于能吃饱了肚子,不再去啃黑面馍馍,但那个年月的我们依旧过得不富裕。
我们对年的向往几乎是望穿秋水,从春天盼到冬天。我们渴望年来时的一顿美味,渴望过年时从头到脚的新衣新鞋,渴望过年可以有一顶点的压岁钱。
三十的晚上,母亲那个常年挂着锁的红油漆箱子终于打开了,母亲用布满双茧的手从里面拿出五双千层底的花棉鞋,那是一个冬天她和大姐,父亲为我们赶制的。黑色自纺自染的粗布棉衣棉裤,总是厚厚的,而我的最喧腾,立在墙角就像个黑武士一般站立起来,让她们笑上半天。谁让我那时病最多呢?当然我们还有一件上得了台面的碎花布罩衣,尽管很多时候套在那厚厚的棉衣棉裤上面有点那么不合时宜,但也是欢天喜地。最可笑那时弟弟也老跟着我们穿的像个小姑娘,谁管呢,只要是新的就心满意足了。
初一早晨,母亲从炕席底下拿出前一天换好的压岁钱给我们,虽然只有一毛俩毛的票票,已让童年的我们足以欣喜若狂。在村子里教书的六叔也会如约般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发给我们五个每人一张崭新的钞票,那是一张散发浓浓香味的五角的钞票,也是儿时我们每年都能收到数目最大的压岁钱。叔叔有十多个侄子侄女,那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记得有一年初几,我跑到邻村朋友家去玩,恰巧朋友家来了亲戚,一个劲问我父母可好,临走时还硬在我兜里塞了一元五角钱做压岁钱。回家后父母都一脸懵,想不出还有那个实亲在那个年月给我这么多压岁钱。后来听说那钱被要走了,原因是那个人原来认错了人,到了那家说起来才知道我们俩个长的实在太像了,闹了笑话。
叔叔的压岁钱渐渐从五角长到一元,从一元增到五元,十元,我们家的日子也渐渐好转起来,一向拮据的母亲也能拿出五元十元给我们发压岁钱。直到后来我们离家后,再也收不到叔叔的压岁钱了。退休后的叔叔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城,某一天来我家,他还偷偷的问我缺钱花不,他一月五六千的工资老花不完,少钱了就向他开口,我忙笑着拒绝。我满怀感激的看着白发苍苍的叔叔,想着那个贫寒的岁月里,那小小的五角钱曾给了童年的我们多少温暖,让我们在成长路上感受着那一抹血浓于水的亲情。以至于后来我们上学,都是六叔一直暗中帮助我们。
许多年后回乡,我看着乡镇府旁边那个早已废弃的破败不堪的商店,在那扇紧闭的门扉外伫立了良久。我仿佛又看见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爬到高高的柜台上,看着那个漂亮的阿姨抓一大巴花花绿绿的糖果在数给她们。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日子也在沁人心脾的甜味里过得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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