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女记者
时间太久远了，我想不起来邓记者的全名了，只记得她的声音，脆脆的金属质感的声音，与她们家乡的女人一般，自立自强的女人声音里没有太多温柔，只有干干脆脆的硬朗。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早春二月的北京，还下着雪，干冷干冷的北风吹的人头皮发麻，我约她在一家羊肉汤馆见面，店里面倒是暖和。我当时还是媒体行业的素人一个，凡事爱问，邓记者已经入圈很多年，在《台声》杂志社也干了三年，一直负责广州记者站，邓站长采访经验丰富，很健谈。从杂志社里的人事聊起，聊到发稿前的层层审批，采访时对象的种种故事，她讲的兴致勃勃，我听的专心致志。一边听她讲，一边夹菜盛汤，我暗暗佩服这娇小的女子在广东还有这样广的人面。
那次是我一个人上北京去见记者部的苏主任，没有梁先生的陪同，社长便也免了客套礼节，苏主任接待就算到位了。掌管着杂志社公章的祁主任跟邓记者年龄相仿，是社长河南老家的人，自然也是社长信得过的眼前红人，邓记者提到她的时候简单带过，似乎没放多少心思在“内部关系”上，凭自己的本事吃饭的邓记者笔杆子功夫有点，跟广东省台联合作得也顺利，年轻人没什么城府，却有几分记者的犀利。这是她给我的第一印象。
我和她第二次见面是在广州，仍然是我一个人出差，到了广州便给她打电话，她很是热心地替我张罗买票的事情，我在她家歇了一晚。小女人住在有点老旧的楼房里，进得门去却是收拾得干干净净，和她家乡的女人一样，无论家贫家富，干净整洁总是每个女人的住家习惯。我们躺在床上，闲闲地说着话，我问她谈朋友了没，她便看似随意地换了话题。靠自己努力的单身姑娘，又不肯圆滑处世，大概是要耐心地等缘分了。
后来《台声》杂志社取消各地记者站，我所在的上海记者站欣然接受了这个变化，本来就是贴钱赚吆喝的承包制度，收了就收了吧，一年也发不了几篇稿，杂志发行量有限，负责版面的副社长还像藏宝一样，只把版面分配给关系户，杂志疏远了真正的台胞，不咸不淡的内容，加上政治正确的定调，杂志社便这样不温不火地存在着。
邓站长的反应比较大，她是全职全身地经营着广州记者站，这样一来等于端了她的饭碗，电话中的她愤愤不平，噼里啪啦的抱怨着总社的人，我站在上海虹桥路四楼的办公室，以朋友的身份倾听她，理解她。然而撤销记者站的工作还是如期完成了，邓记者得为自己另谋出路。
十几年过去了，她也是做妈妈的人了吧？在广州遇到了先生安了个家？还是回了家乡嫁人了呢？我的家庭随后也有很大变故，我们断了音讯，再无联系。
十几年过去了，杂志还是那本杂志，她还是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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