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家住在二楼，是那种老式的筒子楼，家家把蜂窝煤炉子架在走廊，水房是共用的，卫生间也是。后来有部电影《混在北京》由何群导演，索飞编剧，张国立、剧雪、奚美娟、方子哥、冯远征主演，影片上映于1995年，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一部筒子楼里的众生相。
大舅和大舅妈同姥姥住在二楼。大舅在区里上班，每天骑个自行车，风尘仆仆地来回。大舅妈坐公交去上班，每天挤车也需要使出浑身解术才上得去公交车。
楼下住着大舅妈的父母，我的表弟和他的爷爷住在一起，大舅之所以换了房子做成这样的布局，也是为了照顾两家的老人。但是，两个表弟，一个在爷爷家，一个在奶奶家，形成了不同的教育风格。楼下的老爷子更有文化，他是高级教授，也是优秀教师，家里一直是有学生来看望，他的英语特别好，会免费为学生们补课。
大舅妈皮肤很白，爱美，喜欢写诗，很有小资情调，她谈吐优雅，一举一动都有一种大家闺秀的风范。
大舅妈没有女儿，她非常希望我成为她的女儿。后来有一段时间，她干脆就把我认做了干女儿。每次见我，她都会送我一个小小的工艺品，那些年，她在工艺美术学校当校长，人品正直两袖清风。那时，时装模特刚开始兴起，她给了我一张模特走秀的演出票，我看完后，感觉很兴奋，就像喝醉了酒似的，她还带我去看过冰球比赛，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口，看到了更丰富的世界。她做的这些事，都加深了我的梦想，要好好练琴，考到北京的文艺团体来。
大舅妈的小楷毛笔字写得很漂亮，记得她送给我一个很漂亮的扇子，在上面儿写了一首小诗送给我，那首小诗就是毛笔字写的，很温馨，那把扇子我保存了很长时间。
一天，大舅妈带我去他们学校，我领略到公交车的拥挤，售票员说的普通话含混不清，外地人基本听不懂，而且态度很不耐烦。乘客如果等着报了站名再下车，就会下不去了，你必须提前往门口移动。
记得当时有一个笑话：一个内蒙人在北京的公交车上，掏出一百元买票，那时一百元刚出来不久，他说“建国萌。”显然，他要买一张到建国门的车票，但售票员听成：“见过么？”回了一句，“你见过么？下去！”
表弟是我的初恋，所谓初恋，只是朦朦胧胧的喜欢而已，那时我十几岁，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了北海公园，夏天的荷花开得特别艳丽，他就坐在草地上背起唐诗宋词来，他出口就来，背得十分流畅，那年表弟正在上高中，准备考大学，他又高又瘦，白里透红的脸庞，神情腼腆，一句话，他是那种温暖的阳光大男孩。
但是，他不修边幅，身上总是布满点点滴滴的钢笔水，不知为什么，那些钢笔水留下的痕迹，在我眼里就是刻苦学习而且非常有文化的标志。
黄昏十分，飘起了小雨，我穿了一件透明的雨衣。唐诗宋词里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我们在公园里走了很久，下雨都不觉得累。
表弟还带我去了玉渊潭划船，那个时候玉渊潭还是个野公园，随便进出，不需要门票。秋天是北京最美的季节，走在公园里就会不由自主地浮想联翩，憧憬未来。
放暑假时，两个表弟去了内蒙古。我家那时已经搬到了包头，院墙是松树组成的，我妈妈把它们修建得十分整齐。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吃饭，聊天，小表弟的嗓子好极了，他正在学播音，用播音员的声音为大家背诵了一首古诗：“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字正腔圆，晚风温柔地飘过，带着花香，带着希望，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我妈带他们参观了钢铁大街，到一宫看了电影，他们很喜欢包头的布局，方方正正很有格调。他们也被我们的饮食习惯所震惊，每年秋天，军分区会分一箱子带鱼，我妈做带鱼很有一套，用油煎好后，喷上白酒，再倒入醋喷一下，酱油，冰糖，红辣椒，出锅后，香气逼人，两个表弟吃了很多。妈妈拿出最好的东西款待他们，唯恐他们受了制。
他们在内蒙逗留了一个星期，这也是兄弟俩第一次出远门，对他们来说，看到了内蒙的辽阔以及人们的淳朴和厚道，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他们走后，一个青春少女的梦清晰了，但秋天到来时，近亲不可以结婚的事就明确了，还没等我真正喜欢，一段幼稚的初恋就这样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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