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座城一抔坟

作者: 海纳有容 | 来源:发表于2018-05-20 20:38 被阅读652次

一个人一座城一抔坟
一个人
城
葬爱
一座城一座坟
《浮城大亨》感吟
沙城
虐心虐肺文💔《心坟》-渣男没好报
一座城，一座心坟。
坟

一个人一座城一抔坟

因为父母的墓地位于黔陶，每次去的路上都要经过一个叫歪脚村的地方，每每经过，都会纳闷这地方山清水丽，田园秀美，为什么村名却为“歪脚”呢？是一座山或一幢房屋歪斜吗？抑或是某人在此崴了脚？

今年清明路过时专门下来询问了一下当地的老人，那老头81岁了，抽着旱烟，堆满笑容的脸上也堆满了皱纹，他说这村名一直就这样叫着，村旁边有名的是狮子山，独峰耸翠，秀木葱笼，村名但不会因此山而得，这是以前的老话，因为离青岩镇比较近，脚一歪就到了，一直就这样叫下来。此说虽有牵强，但不无道理。不料那老汉抽完一锅烟，把那长长的烟杆往地上磕了几下，却又道出这样一番话来。“不要看我们这个村名叫歪脚，不好听，但人一点儿也不歪，历史上还出了一个名人呢。”原以为青岩的名人就是赵以炯和周渔璜，这歪脚之地也出一个什么名人呢？只见那老头放下烟杆，露出一口熏得黑黑的牙齿，道出一个人名——平刚。恕我孤陋，还真不知这平刚是什么人。老汉接着说，这平刚算是他的表叔祖，是国民党的元老，大官，做过孙中山的秘书，后来回到贵州做过省议会的议长。

省议长，相当于今天的人大主任，是正省级高干了，不知其后来如何，再问老头，他只说了一句，早都死了，人埋在大营坡，他家的后人间或会有在清明去挂青。

自从那天得知平刚之名后，此事一直萦绕心中，总想去探寻一下其人其事其墓。今日无事闲坐家中，本想聆听阅读，但墙外人民南路施工的轰鸣声阵阵传来，震耳欲聋，让人心烦意乱，不能安坐阅读，于是动了探访平刚的念头。

首先百度一下平刚，果真还有其词条，由此可窥其一生之一斑。

平刚（1878-1951），字少璜，贵州贵阳青岩镇歪脚村人。1905，赴日本学习法律，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在广州设大元帅府时，任大元帅府秘书。平刚自幼聪敏伶利，性格倔强。八岁读私塾，十九岁考取秀才。戊戌变法后，平刚结识了具有变法维新思想的乐嘉藻，彭述文，蒲藏锋等人。他们常在一起谈论国事，切磋新学，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1905年慈禧太后七十生辰，清廷不顾国势危急，人民生计维艰，下令全国各地大肆举行“祝寿”活动。当时，贵阳的主要街道都搭起了“万寿台”，张灯结彩，披红挂绿，闹得乌烟瘴气。平刚目睹统治者如此荒淫，不觉义愤填膺，毅然将自己的发辫剪去，以表示对封建统治者的强烈抗议，这一举动立即震动了贵阳山城，章太炎1900年剪辫，是为中华第一人，而平刚为1904年，是为贵州第一人，如果对剪辫也如今日一样进行排名的话，平刚当进前十吧？到了慈禧寿辰日，平刚在贵阳搭建的万寿台旁粘出这样一副对联：“东观日本西观意，卅年来人皆进化”，下联是“北惩俄罗南戒党，七旬后我亦维新”。这副对联是说慈嬉太后东看日本，西看意大利，都因维新而富强，她自己则北面对付俄国，南面对付革命党，忙得不亦乐乎，逼得他七十岁了还要大谈维新，辛辣地讽刺了慈禧太后。官府却惊恐万状，大为恼火。贵阳知府严隽熙下令捉拿平刚归案，欲治重罪，以平“骚乱”。幸得科学会成员于德楷、乐嘉藻等人大力劝说，才将平刚以革去秀才身份，责打手心四十大板了结。平刚气愤已极，盛怒之余，离家出走，于当年五月流亡日本，并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

民国元年(1912)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平刚参加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工作，就任众议院秘书长。民国四年(1915)，蔡锷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平刚在上海闻讯，立即与章太炎等人入滇支持起义。民国六年(1917)，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就任大元帅，平刚立即赴广州，出任大元帅府秘书。

民国十二年(1923)，平刚因父母衰老，妻子多病，离开广州，回到贵州。民国二十六年(1937)，吴鼎昌任贵州省主席期间，成立了贵州省临时参议会，平刚任第一、二届议长。

这座城市的历史之所以没有中断，还是得益于平刚的刚直抗争。

1944年，日军由柳州窜扰黔南，蹂躏独山、荔波、三都、丹寨、都匀5县,焚掠之惨，尤以独山受祸为烈。贵州是陪都重庆的屏障,其安危攸关着中华民族抗战的前途。形势逼人，蒋介石命何应钦：“确保黔边,屏障陪都,相机击破敌人”。何应钦接令后,立即调兵遣将令第一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汤恩伯赴贵阳指挥作战；电令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元良将军率军来黔,在贵阳外围福泉马场坪一线布防,阻遏来犯之敌。

前线紧急,汤恩伯特到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平刚寓所拜望,向这位同盟会的元老咨询战守之策。平刚素以刚直著称,在贵州政界享有崇高的声望,因此汤恩伯敬他三分。平刚建议:贵州边境有连山天险的地方,号称“十万大山”,地处大山塘一带,可以扼守,亦可迎敌决战,希望汤不要因保存实力而退而不前,以致连失数城后无处立足。汤听后不置可否。

原来汤恩伯早有打算,局势一旦恶化,他将放弃贵阳,将省府迁往遵义,再败则移桐梓。为了瓦解平刚的反对态度,他派人前去疏通,暗示“贵阳必为军事所争,定遭糜烂”,以此迫使其立即赴毕节或重庆避难。平刚不为所动,亦不怕其胁迫，岿然不动。

随着黔桂前线的溃败,数十万难民及军队、军车涌入贵州,省城贵阳成了难民的主要寄居地。大批难民的涌进,贵阳顿感人满为患。由于无法安置,难民走投无路,不少家庭露宿街头。整个贵阳城成了一个超级难民城。由于形势紧张,物价飙升,难民充斥,人心浮动,霍乱流行,民众惶惶不可终日。恰逢此时,军内有人附和张治中、汤恩伯的“焦土抗战”，准备烧毁军用物资,以防落入敌手。这时官方下令：人民迅速疏散，如有观望者,必定加以强制。不少商家和民众闻风而起,准备外逃,“各商店仿佛不要本钱似的把货物向外抛，行人见了车子就不要命似的往上乱爬”，谁都预感到大难将至,在劫难逃。

战争的阴云愈来愈浓,何应钦、张治中、谷正刚、张道藩等中央大员纷纷聚首贵阳。当张治中说中国人民意弱质劣，不及外国人勇于卫国时，平刚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立即反击：国家到了如此地步,并不是人民的过错,这与谋国者的决策不无关系。至于今日之战局,日寇已在太平洋战争惨败,其不可战胜已是神话，毋庸恐惧。日寇之所以趁势而来，是因为看见我军张皇失措，不敢应战。目前决策者应当立即集结军队，对来犯之敌迎头痛击。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身为主帅者，远居后方，每日只知下令疏散，不顾一切，待到无路可退敌军合围时，我军岂能在贵阳、马场坪之间与敌决战?

平刚的抗争,终使军事当局不敢草率下令疏散。两日后,孙元良将军率先头部队900人赶到独山,阻击日寇。日寇摸不清楚中国部队的虚实,亦得到中国援军从各处赶来的情报,为避免被围歼,于是下令从独山撤退。这时,第九十四军奉命驰援贵州,牟廷芳率部从湖北经湖南风雨兼程地赶到贵州镇远,突然接到命令,得知日军攻占黔南荔波、三都、丹寨、独山四座县城。前锋进抵都匀附近时突然接到命令,已于12月4日至6日撤到广西，贵阳军民顿时松了一口气。

几日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前来慰问平刚,谈及汤恩伯早已制订计划,电呈蒋介石批准。其计划主要内容有:若日军再向前推进,贵阳将作为决战之地,先烧南明堂的作战总部,次烧省政府,其他工厂、民房自不待言。这样一来,贵阳将成为一座“火城”,已有千年的历史古城将惨遭浩劫。对此,吴鼎昌不无感慨地说:“南明堂得平议长一席话,救济不少。”时任财政厅长的周诒春亦言:“此次贵阳,非得平君当场直言,大家已入火城!”

阅毕平刚生平，再搜索平岗墓，确实位于大营坡，从化工路进去几百米即是。准备动身时，却发现已经变天。上午还是阴天，阴云密密地布满天空，气温不高，正好出行，但中午后太阳竟从云里露了头，焰焰地照着暮春初夏的大地，天上的云朵也一改上午的灰暗，而是洁白地衬在蓝天之上。中午出去太热，直到下午四点钟后方才出门，到盐务街口乘坐251路到化工路口下车。这是我第一次走到这化工路里面来，平时只知此处极爱堵车，让人过而生畏。进入其中，里面确实嘈杂喧哗，路旁店铺林立，行人如过江之鲫。走到化工汽车修理厂，有两条岔路，不知往哪儿走，问了几个年岁大的人，都言不知，于是自顾顺着上山的路走，因为但凡坟地总是在山坡上面，前方到了一个菜场，又问那些商贩，同样不知晓，继续往上走，出了菜场也见不到坟墓的踪迹，而且此地全是迷迷匣匣的房屋，哪有空地能容下一座坟呢？心中不由得有些失望，不过记起网上介绍说，平刚墓就是在民居的包围之中，于是又继续打听，正询问时一个男孩在旁边说，你是找大坟啊，我带你去。一听此言，一下真有云开见天，柳暗花明的感觉。

随着小孩往回走到了菜场的入口附近，他指着一条坡道对我说，你顺着这条路一直上去，就是那个大坟。谢过男孩，我顺着这条狭窄的坡道往上走，路旁都是一幢幢三四层的民居，全是原来当地农民修来出租的，房屋的间距很小，可用密不透风来形容，房屋虽密，人却不多，让这蜿蜒的小巷增添了几分清幽，到得坡道尽头，那座方形的石墓即刻展现于眼前。

墓应是八十年代重新修葺过的，但已显得有些落寞和陈旧，处于四周的民房包围之中，犹如汪洋中的一座孤岛。此地原为天主教徒的坟地，清末民初，贵州的天主教徒大多葬于次，平刚的父亲笃信天主，故葬于此，说不准他父亲还是青岩教案的参与者之一，平刚至孝，随父合葬，左面的墓碑即为平刚，右面为其父之碑。原来山上密密地全是坟地，青岩教案的主角胡缚里主教豪华的坟墓也位于此，不过在那场针对一切旧文化、洋文化甚至一切文化的“大革命”中被夷为平地，可怜其万里迢迢传教而来，最终却死无葬身之地。只是这平家父子之墓，不知为何竟逃过了那场浩劫，也幸因1987年贵阳市将此墓列为文物才得以保存至今，否则也早被周遭居民或侵蚀或铲除，修建房屋用来出租赚钱了。周遭房屋不断拔地而起，孤坟陷于无奈困境，无声，无息，默然地凝视着一切迅疾的变化，用其自然的冷清，与周围的喧嚣进行最后的抗拒。墓前的拜台依旧保存着，不过布满垃圾，一角的水泥剥落之处，已被居民种上了白菜，这不大的拜台也是这逼窄房屋间仅有的一小块空地，于是乎成了此处孩子们玩耍的地盘，孩子们顺着那块文物保护碑一攀，即上到墓顶，原有的青草都被践踏成一条小道，如那秃顶上的头发稀稀拉拉，这也也是那小男孩能知道此墓的一个缘由吧。

在人们诧异的目光中捡拾掉一些墓旁的垃圾后，夕阳已西沉，霞光正灿烂，我兀立墓前，不禁追思往昔。

平刚，一个曾经陌生的名字，一个陌生的人，竟因一个偶然的际遇而走进我的生活，走进我的内心，我想，这个年少即中秀才，仕途甚为光明的人，怎会冒着杀头的危险愤然剪辫，与旧体制进行彻底的决裂而走上了流亡之路；作为1905年加入同盟会的民国元老之一，曾经的大元帅府秘书，近水楼台应先得月，不在那官场上浸淫得势，平步青云，反而又回到贵州这穷乡僻壤，致力于故土的振兴；在日军进逼贵阳，守军抵抗无力，竟要疏散民众，仿效长沙，实行焦土抗战之时，又是他挺身而出，直面呵斥，保全了这座城市，免市民于颠沛流离；直至土改之时，他深谙局势，把自己房屋土地都一并分给村民，连棺木也作为浮财卖钱上交，不问政治，不图荣华，隐居乡间，不过二载，郁郁而终。青年的豪情，政治的险恶，世道的沧桑，一切都成了浮云，随着他的遗骸静静地长眠于此，长眠于政府重新买给他的棺木之中，犹如孙髯翁的大观楼长联所言：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今年正好是平老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在这一百四十年间，中国已从满清走到民国，又走到了共和国，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走到今天，他老先生也是一股曾经的推动力，是一滴润滑剂，是一块铺路石，于国家，于民族，于历史都是有功勋的，其作用或许更大于某些“英烈”，因其最后的消沉和闭塞，也因其刚烈的个性而未赢得身后的隆誉，寂寞地困顿于杂乱不堪之中。搜他的诗文，没有，搜他的照片，只有一张——一个清瞿的老人，就像青烟消失了一般，而以他的才华与阅历，竟无半点诗文遗传；作为贵州的名人，也无肖像留存，这不合道理，却不知原因。人巳去矣，自是无语，年代久远，身殁事凐，可是后来者应当怎么认同和肯定前辈的作为与功业呢？本月开始实施的《英雄烈士保护法》的第二条这样写道：“国家和人民永远尊崇、铭记英雄烈士为国家、人民和民族作出的牺牲和贡献。近代以来，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而毕生奋斗、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功勋彪炳史册，精神永垂不朽。”“近代”作为一个时期的纬度，而“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为事跡的经度，平老先生是否理所当然应当归于其中呢？对历史人物怎么断定呢？姑不论其它，且说抗战期间他对于贵阳这座城市的保护，使其免于兵燹就是一大功劳。今天，这座城市扩展了，发达了，但却把曾经有功于他的先人遗忘了，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于后人的无情，喟叹于人们该记的没有记住，该忘的没有忘却，薄情寡义，耽于功利，皂白不分，是非难明，这，是否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