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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清华学子、留美高材的成仁故事:“现代文天祥”齐学启

一个清华学子、留美高材的成仁故事:“现代文天祥”齐学启

作者: 明河在天 | 来源:发表于2017-06-19 13:37 被阅读1248次

    【节选自拙著《中国军神孙立人》,注意各章节之间并不连贯】


    学生时代的齐学启

    齐学启字梦赍,是孙立人的老同学、老伙伴,也是孙后来的亲密战友,被称誉为“现代的文天祥”,二人刚柔相济、相得益彰,被誉为“黄金搭档”。齐与孙同岁(也有1902年出生等说法),系湖南宁乡人,他也是1914年考中清华学校的,期间不知何故被留级一年,最后于1923年同孙等一起毕业于清华。齐学启爱好文艺,清华时代曾跟梁实秋等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小说研究会”,但他也跟孙立人一样很早就具备了军事报国的理想,所以他在当年秋天就进入了诺维支大学修读土木工程二年级,在校期间,齐学启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他在四年级平均分是91分,位居全班第名。同学录中这样描述这位东方同学:

    这里有一个人创造的纪录令每个人都以他为荣;如果考虑到他所面对的种种困难,他的纪录更值得称赞。我们惊叹究竟有多少名诺维支的同学能够在不同的习俗、环境和异国同学中取得如此佳绩。

    齐从大二开始他在诺维支的生涯,这亦是他适应新环境时另一个需要克服的困难。然而,经过他作出努力后,不久便成为我们最优秀的一份子。

    我们很惊讶在上一个开学日中齐拿取了大二级的军事奖章;不过我们肯定他是实至名归的,因他在军事的学习如他在学术般出色。

    齐是沉实一类的同学,我们想他宁愿用大部分的时间去学习而不愿在周末到蒙特派利亚约会女生,可能他正思念在中国的小女孩,所以不想结识其它美丽的女孩。齐比我们更知道什么是性别平等。

    无论如何,我们同学中必定有人希望打破齐的纪录,如果我们有人做到,而每天又能如齐般展露笑容,我们会认为他们是获得幸运的眷顾罢了。转引自刘伟华齐学启将军生平事迹考

    齐学启于1926年毕业于诺维支,获得理学士学位但齐学启仍不满足,又于同年9月入读得克萨斯州农业与机械学院修读文科,主修军事科学但却在一年后突然退学,大概原因是他父亲病重,早已失母、家里四个妹妹的齐学启想要回家照顾父亲。齐学启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齐璜曾留学日本,归国后在宁乡大办教育,曾废庙宇办速成师范学校。颇有孝心的齐学启回家后,却被老父亲骂得一塌糊涂,“坐在那三个小时没起身”,因为齐父也是不愿意儿子学习军事的,但在1925年的这个夏天,先斩后奏的齐学启显然是孙立人的榜样。

    齐学启也很喜欢运动,擅长篮球,又有志于军事,所以齐、孙两个人课外时常在一起打球,遂成为莫逆之交。在美国留学时代,两个人也总是碰碰面。话说一个假日,两位好友相约到一个小镇上去玩,正漫步街头之际巧遇一个喝醉的水手在纠缠一个孤身的少女,少女向两人呼救,孙、齐二人当即上前劝阻。那水手仗着自己身强力壮,根本不把两个看似瘦弱的华裔青年放在眼里,一边骂着一边就要上前行凶。哪知两个军校生在学校里练就了拳击格斗的本事,只一人上前就打倒了水手,给少女解了围。那水手倒很有“费厄泼赖(Fair play)”精神,虽然挨了一顿揍,却还是竖起大拇指向对方的好拳法表示钦佩【蒋元《鹰扬异域纪实》,参考自沈克勤《孙立人传》,第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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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学启自回国以后,先是在广州、南京等地的陆军学校(即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讲授各国政治发展等,大概是看他有这方面的经验,清华大学于是在1929年春开学时聘请齐学启回母校担任军操教官,但实际上他主要是负责军事演讲参见刘伟华《齐学启与黄埔军校——孙中山卫士队长姚观顺的一封信说起》一文大概是齐觉得在母校不能实现自己的生平志向,所以他不久后就经温应星特邀,加入了宪警教导总队担任上校大队长一职。他在南京与孙立人时有过从,大概从齐这里,孙立人方得知宪警教导总队事属草创、气象颇新,大有施展才干的空间,所以才有意加入这个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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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立人初从戎

    齐学启等人所在的大队,草鞋都是不够穿的,当他看到孙立人大队的奇异景象时,不免心生疑惑,最后终于把这个“经”取了来,在自己的大队推广。后来齐学启在治军时,总是拿这个例子来教育大家,要从小处着意、从一点一滴做起。

    然而令孙立人没有想到的是,宪警教导总队也不是个公平、公正之地,也承袭了国人恶劣的裙带之风,以致容不下孙这等“刺儿头”。那时候宪警第一团成立,因为一切都是孙草创出来的,按理他做这个团长是不二人选,可是结果却委派了齐学启做团长;对于齐学启做团长,孙是基本赞成的,跟自己做也差不多,但是到了第二团组建完成时,温应星又委派了一个黄埔毕业的宓熙做团长,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等到第三团也将组建完成时,团长一职无论如何都非孙立人莫属,可他等来的却是一纸撤职的处分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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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二八事变”之前,虽已暂时下野却可以遥控局势的蒋介石有意缓解紧张局势,因此便令谷正伦的宪兵部队前往上海接防,试图在日军与十九路军之间设置一道防火墙。这支宪兵部队正是宪警改组后由齐学启任团长的宪兵第六团,但此时已是一触即发的战争临界状态,齐学启自然未能阻止这场战事,他只好带领宪兵第六团加入抗战的行列。

    当时,齐学启以两营兵力驻防于南市,他亲率一营官兵,绕道奇袭闸北的日军,一举夺回闸北火车站。一时报章传播,乃至名扬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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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成立的各队部,分散住在长沙郊外的各村落的祠堂和庙宇内。部队在长沙招兵,其实还有一个好处,便是湖南的兵员素质相对较高,自近代以来就已经形成“无湘不成军”的口碑,孙将军手下的一班高级干部如齐学启、李鸿、唐守治、刘放吾等人,也都是湖南人。不过,当时正是百废待兴之际,最缺乏的正是中上级军官干部,孙立人于是邀请了与其志同道合的老同事赵君迈出任缉私总队副总队长,贾幼慧为干部教练所教育长,毕业于西点军校的王之为工兵营长。后来,孙立人又写信把原来麾下的李鸿、陈鸣人、唐守治、刘放吾、赵狄等老干部们一一招来,分别委以重任。

    刘放吾生于1908年,湖南桂阳人,黄埔六期毕业,他原是国府警卫军连长,后随税警总团参加了淞沪战役,在丁家桥战役中负伤,但因表现出色受到了孙立人的赏识。陈鸣人生于1909年,江苏省松江县金山卫人,他早年曾入读大观书院乙种农校,北伐战争后期考入中央军校南京陆军教导队第一期,毕业后在教导师任上尉排长,后跟随张治中将军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大约是受孙立人的邀请,他随后便改投到税警第四团,出任第一连上尉连长,在淞沪大血战中腿部负伤。

    赵君迈虽然与孙将军的志趣、履历非常相近,但终因其政治爱好,导致其后来越发脱离军队,进入行政领域。还在1935年7月时,赵出任财政部税警视察长,兼任第一团团长。在此前后他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1936年5月,赵又参与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圆明园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成立活动。淞沪会战时,赵的税警第一团曾被编入萧之楚第26军第44师,12月间又被胡宗南收编,赵被任命为第44师第3旅少将旅长,驻防于河南归德,当时陈鸣人、赵狄等人都在44师。随着国军在中原战场的失利,不安于位的赵接受了财政部的调派,于1938年秋出任财政部缉私总队中将副总队长,成了孙的副手。

    正在急需用人之际,有一天在长沙大街上,孙立人不期巧遇了一位老同学、老同事,此人便是齐学启。在“一·二八”淞沪战事后,齐学启的宪兵第六团被改编为上海保安处第二团,1934年夏,上海保安处进行裁编,齐的团长之位也被裁掉,他成了编外军官(也是在这一年,齐学启的发妻病逝,他又续弦了一位童姓女子);一气之下齐接受浙江大学的聘请,当教授去了。齐学启目睹当时纷乱的政党派系纷争,军中排斥异己,极为愤慨不满,因此对于仕途已无兴趣;抗战爆发后,也正赶上他母亲生病,奉母西迁、返乡探亲的他又打算到湖南大学继续任教,在教育岗位上为国家培养人才,齐觉得这也一样是报国之途。

    因为军营生活紧张,孙立人与齐学启好几年都没怎么联系了,此次他听了老同学的遭遇,虽表无限同情,但凡事都有个轻重缓急,因此建议道:“当前敌寇横行,大好河山,半壁沦陷,国亡无日。国人当务之急,是要奋起抗战,驱除倭寇,挽救民族危亡,光复失土。我辈当年改文习武,正为今日马革裹尸,不能以个人际遇而消壮志。”

    如此一番义正辞严的邀请,被老同学诚意所感动的齐学启无法拒绝,当即欣然重披战袍,出任缉私总队参谋长。孙立人要重建一个新的“税警总团”,一个壮大版、升级版的“第四团”,有了这些得力干部的辅助,他的底气才能更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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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正严肃的孙立人与温厚宜人的齐学启二人,可谓相得益彰,他们无疑是一对个性互补的好搭档,在军中有“严父慈母”之称。

    齐学启一向对部下只问效率,不讲求形式,与孙严格把控细节、精确练兵的主旨,又能起到一种相辅相济的作用,有时在孙将军盛怒责难之下,齐便会出来为僚属缓颊解颐。齐学启喜欢读书,治军之外总是手不释卷,对兵学及儒学均有极深的造诣,所以能沉潜于仁义之中,从容乎疆场之上;僚属们如有过失,他总能引经据典,说得对方心悦诚服,但是他如果发现对方有不忠或不诚实的行为,少不得也要厉声痛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齐学启最爱读的诗句,他之所以最终能够成就“现代文天祥”之不朽荣名,正在于他的临大节而不苟的高洁品格。

    孙、齐二人精诚合作、从无间言,凡是缉私总队的组织规章、操训典范,多由齐参谋长拟订,孙总队长则从无异见。孙将军向以岳武穆自励,齐则以文天祥自勉,两人同进同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皆志在为国家训练出一支劲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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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38师官兵统统都到了印度,独独不见齐学启副师长的踪影,这让孙立人将军日夜悬念,三番五次派出谍报人员前往缅甸探寻,均毫无消息。

    还在5月9日夜间卡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孙还曾与齐通电话,约定当晚8时派车去约定地点接他回师部。后来叶遇春副官驾车到了约定地点,一连等了五个小时,也没见到齐副师长的踪影,从此孙、齐两人就失去了联络。

    时隔半年之后,从英方医院转来了一位伤兵,他就是当时追随齐副师长行动而唯一脱险者(因拉肚子暂时掉队),从他口里,新38师上下才得到了齐将军那一段令人感泣的经过:当时与孙师长通过电话后,齐副师长便乘坐着第5军派归他指挥的装甲车,赶往曼西的第5军军部,把车辆归还建制,并向杜聿明军长报告113团战况及孙师长要他回师部的事情,得到杜的许可后,齐就开始赶往约定地点会合;但是由于当时第5军正在准备转进,车辆十分困难,因此耽误了时间,不能如期赶到约定地点。

    就在这个时候,齐想起新38师还有18位受伤官兵留在第5军野战医院治疗,他放心不下,于是跑到医院去抚视。这时负伤官兵已经听到撤退的消息,往后没有车辆再来接送他们,大家正在惊慌失措的时候,突然见到了齐副师长,简直如同见到父母一般,不禁悲喜交集,一致要求跟随副师长一起行动。齐眼看着从战多年袍泽的凄惨情状,眼泪早已夺眶而出,当即慨然应允了大家的请求。

    这时日军正在突破113团防线,刘放吾开始率团转移,齐学启于是同刘放吾失去了联系。齐决心带着伤病的袍泽们,相率向山林中觅路西进,希望能够同北来的师部取得联系。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孙师长会率领部队赶回温藻救援112团,全师从此由温藻向西北方向转进,如此齐所带领的伤病官兵们又同本师失散。

    最初,那些伤病较重的官兵还能勉强行走,但后来渐渐的就支持不住了,在百般鼓励之余,齐又在当地买了几头黄牛,让不能行走者骑乘。齐学启用尽各种办法,总算让大家赶到了清德温江畔的孟坎(荷马林南面不远处),此时重伤的官兵因为伤口发炎,骑在牛身上都支持不住了。此时齐买了一些竹子,准备编成木筏,趁着大水准备顺河去荷马林。5月19日,竹筏漂到了荷马林以南十几公里处,突然被日军骑兵追上,在敌人轻重机关枪的扫射之下,除由两个人侥幸跳水逃生外,其余不是死亡便是重伤,齐学启本人当时也因身中数弹昏迷了过去,从此下落不明——对于很多军事领导者甚至最高统帅而言,齐学启这种行为简直是愚蠢透顶,因为对于他们而言,士兵们无非是一些炮灰,在关键时刻可以毫不留情地抛弃——然而要解释新38师为什么是一支战力惊人的军队,就可以透视齐将军的这种精神,因为轻易抛弃士兵的军队,也终将被士兵所抛弃。

    齐副师长的噩耗传来后,使新38师官兵们都陷入了不安,大家无不朝夕祈祷着齐将军早日平安脱险归来,就这样一直祈祷了整整三年,直到希望最终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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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反攻缅甸期间,每当风雨之夜只身处在营幕中,孙立人就会想念自己的老同学、老搭档齐学启将军。回想到少年时两个人在清华园一同打篮球的欢乐、青年留学美国时的豪情壮志以及壮年在军中练兵作战的种种情景,孙将军就会常常彻夜难眠。

    凯旋归来思旧侣,杯酒交错少一人。如今抗战胜利了,可是孙立人到此时还是不晓得齐学启的下落和生死,他忍不住潸然泪下,不能自已。此前,随着美军攻入菲律宾,曾有一个喜讯传来,说是美军所解放的战俘中就有新38师副师长齐学启将军,还说他和蒋介石当年的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关在一起。这一消息曾使节节胜利的新一军官兵倍加喜悦,他们奔走相告,都说这是“吉人自有天相”!

    到了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14日,一个惊天噩耗从报纸上传来——大公报记者黎秀石从仰光发来一则专电,报道了《齐学启将军拒敌诱降被刺死》的详细经过:

    (民国)三十一年五月十九日,齐学启将军率领着满载伤病袍泽的竹筏,顺流而下时,遭到日寇骑兵狙击,齐将军率众应战,身中四弹,失去知觉,不幸被俘。

    日军从齐将军所佩的符号,知道他是将官,就为他裹伤抢救。齐将军苏醒过来,发觉身陷敌营,拒绝换药进食,以求速死。日寇无奈,又将齐将军押送荷马林旅团部,齐将军大义凛然,厉声斥责敌酋说:“中国军人可杀不可辱,速毙我,勿多言!”猛夺刺刀自戕,敌酋左右慌忙夺下佩刀,日军旅团长见状,下座表示敬意。多方劝降,均遭将军怒斥。日寇无计可施,遂将齐将军押送仰光战俘营。

    这时,汪精卫伪政府欲罗致国军高级将领组织伪军,汪伪政府军事委员会派叶蓬等一行赴仰光,威逼利诱,同样遭到齐将军的严厉斥责。汪伪政府最后仅求齐将军赴南京一行,即可释放,但均为齐将军严辞拒绝。

    囚禁三年期中,数度迁易囚所。当时战俘所居住的地方,都是自建的草棚,每日劳动,出力流汗,而饮食粗粝不堪,并受无端殴打凌辱,齐将军均能怡然处之,大有文天祥的“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的气概。齐将军常在夜间,为同囚盟军官兵讲授数理课程,还以国语、英文向难友晓谕中国抗战必胜、世界反法西斯必胜的道理。同囚数百盟军,莫不为之动容,以当世贤哲敬之。甚至连日寇也凛其气节,不敢坚持迫降。

    同囚难友中有国军第五军被俘排长蔡宗夫及列兵章吉祥等人,因通晓日语,曾将我方军事机密告诉敌人,以取得日方欢心,并协助日寇劝降,受到齐将军厉言申斥,他们怀恨在心。当日寇败相已露,胜利在望前夕,蔡宗夫和章吉祥唯恐齐将军将来归国,会揭发其卖国行径,在三十四年三月九日夜乘齐将军如厕时,以暗藏之剪刀,猛刺齐将军腰腹,狱中有位英国上校医官,曾找来一些药品,要来为他诊治,但被日寇制止。因为天热流汗,伤口发炎,三月十三日,齐将军头部又受到叛徒猛烈一击,倒卧于仰光俘虏营的楼梯上,他就在盟国战俘的悲痛和默祷下壮烈成仁了,得年四十有四。

    正在将信将疑之中,与齐副师长一同被俘的新38师副营长蒋永晖自仰光战俘营释放归来,他向孙立人报告了齐副师长被叛徒章吉祥等人刺杀的详情,最终证实了上述的新闻报道。

    据当时同样被扣押在战俘营的美国人约翰·博伊德透露:“他是战俘营所有各国战俘的灵魂人物,日本人要齐将军签署一个保证今后不越狱,同时企图要他在电台上做叛国宣传。齐将军平静而断然地拒绝了。后来有人来威胁他,长时间不给他食物,最后甚至断水。面对这一切,齐将军一直保持平静和自信。”日军劝降失败后,汪伪政权又派员来劝降,又是安排洗澡又是一番上等款待,但说到正题时,“将军淡淡地拒绝了,拒绝之前,将军很客气地说感谢他们的来访和这些酒菜。这时那些来访者挂在脸上的微笑变成了愤怒,将军脸上轻蔑的笑容表明他在观赏这场闹剧中得到很大的享受。从那以后,将军被重新单独监禁并遭受到无数次毒刑拷打。”【约翰·博伊德1996年写给远征军历史研究者戈叔亚的信件,见戈叔亚《齐学启——美军眼中的远征军将军》一文】齐学启将军的妹妹齐新,后来曾数次提及她所见过的一件哥哥当年的囚服,“上面血迹斑斑,他在狱中的遭遇,可想而知。”

    对于齐将军的不幸遭遇,孙将军极为痛心疾首,立即责成谍报队长王文邦侦察蔡宗夫、章吉祥的行踪,后来探知两人已从仰光逃回昆明。当时孙立人正在重庆,接到贾幼慧副军长的报告后,他立即点请昆明防卫司令部将蔡、章二人缉捕,送交军法总监部审讯,二人供认属实,遂以通敌叛国及刺杀高级长官罪行,被依法判处死刑,于1945年12月13日在重庆土桥刑场枪决。

    早在9月间得知凶讯后,孙立人就派人前往仰光去搜寻齐将军的忠骸,并洽请时为英军第十四军团长的斯利姆将军协助,派飞机运回长沙。同时,孙又呈请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中将军衔,入祀忠烈祠,并优恤其遗族(英年早逝的齐将军没有子嗣,只有四个妹妹,长妹齐家将儿子钱其澄过继给哥哥,改名齐仁昌【参见刘伟华《齐学启将军生平事迹考》一文】)。

    长沙岳麓山下,有孙将军所仰慕的湘籍英杰蔡锷、黄兴的坟墓,孙便派出专人在两位先贤的墓旁,为齐学启将军营建墓地。待到安葬之日,孙立人将军又专程飞到长沙执绋送葬,亲自主持祭礼。在灵堂正中,悬挂着一幅孙将军的挽联,以表达齐、孙两个人生死不渝的友情:

           九载同窗,同笔砚,同起居,情逾手足,彪勋震异域,威名憾寰宇,君酬壮志,功垂青史,湘水湘云存浩气;

           十年共事,共生死,共患难,倚若股肱,杀身惊天地,成功泣鬼神,我迎忠骸,泪洒红叶,秋风秋雨悼忠魂。

    整个祭奠活动分外悲戚,当着众人的面,孙将军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情绪,直到活动结束退入休息室后,他终于忍不住泪如雨下。

    齐将军以个人的生命坚守住了民族气节,为国家赢得了无上尊严,这种精神就是昔日文天祥(号文山)浩然正气的再世重光(文天祥在元大都被囚也是三年),所以当时的著名教育家、文学家顾毓教授,赋诗悼念齐将军时写道:

           缅北功偕班定远,仁安羌外战云酣。

          旌旗蔽日千军拥,风雨同舟一渡难。

          自是精忠追武穆,长留正气继文山。

          仰光雾拨天重见,大节昭然泪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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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立人将军终生所最怀念的,还是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忠魂,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让忠骸得以安详,让他们的遗族得到抚恤,如今他虽然老迈无力了,可还是想尽一己之力去完成自己未了的心愿。

    四十多年过去了,岁月的风风雨雨,并未磨去孙将军对老战友齐学启将军的怀念。1988年春,当他刚刚恢复了自由,便立即派出旧属彭克立乘回乡探亲之机,前往长沙岳麓山查看齐将军墓园。当孙将军得知墓园已经在文革中遭红卫兵严重损毁、至今未得修复后,悲恸不可抑制。经邀集旧日袍泽凑足6000美元后,孙将军又委托彭克立与刘立忠两人携款赴湘,与中共湖南省有关单位协商修复齐将军墓园的事宜。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墓园于1989年10月修复完成,又于次年1月组织了公祭活动。

    孙将军为了表达自己多年来的哀思,特地为齐将军墓园的重建撰写了一篇《重修齐学启将军墓园记》,述英烈故事,刻石立碑树于墓前,以供后人凭吊。全文如下: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三月八日,陆军少将、前新三十八师副师长齐公学启被刺于缅甸仰光之日军战俘营,是月十三日以伤重逝世。公之死去缅境之解放曾不数旬,距盟军之全面胜利亦只五月。公虽知日寇之必亡,而己不及见矣。

    溯自日寇入侵,生灵涂炭。民国三十一年,我新三十八师奉调入缅与盟军并肩作战。四月十八日,我以一团之众击溃十倍之敌于仁安羌,解英军七千余人之围。是役也,中外震动,而公临阵之绩实伟。方当乘胜追击,而盟军之战略遽变,公乃率部殿后掩护友军转进。及任务完成,复报命于第五军指挥部,归途遇伤病袍泽,不忍弃去。敌骑大至,众寡悬殊,创重援绝,遂被俘焉。

    公之羁于仰光中央监狱也,凡三年。三年中敌伪劝降无所不用其极。公心坚金石,不屈不挠,狱中同志及英美受难战友数百人皆倾仪动容,尊之为精神领袖,视之为光明象征。故卒以此见害于敌。

    世之人,或以公之在仰光狱与文天祥之在燕京狱相提并论,其浩然之气与夫所以塞苍冥、立人极者,固无异也。公之灵柩归葬故里,余曾亲为执绋,并为挽辞以述哀。公之葬地在岳麓之阳,与黄公克强、蔡公松坡两先烈隔垅相望。湖湘人杰,后先接武,可谓不忝者矣。

    今公墓道废圮,志表无存,当日袍泽决议重修,所以怀旧德、彰忠盖也。以余为知公者,嘱为数言,以纪其事。余闻之: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余则过时而悲。呜呼!死者陵谷,公与诸公俱往矣,神骑箕尾,名在日月,固将与麓山湘水同乎不朽,而余以老耄,犹能执笔为文,有深幸焉,而亦不能不有深恸也。

                         公元一九八九年八月吉日    舒城孙立人敬撰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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