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在我看来，是最可爱的超级顽童，超级大家。你看他的照片，人虽老，但童心仍在。
有人说：“一百年能出一个钱钟书，但一百年未必能出一个王世襄。”我深以为然。如果你了解王世襄，你可能也会觉得他确实是一个奇才。
01
简介
王世襄，1914年5月25日生于北京，原籍福建福州。字畅安，男，汉族，是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代表作品有《中国古代音乐书目》《广陵散》《画学汇编》等。
1938年获燕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学士学位。
1941年获燕京大学文学院硕士。
1947年3月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及编纂。
1962年10月任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1980年11月任文化部文物局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2002年12月3日，王世襄从荷兰的约翰·佛利苏王子手中接过“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这个奖项旨在鼓励全球艺术家和思想家进行交流，王世襄是获得该最高荣誉奖的第一位中国人。
他获得此奖项的原因在于他的创造性研究已经向世界证实：如果没有王世襄，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处在被埋没的状态。
王世襄先生表示他获得的10万欧元奖金（约合百万元人民币）将全部捐赠给中国希望工程，用于建造一所“中荷友好小学”。
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在王世襄的一生当中，他玩物并研物，让市井的“雕虫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他不但玩出了文化，还玩出了“世纪绝学”，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家”。
02
优越的原生家庭，让他可以放飞自我
王世襄的出生，是“官二代”与“富二代”的结合体。
王世襄的高祖王庆云道光九年进士，曾在道光、咸丰年间做官，先后担任陕西、四川巡抚，四川、两广总督及工部尚书等要职，颇有政绩，被录入到《清史稿》中，他所著写的《石渠余记》至今仍为研究清代经济的重要史料。
王世襄的祖父王仁东，光绪二年（1876）中举人，初任内阁中书，后历官南通知州、江苏候补道、江安督粮道、苏州粮道兼苏州关监督等职，文学素养极高，是清末民初知名诗人。
王世襄的伯祖王仁堪，是清光绪三年丁丑科状元，出任镇江、苏州知府，是有名的清官。也被收录入《清史稿》中，公元1888年，光绪十三年，慈禧太后为庆寿辰，挪用海军军费大兴土木，他冒死上疏，请罢颐和园工程。而且他慧眼识人，徐世昌、梁启超都是他的门生。
王世襄的父亲王继曾，1902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学堂。后随中国驻法公使赴法国留学，入法国高等学校巴黎政法大学学习。毕业回国后，任张之洞的幕僚。民国成立后，任职于北京政府外交部，北洋政府时担任过国务院秘书长。
王世襄的叔叔王允恭是同盟会会员，与黄兴一起参加过辛亥革命，民国时在驻苏联使馆担任过武官。
王世襄的母亲金章，同样出身于钟鼎之家。王世襄的外祖父金焘投资电灯厂，开办西医医院。殷实的家庭造就了母亲金章的日后文学艺术成就。金章的小楷书法，完全是晋唐风韵，她的花鸟画作皆可追新罗神韵，由其《濠梁知乐集》可谓是填补历史空白的开山之作。
王世襄的大舅金城是20世纪初北方画坛的领袖，对近代美术史影响很大，创立了当时最重要的研习国画的组织中国画学研究会，当时地位超过了张大千。
王世襄的四舅金西厓（1870-1979），在我国近现代竹刻艺术史上，是一位继往开来的大师。当时上海、北京的大扇庄专为他承接刻件，润格与当时的一流画家相仿。结合自己经验，写成《竹刻小言》一书，对传承几百年的竹刻艺术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
父亲一脉如此的家庭背景与家风对王世襄的人生价值观的形成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而母亲家族中深厚的艺术基因同时深深浸染于王世襄的血脉之中。
虽然王世襄出身上流，却对民间底层人民的玩乐方式很感兴趣，加上他年少好奇好动的性格，这让他特别喜欢和京城诸多玩家交往，展露出“燕市少年”的特有风貌。
而王世襄在小时候，家中有私塾老师教古汉语、经、史和诗词等。
王世襄喜欢的是诗词，对其他学科不太感兴趣。后来，父亲又专门送他到北京干面胡同美国人为他们子弟办的学校去读书。
王世襄从三年级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使人误以为他是在国外长大的。他说：“从小学英语，讲得流利。每天从学校回家后，家里给我请最好的古汉语老师，学什么经学、史学、小学、音韵等，我学不进去，只喜欢古诗词，连历史我也没好好学。”
晚年的王世襄自嘲说：“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
他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曾有臂上架着大鹰或怀里揣着蝈蝈到学校上课的惊人之举。他的玩家派头被同学、老师视为荒诞不经。
邓之诚在燕大算是名教授，有一次老先生讲中国历史正兴致勃勃之时，忽听一阵“嘟嘟”的蝈蝈声，大家都知道是王世襄带蝈蝈来上课了，同学哄堂大笑，结果王世襄被老师请出了教室。
03
王世襄的最爱是养鸽
王世襄玩的东西五花八门，有蟋蟀、鸽子、大鹰、獾狗、掼交、烹饪、火绘、漆器、竹刻、明式家具等。
他生前谈起诸多玩好，就如数家珍：“十来岁时我开始养鸽子。接着养蛐蛐，不仅买，还到郊区捉。也爱听冬日鸣虫，即野生或人工孵育的蝈蝈、油葫芦等。鸣虫养在葫芦内叫，故对葫芦又发生兴趣。尤其是中国特有的范制葫芦，在幼嫩时内壁套有阴文花纹的模子，长成后去掉模子，葫芦造型和花纹文字，悉如人意。这是中国独有的特种工艺，可谓巧夺天工，我也曾试种过。十六七岁学摔跤，拜清代善扑营的扑户为师。受他们的影响和传授，玩得更野了一一熬鹰猎兔，驯狗捉獾。由于上述经历，我忝得‘玩家’之名。”
据说在王世襄十岁时，玩鸽子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除了每天玩鸽子之外，王世襄还在自己英语作文里篇篇言鸽，久而久之老师终于忍无可忍：“汝今后如再言鸽，无论写得好坏，一律不及格！”
但王老把养鸽、研鸽当作所有玩好之最，他自称是“吃剩饭、踩狗屎”之辈：“过去养鸽子的人们，对待鸽子就像对待孩子。自个吃饭不好好吃，扒两口剩饭就去喂鸽放鸽。
他们还有一个习惯，一出门不往地上看，而是往天上瞧，因此常常踩狗屎。”他还兴致盎然地描绘起儿时的鸽市：“过去几乎每条胡同上空都有两三盘鸽子在飞翔。悦耳的哨声，忽远忽近，琅琅不断。城市各隅都有鸽子市，买者，卖者，逛者，熙熙攘攘，长达二三百米。全城以贩鸽或制哨为生者，虽难统计，至少也有几百人。”
王老如此爱鸽，以至于结束下放劳动后一回到北京，他便在通州郊区买了个小院，心舒神怡地养起了鸽子。后来想换个更大的院子，养更多的鸽子，但老伴终觉住在郊区不方便，只好作罢。
后来几十年来，王老住大杂院，不能如愿养鸽，这成为他的人生最大憾事，可是他对鸽子的喜爱却日久弥笃。
一次，王老赴郑州参加全国文史馆工作会议，他发现了许多久违的鸽种。
鸽子的主人们虽不知道他的身份，但很快就发现这位老人与鸽子之间有种天然的亲近。一个年轻人指着一对黑中泛紫的鸽子问王世襄：“您认识它们吗？”“铁牛！”王世襄脱口而出。年轻人激动不已，坚持要把这对几近绝种的鸽种送给他。正所谓“高山流水，知音难求”啊。
后来，无法养鸽的王世襄换了一种爱鸽的方式，那就是研鸽并出鸽书。去外地开会时也不忘逛鸽市会鸽友，还翻阅了沉睡在故宫书画库中的宫廷画家绘制的鸽谱。经多年积累，他编著了《北京鸽哨》《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等鸽书。
一般人玩，只是玩玩而已，但王世襄的玩，是花钱花功夫的玩，甚至长途跋涉、餐风饮露也在所不辞。而且，他不但能玩，还能写，可谓是玩出了极致。
他也因此与许多平民交上了朋友，于是就有了诗词家、书法家、火绘家、驯鹰家、烹饪家、美食家、美术史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文物鉴定家、民俗学家等等头衔。
论及涉猎范围之广，真才实学的头衔之多，“雕虫小技”的境界之高，古今文人也没几个比得过他。
他玩的东西多半属于民俗，但大俗的东西到了他这儿却玩成了大雅。最可贵的是他能留心玩的学问，与一般玩家不同的是，王老不但能玩，也能写，大凡他玩过的东西，都留下了文字记载和他研究的心得。
于是，黄苗子先生说他“玩物成家”，启功先生说他“研物立志”。过去在一般人眼里，架鹰走狗斗蛐蛐是游手好闲的市井之徒所为，但经王世襄把这些东西加以描述和总结，这些东西马上升格，一变而成为了文化。所以王世襄不失为一位玩物并研物的大玩家。
可别小瞧这个玩家，正是因为喜欢玩，才活到九十多岁，也不觉得自己老。
总之，王老玩物并研物，玩出了文化，玩出了一门“世纪绝学”，让很多井市“雕虫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所以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家”。
04
自认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两件事：追讨文物和编写《髹饰录》
1941年，王世襄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文学硕士学位。抗战期间，曾任中国营造社助理研究员。很快便到故宫博物院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文物清理损失委员会成立，由马衡和梁思成两位先生推荐，“清损会”主任委员杭立武认为王世襄是难得的人才，便派他参加了“清损会”平津地区办公室的工作，职务是助理代表，负责清理追还抗战时期被敌伪劫夺之文物。
一年中，王世襄经过侦察调查，奔走交涉，追还、征购数批文物，总数达2000余件，一律由故宫博物院接收保管。其中宋代马和之《赤壁赋图卷》为国之珍宝。
1946年底王老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专员，负责调查交涉归还文物事宜。次年初追还被劫夺的原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图书106箱，由日本横滨押运到上海，经郑振铎派员接收。不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及编纂。
1948年6月，王世襄在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科长时，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去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期满后，王世襄拒绝了弗利尔美术馆、匹兹堡大学的聘请，返回故宫任原职。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王世襄任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主任。
1953年，王世襄莫名其妙地被文物局解雇。幸亏又被中国音乐研究所“收容”下去，然后他上班搞音乐史，下班还是搞他的文物研究。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对“三反”后的处理有意见，被错划为右派。
1962年“摘帽”，王世襄才归队，调回文物局工作，先后任文物博物馆研究员、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他在离开文物岗位的整整十年中，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坚持文物研究。诸如《髹饰录解说》一书的撰写，明式家具实物、技法、文献材料的收集，清代匠作则例的访求、整理、汇编等，都是这十年中惨淡经营、点滴积累而成的。
1966年，“文革”的风暴席卷之初，王世襄耳闻目睹京城红卫兵“破四旧日”的“壮举”，已经预感到家里多年精心收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铜器、鸽哨、古籍善本和自己的手稿，都会被划入“四旧”之列，遭到灭顶之灾。王世襄被迫起来“自我革命”。
他主动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来抄家。他心里不愿意与这些朝夕相处的文物分离，但又不忍心看到它们被毁在家里。
王世襄这种明智的选择使自己的珍品躲过了一劫，也让他在日后得以重新收回了绝大多数的心爱之物。
在“文化大革命”中，王世襄不免又一次受到冲击。1969年10月，已经五十五岁的王世襄在患肺结核活动期中，被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劳动。
王世襄回忆说：“我的前大半生是很坎坷的。‘三反’运动中被拘留过，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到‘大革命’（‘文革’）中已是一个‘老运动员’。下放干校之前，我在国家文物局工作，住在四五二高地‘干打垒’的房子”，在这里，牧牛、放鸭、养猪、种菜、插秧……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也吃过。”
这时的他，除了头上那副眼镜还透着一丝文化人的痕迹，从神态装束看上去，已经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村野老夫。
但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不仅没有压垮他，反而使困扰他近20年的肺病居然不治而愈。
三年多的干校生活尽管劳动艰苦、生活清贫，但他好玩的天性在这里找到了应有的乐趣。他很快成了养牲口的行家里手。
王世襄充当“老放牛”时，他也尽职尽责，从中寻找到无穷乐趣：“日斜归牧且从容，缓步长堤任好风，我学村童君莫笑，倒骑牛背剥莲蓬。”
一有闲暇，王世襄就跟当地老乡学采集野生菇，常漫山遍野采灵芝，挖兰花，还常常跑到干校所在地向阳湖边向渔翁老韩求教打鱼，“未曙出湖，日上而返”，并不影响一天的劳动。
直到1973年夏，王世襄终于回到了北京，还带回不少湖北咸宁的花卉。此时，在注意“影响”的前提下，他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了《髹饰录解说》的修订上面。
王世襄认为一生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事情是日本投降后为人民收回几千件国宝，第二件事是编写《髹饰录》。
王世襄说：“《髹饰录》是中国现存唯一一本古代漆工专著。但全书文字简略晦涩，且类比失当，所以极难解读。过去此书唯一抄本远在日本，后经曾任北洋政府代总理的著名学者朱启钤先生刊刻印行。他知道我有这方面的志趣，遂将此书交给我诠释解说。”
王世襄编写此书前后30年，除写作本身艰难外，期间又迭遭政治坎坷，但他身处困境却初衷不改，善始善终，终于1983年将此书正式出版，1998年修订再版。
1994年王世襄退休。1994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同时，他还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05
研究鉴定古典家具的行家
王世襄学识渊博，对文物研究与鉴定有精深的造诣。他研究的范围很广，涉及书画、雕塑、烹饪、建筑等方面。他对工艺美术史及家具，尤其是对明清家具、古代漆器和竹刻等，均有深刻研究和独到见解。
他注重长期的实践考证，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迄今为止已写出专著10余部，论文90余篇。尤其是对古典家具的研究，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
1981年4月，王老在北京为联合国工发组织作有关中国传统家具的报告。
1983年王老应邀赴伦敦剑桥大学作中国文物报告。
1990年8月至9月王老出席他的专著《明式家具研究》英文本首发式，在美国五大城市博物馆作有关家具的报告。
1992年王老应美国旧金山民间艺术博物馆之邀，参加有关家具的座谈会。
此后还先后多次应香港中文大学、东方陶瓷学会、台湾中华文物学会之邀，作关于家具、漆器、竹刻、文人趣味与工艺美术的报告或宣读论文。
06
美食名家、烹调圣手
文人学庖是一种雅士之乐，自古而今，这种自寻其乐的美食名家一脉相承。著名的有苏东坡。但王世襄还在家境优厚的时候学了庖，并成了美食名家、烹调圣手。
善吃、善做、善品评，是王世襄在美食方面的另一半“绝学”。王世襄在圈内被称为“烹调圣手”，为大美食家汪曾祺先生所推崇。
京城文化圈内流传甚广的故事，便是王世襄常应好友之邀，身背各色厨具，自行车上装备好原料，亲赴诸好友府上献艺。
据王老自己回忆：“幼年读书之余，我喜欢进厨房去看厨师做菜，那时我家的家厨，多是从各地请来的名师，技术十分高超。
在他们的指点下，我常常上灶，煎炒熘炸，样样都行。各帮菜，我都学，做菜的兴趣越来越浓，交了不少厨师朋友。在这些人主灶的饭馆里，我去吃饭或请客，他们都让我自己上灶炒菜。年轻的时候，一次做几桌菜，不以为是难事，反以为是乐事。很多年过去了，不少厨师一直认为我是他们的同行，而并不知道我的真正工作单位是在故宫里。”于是，到亲朋好友的家里，他也总喜欢亲自下厨，露几手“绝活”。
王世襄的拿手菜不少，其中仅香糟菜就有糟熘鱼片、糟煨茭白、糟煨冬笋、糟蛋海参等好几味。此外还有海米烧大葱、雪菜烧黄鱼、火腿菜心、鸡片烧豌豆、糖醋辣白菜、羊油麻豆腐、面包虾……
好菜在口味，不在原料贵贱。一次老友聚餐，要求每位现场烹制一菜，有鱼翅，有海参，有大虾，有鲜贝，王世襄做了一个冷门菜：焖葱，结果被大伙儿一抢而空。
他吃出了见识，晚年所写关于美食的文字，亦获美食家们的好评，并曾受邀担任全国烹饪名师技术表演鉴定会特邀顾问。
07
王世襄持之以恒的努力让他成了“奇人”
1943年，王世襄辞别父亲，离开北平，到西南大后方去，开始了辗转求职的行程。
从河南、陕西来到西南，行程一两个月。
王世襄先到成都燕京大学分校，校长梅贻宝留他当中国文学助教。他不愿意，到了重庆。
在故宫的办事处，王世襄见到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马院长愿意为他提供一个秘书职位。
他提出想要看文物，但战时不能看，他就不愿当这秘书。
王世襄想进历史语言研究所，当时所长是傅斯年。梁思成作了引见。谁知傅斯年对他说：“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儿来。”
虽未能被傅斯年选中，但值得庆幸的是，他最终被梁思成选中，到营造学社工作了。
王世襄的哥哥在清华大学与梁思成是同班同学，住同一个宿舍。营造学社是梁思成自美国留学归来后，由朱启钤创办、梁思成主持的古建筑研究机构。
进了营造学社，王世襄便开始研究古代建筑，和营造学社的同窗们一起进行野外调查。梁思成这位学识渊博、功力深厚同时又具有忘我精神的学长，对王世襄未来的发展影响颇大：一是梁思成那种专注于事业的精神，使王世襄终身难忘，成为激励他奋发有为的动力；一是由于梁思成等人的举荐，王世襄在战后得以出任收复文物机构的要职，使他能投身国宝追寻工作——这是被他视为自己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说到第一个影响，从王世襄的成就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研究美术史、建筑营造以至明式家具，都是以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一钻到底，总要搞出个名堂来才善罢甘休。
王世襄做学问不单纯靠书本知识，为了观察漆器实物，他随时注意故宫的藏品，还经常去古玩铺、挂货屋，乃至冷摊僻市搜集漆器标本，越是残件越重视，因为可以看到漆器的胎骨、漆皮及色漆层次等等状况。
研究明式家具限于财力，王世襄只好直接与收购破旧杂货家具的旧货摊打交道。他经常冒着严寒或酷暑，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北京的街头巷尾。车后装着一个能承重一两百斤的大货架，架上放着棉绳、麻袋片和大小包袱。遇到明式家具，能买得起的，他便买下，捆在车上带回；买不起的，也要拍照或画下图来。
早年在搜集过程中，他的足迹遍至北京方圆几百里，连通州、涿县、保定也时时远征，不肯放过。
大年三十，为了或许能从农家买到一件旧家具，他放弃全家吃年夜饭的欢乐，而在乡下睡冷炕，用脱下来的鞋垫在炕沿上做枕头，度过除夕之夜。
然而，全靠独立搜集毕竟有限，每每因为身上带的钱不够而痛失良机。
有一次，他在北京通州鼓楼北小巷一个老太太家看到一对杌凳。他一眼就看出，这是明朝留下来的，无束腰，直根，四足外圆内方，用材粗硕，十分简练朴质，他看了以后非常喜欢。
老太太要价20元，王世襄马上掏钱，老太太见他没还价，马上改了口不卖了。
两天以后，王世襄路过东四的挂货铺，看见打小鼓的王四坐在这对杌凳上，觉得这回再不能让这对杌凳“跑”了。可那天他恰恰忘带钱包了，王四要价40元，他连定钱也拿不出来。
等他带着钱回到挂货铺，杌凳却已经被红桥的梁家买走了。于是，王世襄跑到梁家，想把这对杌凳买回来。谁知梁家兄弟就是不卖。
王世襄锲而不舍，一次不行，两次，隔三岔五到梁家买这对杌凳。
为了买到手，他不断地加价，历时一年，他跑了二三十次，最后花了400块钱，才从梁氏兄弟手里把它买下来，这价钱正好是当初通州老太太要价的20倍。
王老先生对这对杌凳当然格外看重，当初买回去又重新拾掇了一番，其图片收录到他的《明式家具珍赏》中。
这样的生活，占尽了他全部假日，也耗尽了他全部积蓄。而少有所好，老有所用，用有所成。王世襄就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写出了中国第一部有关古代家具的专著《明代家具珍赏》，填补了中国工艺史上一段长时间的空白，更为收藏家或研究者提供了一本不可或缺的参考手册。
随着《明式家具研究》中、英文本的问世，这本书被称为继郭沫若的青铜器、沈从文的服装史之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
值得一提的是，王世襄“玩”出了前无先辈系统之论、后无来者可以继承的“世纪绝学”，他是得到了妻子袁荃猷的支持的——真正的爱或许就是这个样子：对伴侣的尊重和包容。
袁荃猷这位在音乐方面学有专长的贤内助，一心成全丈夫的研究兴趣。丈夫把大部分的钱买了木器，她便衣着朴素，生活节俭，有些年手头还拮据，但她全无怨色，而是怡然自得地和丈夫共享从家具研究中得到的乐趣。
后来，袁荃猷还特意为王世襄刻了一幅大红剪纸，这是取材于古典版画的一棵大树，拿掉其中的叶子，便显露出十二个不同物象，分别表现了他一生的主要经历和成就，如玩蛐蛐、赏家具等，其中有一块就是刻画他在向阳湖放的是牛。
玩中学，学中玩。王世襄保持着对世界浓厚的好奇心，以持之以恒的探索精神创造了一个让人佩服的境界——奇人，王世襄实至名归。
08
王老是马未都的师父
王世襄是燕京大学文学院的学生，对葫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燕京大学旁的宅子里种起了葫芦，这种爱好最终引导他深入研究并收集各类古玩，包括蛐蛐罐、鹰狗转环、鸽哨、葫芦以及各式各样的明清家具，并将它们编撰成书，为中国传统文物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王世襄的这一系列成就和贡献，不仅让他成为了中国传统文物研究领域的佼佼者，而且对马未都的收藏和文物鉴定理论及实战经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未都人称“马爷”，有“京城第一收藏家”之美誉。1997年，他创建了新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一观复博物馆。2008年走上央视《百家讲坛》，成为知名收藏名家。
王世襄是马爷的师父。马未都在接触收藏的初期，就有意识地与王世襄等大师级人物交流学习。其中王世襄对马未都的影响极深，为他跻身收藏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王世襄与马未都的关系超越了传统的师徒界限，更像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两人经常在一起探讨家具收藏，王世襄甚至亲自为马未都烹饪家常菜，这种深厚的友谊和相互学习，无疑对马未都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09
写在最后
王世襄虽然出身书香门第，但并非一开始就专注于学术，而是经历了从医学预科到国文系的学习转变。
他的玩性曾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让他声名大噪，让原本已经获得出国留学哈弗大学的机会被校长亲自拦下——由于王世襄过于与众不同，校长唯恐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出去之后会有辱国风。
他的玩性一直持续到了1939年，他的母亲逝世。
慈母逝世，再加上时局动荡，王世襄终于长大，意识到自己这样耽于玩乐，不啻于是对慈母之爱的辜负，也对不起母亲一直以来的期许。
幡然醒悟的王世襄立刻行动起来，驱散鸽子群，远离蛐蛐罐，将自己以往驯养的猎狗大鹰尽数送走，专心学业，其硕士论文写成了七十万字的皇皇巨著《中国画论研究》。
后来，他成了明清家具研究的泰斗级人物，其著作《明式家具研究》和《明式家具珍赏》在中国古典家具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填补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特别是王世襄系统性地研究介绍了竹刻艺术，使这一传统艺术重获新生。原本在藏家眼中难登大雅之堂的竹木漆器顿时风靡起来，王世襄几乎是凭着一己之力推动了明代家具的收藏。
而他所写的《蟋蟀谱集成》、《北京鸽哨》、《獾狗篇》、《说葫芦》等，被启功先生评价为：“一本本，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
爱玩这些的世人很多，但能把这些东西玩出名堂，玩成学问的，也只有王世襄一人了。
他始终怀着一颗好奇的童心，却能在玩中研物，最终成为文物界的标杆。他的生活态度和治学方法体现了“玩物不丧志”的精神，即使在面对外界的不理解和质疑时，他也能保持自己的兴趣和热情，最终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就。
人，是不是应该保持纯真的天性面对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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