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的由来众说纷纭，中国自古以来有“女娲造人”的传说，这是极具艺术美感的体现。女娲走在大地上，觉得单调，于是抟土造人，人多了自然就热闹，但造人是个力气活，人死了怎么办，再造一批么？不，女娲是个聪明人，她把这群“人”分作男人和女人，让他们自己创造后代，这确实不失为一种好办法，人类繁衍，自己又省力。造物主从来是智慧的，创造男人，也创造女人，缺一不可。西方的上帝也造人，造了亚当，是个男人，怕他寂寞，就造个女人给他，男人和女人在一起了，自然不寂寞。甚至我们可以对“人类社会”一词作这样的解释：造物主赐予男人以女人，赐予女人以男人，二者合二为一的聚居群体就是人类社会。
在中国，女娲造人的神话我们都是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神话本质上是母系社会的映射，女娲造人意在指明女性天然的“先进”。母系社会的存在，一是源于女性的生育能力，二是基于当时的社会中男性的社会功能尚未完全得到体现。在其后的社会发展中，捕猎、易物以及生存中对抗危机等各方面因素的汇集，似乎男性更能在社会中发挥用途，如工具似的，于是成为主流，这种男女地位颠倒的状态延续久远。
女性丧失主导地位，即母系社会的结束，但并不意味着女性社会地位的丧失。《道德经》有一句：“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这个“牝”字是雌性生殖机能的代名词，指女性生殖器，老子以为“道”是天下之母，这是他崇尚女性，或者说母性的一种体现。究竟是否有“道”的存在且先不论，从老子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很好的看出，对于女性的神圣伟力（即繁衍后人的能力）在先秦古人的意识里是至高无上、无与伦比的。关于女性社会地位的下降，大约是起于程朱理学，及后由元明清的统治者“发扬光大”。程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说，本身是他非正式场合的偶然之语，后人扭曲其本意，以至于“贞节牌坊”一类宗教式的对于女性的禁锢。有趣的是，男性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吹捧女性地位的是男性，而打压女性地位的也是男性。
中国的历史以男性作为主流，尽管确然有出现如蔡文姬、易安等才女，毕竟少数，主流常常是讲究少数不作数的蛮横理论，我们无法忽视她们，但无奈的是亦无法就因此说男女平等。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杜甫在《兵车行》里写道：“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这两句话是在说生男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打仗，男人会战死沙场，所以不如生个女孩还能保全。农耕文明，男人种田耕地，是主要劳动力，同样的，战场上，男人也是主要战斗力。因战争而丧生了大量劳动力，于是生活渐渐走入困顿（中国人的困顿大多是从饥饿开始的），此时才会说到生女的好，但是这在本质上依旧不免有重男轻女的体现。男性在古代的社会体系中，显然是担当主要角色的，劳作力、战斗力，几乎撑起一个国家了。
女性重新踏上历史舞台，在民国开始，至于新中国以后，宣扬得多，其实效果倒是不大明显。而恰恰相反的，男性的地位经久之间似乎愈渐稳固了。中国历来的官僚系统都是男性当家、男性作主，即使武则天执政的年代，也不见得朝堂之上女人会比男人多。这种现象是复杂的，究其弊端之一必然是对女性而言的一种不公正。唯独最悲哀的是，大多数男性不以为然的同时，女性们也抱着相同的态度。在不能自知的思维中，悲哀因而愈加悲哀。难道真的是女性天性使然的不自知？那为何曾也有过辉煌的母系社会？如果以动物而论，大多数的雄性哺乳动物会基于领地意识而争斗不休，雌性动物亦是它们争抢的一个物件，这是雄性对外界扬力量的动物本能，就像雄鹿的角、雄狮的鬃毛。力量，是雄性生物保护欲和占有欲的来源。虽然这是动物界的准则，但对于人类社会，同样适用。通常而言，男性会因为心仪男性而争勇斗狠，这是生物本能作祟。男女构筑了一个群居社会，但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必然因素导致二者的地位永远无法获得平等，在漫长的历史中，女性地位因男性的存在而更迭，这未必就不是男性的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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