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物的流动》是阎云翔的第一部民族志，是对中国一个北方农村社会进行长期田野调查研究的成果，揭示出了中国社会礼物交换的诸种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并非仅是既存社会结构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它更是历经几千年的独特的中国文化对社会和人们日常生活的长久影响下的产物。因为文化的特殊性，中国社会的礼物交换就具有了与其他社会所不同的结构模式。
阎云翔
关系网
礼物的馈赠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礼物交换也是人类社会中最为重要的社会交换方式之一。
作者将礼物馈赠视作一种创造、维持并强化各种社会关系的文化机制。在下岬村的案例中，无论是表达性的随礼行为，亦或是工具性的送礼行为，其目的都是为了培育一个有利于自己或自己的家庭更好生存的关系网络。这份关系网络虽则看似普通平常，但它对于下岬村民却有着丰富意涵，它在特殊时期可以为村民们提供诸如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的支持或帮助，也就是说人们可以从自己施行的礼物馈赠行为中收获到“回报”，这似乎也证明了社会交换理论中互惠原则的普遍性。不可否认互惠原则在中国社会的礼物交换体系中一样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但是，互惠原则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社会中的礼物交换行为，即中国社会中的礼物交换行为常表现出功利和情感、规范和道德、关系和人情二者兼具的情况。
关系网络的型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动态的过程可以通过下岬村民的礼物交换体系得以很好说明。阎云翔把下岬村民的关系网络区分为“核心区域”、“可靠区域”和“有效区域”，这三个区域根据私人关系的可靠性程度逐级向外推广，他们彼此之间的界限可以通过礼物交换的不同得以体现，也可以通过礼物交换得以维持。当然，不同区域的关系网络还可以根据亲属关系与非亲属关系进行划分，亲属性的关系网络基本上是继承来的，而非亲属性的关系网络则多是自己后天创造出来的。但这些关系网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需要通过社会交换关系来得以维持和加强。以往的人类学研究较多关注亲属性的关系网络，而对亲属关系之外的网络则关注较少，下岬村的研究表明，村民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互动是通过亲属性关系网络和非亲属性关系网络共同组织起来的，并且由非亲属关系形成的一种私人网络在个体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道德信仰
中国社会历来推崇孝、悌、忠、信的传统美德，费孝通说“孝、悌、忠、信都是私人关系中的道德要素。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达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之，传统的道德里不另找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了。道德的力量在下岬村的礼物交换行为中是无形而巨大的。社会上的礼物馈赠行为有时可以完全是理性计算下的结果，有时又完全是道德和情感的产物。在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乡土社会里，生存的现实告诉人们其行为是道德与理性双重支配下的产物，送礼受礼的行为可以是一种理性的计算，但更是一种道德原则下的合理选择。下岬村的实际告诉我们：“在乡土社会里，礼物交换构成了一个道义经济的体系，在那里，道德原则常常超过了经济考虑。在行为层面上，送礼受礼的道德义务支配了个人的选择及其对礼物交换特定情境的态度。”所以，下岬村民之间的很多礼物馈赠行为都是义务性的，但正是这种道德压力下产生的义务性的送礼受礼行为又为村民们提供了一种培养、维持和扩展其关系网的基本方式。
彩礼和嫁妆
彩礼和嫁妆是人类学礼物研究中常见的话题，是一种基于家庭间的礼物流动形式，并且它们往往是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动的，由于建设社会主义、改造封建落后残余的需要，在建国初期的几十年里，彩礼和嫁妆一直被认为是“封建残余风俗”而被大加限制，但是这种强制性的国家政策干预并未在农村地区起到明显效果，农村地区的彩礼和嫁妆习俗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不断增加，只不过其形式发生了一些改变，从现金转到了实物；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经济改革的实行，高额的彩礼和铺张的嫁妆又重新兴起。彩礼形式的变化代表的不仅是婚姻礼物形式的变化，也是婚姻交换中关系的不断变化；而嫁妆也经历了从间接嫁妆到直接嫁妆的变化。彩礼和嫁妆形式的变化，一方面可以反映出家庭结构关系、婚姻交换关系以及新郎、新娘角色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婚姻礼物朝向一种财产继承方式的转变。下岬村婚姻礼物的增长并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回潮，它代表的是婚姻交换制度持续变动的新近阶段，并且婚姻礼物的意义和功能也已与过去大相径庭，婚姻交换已不
这本书里充满了妙趣横生的故事，让人可以一口气读完，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每天都在见证的叔大婶的故事。就冲着对普通人的不离不弃，人类学其实在中国应当受到更多的关注，对人类学越来越感兴趣了。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