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包公声名远播，百姓据此创造了一些跟包公有关的词汇和俗语。如《野客丛书》和《铁围山丛谈》记述“包弹”的来历与流传。而“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等歌谣使包公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
为科举考试而编撰的类书《古今源流至论》，收录包公事迹多条。理学大家朱熹用包公不结交富人的事例教育自己的学生，将包公的诗作刻于白鹿洞，作为书院的警言格句。朱熹还编著《五朝名臣言行录》收录包公事迹，作为从政为官的典范。
北宋治平三年（1066年），庐州兴化寺僧人仁岳为感激包公知遇之恩，“以其居之西偏屋辟而为祠，立公之像”，得到全州士人民众赞同，合肥太守张环亲自题写《孝肃祠堂记》，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由官民合修的包公祠堂，距离包公去世仅四年。北宋英宗时期状元彭汝砺《和谒孝肃祠堂》诗：“樵牧万家歌旧泽，簮绅百拜望英资”，表达了士绅阶层和普罗大众对包公的敬仰。北宋神宗皇帝怀念包公的忠诚刚正，下诏命画工绘像，置于祖庙，配享先帝。包公祠庙祭祀在各地更加兴盛。
南宋僧人净善重集的《禅林宝训》记载了二人推让百两白金，包拯断案，捐赠给京城寺观修冥福以荐亡者。包公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扩展到了佛教故事。
宋代包公故事的文本还包括两宋文人别集、诗话等体裁。包公同时代的很多文人，在诗文集里不吝称赞包公。宋杨蟠作《喜闻中丞包公称职有书》时，包公已经很有知名度了。宋黄公度《包公堂》和《清心堂》两首诗则反证了包公在端州为官深得民心。北宋文坛盟主欧阳修对包公称誉有加，赞扬包公“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 文彦博、苏轼、司马光、曾巩等人也撰文称颂包公。尽管包公处于新旧党争的漩涡，终因正直廉明而被各方接纳和推崇。阮阅《诗话总龟后集》、胡仔编《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与后集都收录了包公事迹。
随着两宋时期商业经济的繁荣，城市中下层民众消费观念的变更，包公故事在宋话本、金院本杂剧里现身，正式跨入通俗文学的领域，包公形象逐渐出现新的转变。
宋代话本中的包公故事存有五种。《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合同文字记》《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三现身包龙图断冤》《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五个故事包括了世俗生活中的婚姻矛盾、财产纠纷、社会治安等家庭问题。其中《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写包公初步具备了“日间断人，夜间断鬼”的神判功能。宋代的包公戏有《三献身》《烧花新水》《蝴蝶梦》《刁包待制》，金院本《陈驴儿风雪包待制》，可惜已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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