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陪一位学生娃写作文,主题是“我最敬佩的人”。我们列好提纲后,学生娃仰起脸问:“老师,你最敬佩的人是谁呢?”我摸摸孩子的头,笑!我最敬佩的人——是给我生命、伴我长大、陪我穿透黑暗的母亲。
母亲六十多了,个子瘦小衣着朴实,脸上常年挂着笑,似乎生活从来就没有为难过她。其实不然,我们的家庭虽说现在生活安稳,回首过去,所经历的磨难却并不少。
年轻时的母亲生下我后,曾再生过一个弟弟。据母亲回忆,这个弟弟生下来便白白胖胖,比起又黑又瘦的我讨人喜欢多了。只可惜,在弟弟一岁多时便查出患有骨髓癌,并且是先天性的。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纵然是家财万贯,这个消息都是一个晴天霹雳,何况对于在贫穷中挣扎的我家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自此,我便被寄养到外婆家,母亲和父亲背着弟弟天南地北求医问药。如此辛苦奔波大半年,家中除了两间破瓦房完全是一贫如洗,更为糟糕的是,弟弟的生命也未曾留住,当时的境况用人财两空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大约所有的人都以为这个家庭从此再难翻身了,对此,母亲并不申辩和解释什么,只是默默地擦干眼泪,开始在荒山野地中书写新生活。那时恰逢打破大锅饭,开始土地承包责任制,除了种好责任田,四周能开垦的荒山荒地全都被母亲种上了玉米或红薯。这些玉米或红薯不仅让猪栏里的猪仔仔长得膘肥体壮,还让那群整天欢腾个不停的大母鸡变成了下蛋机器。小猪变大猪,大猪变成钱;小鸡变大鸡,大鸡生的蛋也变成钱,几年辛苦下来,母亲和父亲不仅还完了因弟弟治病欠下的债,还自己烧砖制瓦,盖了三间新瓦房。
第二次面临家庭的灾难,是我因为生意上的三角债跌入囹圄。尽管社会一再进步,人们的思想一再开放,可是,对于中国农村来说,哪家出了个“劳改犯”仍然是天大的耻辱。更有甚者,在法院的默许下,债权人将家里像样点的家具电器连同父亲心爱的摩托车一起卷走。种种状况,关在山顶看守所的我一无所知,母亲每周来看我,带的就是一袋子书和“家里都好”这句话。母亲头上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明显增多,可每次见到我,却还是脸上带笑对我说:“你只管安心看书,家里有我和你爸呢!”
我不知道那时候的母亲,是如何顶着众人耻笑的目光和家里巨大的经济压力坚持下去的,我能够想象的,就是母亲瘦小的身躯不畏寒暑,一次又一次地背着书,在通往看守所的那条山道上坚定而努力地跋涉。
写到这里,或许很多人会猜测,我的母亲,在女儿跌入囹圄仍然坚持送书的母亲,一定是一位有文化的女子。其实,母亲一个字都不认识,那个年代的农村,孩子少的可以上个小学,像外婆家这种子女多家道艰难的,孩子的童年基本就是放牛打猪草,或是帮忙带弟弟妹妹,母亲当然未能例外。
母亲虽然不识字,对我的家教却很严格。尽管弟弟病逝后,我成了家里的独生女,母亲却从不纵容我,依然有很多铁规:吃饭不准拿筷子在菜碗里挑三拣四,夹到的菜,无论多难吃都要吃下去,绝不准浪费;不能背后议论同学或小伙伴的是非,有话当面说;接受了别人的帮助,一定要加倍还对方人情;平时多做事少说话,但见了长辈要礼貌;当天的学习任务必须当天完成……
尤其是在对待奶奶的问题上,当年奶奶曾经在弟弟病逝后,因担心父母还不起欠她的钱,指使小叔把我家堂屋的大木门取掉。那时我虽然还小,可那一夜穿堂而过的凛冽北风着实把我吹了个透心凉,自此对奶奶怀恨在心。母亲却对此一笑而过,每次有点什么好吃的,一定要我先送一份给奶奶,就是煮了一碗面条也会加个荷包蛋给奶奶一碗。这样的差事是我最不情愿的,这个时候,母亲就会指责我,说我小小年纪,别的没学到,记仇倒是学得快。完了还反问一句:“将来我也要老的,等我老了,你是不是也不愿意给我送吃的啊?”这句话让我无以反驳,只好乖乖地去跑腿。
成年以后,我见到过许多社会上的“成功人士”,也从书上读到过许多的“大咖”,但我的内心里,最敬佩的依然是母亲。那个个子瘦小却能够从容对待苦难,那个一字不识却有大教养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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