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小说：选择那种有难度的写作
当机械正取代生命，人性、价值、尊严正变得遥不可及，甚至爱情都让人感到沮丧时，写作者应该是一个怎样的角色？我说，写作者必须是希望的使者，必须帮助人类提高抵御自我虚化、抵御精神腐败的能力。这要求写作找到这个时代的致命的疾病与弱点，并提出有效的新精神。这就是写作的精神难度。它可能是无法界定、也是难以企及的，但写作者显然不能丧失这个目标，它是保证写作成为伟大创造的一个梦想的方向。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写作成了一种轻松的事业，为许多跃跃欲试的人所从事，也为许多人用低贱的理由所否定。写作的高贵性已经失落在大街小巷、闲谈私语或者个人经验的喋喋不休中。随着公众对写作的轻视，我感觉，许多写作者也开始自轻自贱，逐渐将写作演变成无关痛痒的一种劳作，甚至成了谋生的手段。许多写作者在他的言论中毫不避讳这一点。每当此时，我就会想起美国学者爱默生对写作者的严正衷告：“如果神已召唤你们中间任何人去探寻真理和美，你们要勇敢、坚定、忠实。当你竟然说‘因为别人那样，所以我也要那样。我放弃我早时的梦想。我为它感到遗憾，我必须享用土地的好处，让学业和浪漫期待等到一个更合适的时候吧’的时候，你作为人已经死掉了。”
——这难道是对写作的苛求吗？许多人完全忘记了写作的神圣使命，而正在滥用自己特殊的文字权利。我现在重读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些有存在感的文字，深深地意识到，鲁迅等人的伟大，至少表明他们有一颗沉重而愤怒的心灵，写出了那个时代存在的闭抑性（如郁达夫）和残酷性（如鲁迅），旨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以唤醒那些沉睡而麻木的心灵。鲁迅等人用愤怒、呐喊和血写作，有力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现状。奇怪的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里，有时，我们可以感觉到比鲁迅的时代更厚重的闭抑性和麻木性，可这个时代的写作者，却充满着闲适、欢乐和轻松的面影，鲁迅式的沉重和迫切没有了，爱默生所说的“勇敢、坚定、忠实”也消失了。这是文学走向衰微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很多写作者离弃了时代的中心问题，也背叛了写作该有的良知对他的要求。
这几乎成了一种时尚和潮流。那些长期困扰历代写作者的核心命题，今日正遭遇着世俗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的解构与鄙视。加缪就曾在他的著作《反叛者》中记录过这样的事实。俄国的虚无主义者皮扎莱夫宣告了美学价值的衰亡和实用价值的兴起，他说：“我宁愿成为一个俄国鞋匠，而不愿成为俄国的拉斐尔。”虚无主义者、伤感诗人涅克拉索夫也曾肯定地说，我宁愿要一块奶酪而不要普希金的所有作品。事实上，皮扎莱夫既不愿意成为俄国鞋匠，也不可能成为俄国的拉斐尔；而在涅克拉索夫看来，既然普希金的所有作品还不值一块奶酪，那他自己写的那些诗的价值恐怕只等于奶酪吃完后剩下的残渣。
这样的夸张言论在当代已经见惯不怪了，因为写作一旦沦为轻松的事业，随便一个玩世不恭的人都可以拿莎士比亚或者巴尔扎克开玩笑。这也有力地说明，写作的意义在当代已经暧昧不清。所以有人说，这个时代没有诗人，只有大批诗歌作品；没有先知和圣徒，只有神学院；没有学者，只有不可胜数的学会、廉价出版物、阅览室、读书俱乐部——这是有道理的。由于现代生活需要考虑多如牛毛的事物，使人心烦意乱，导致写作更多的是亲近俗常意义上的人、事、物，而正在远离孤寂、高贵和神圣的品质。有个哲人感叹到，比起现代生活来，希腊和罗马的生活要简单、可以理解得多。所以，在当时的雅典，演讲家、辩论家或哲学家几乎都是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学园里训练出来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训练方式是秉承了苏格拉底的模范，它不单是知识的训练，更是生命方式的训练。苏格拉底本来是可以不死的，但他为了见证正义与真理，甘愿赴死，这最后的一课所给予后人的启示，可能比他的著述还多。随着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建立起来的影响，在雅典，就连宫女与平民中，辩论也蔚然成风，这为政治制度的清明及真理的普及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类似柏拉图学园式的实践，让我们看到了学者的严肃性，更重要的是，还让我们看到了真理与生命实践的统一，而现代社会所缺乏的正是后者。随着商业主义与物质主义的兴盛，写作的重要性正在受到挑战，它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以影响多数人的方式来影响社会。这不单跟柏拉图的时代不同，甚至跟巴尔扎克的时代也不同了。有一次，巴尔扎克在一个地方发表长篇演讲，当他在许多时间论述到政治与战争之后，说，现在让我们回到严肃的问题上来——对巴尔扎克和他的时代而言，真正严肃的问题是文学。即便是在“五四”时期，鲁迅、陈独秀、胡适等人，首先选择的依然是以文艺来改造社会——在那个时代，文艺的影响力不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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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让人羡慕的。写作在现代社会已经丧失了类似的光辉，但它应该说一直还在担负着一个不变的使命，那就是坚持人类固有的良知、正义、爱及对真理的追求，坚持理想及探索实现理想的方式。过去，写作是以影响多数人的方式来达成这一目的的，现在它将改变为影响少数人，使这少数有精神抱负的人，能得以见证出一个时代的真实情状。
或许，写作的未来，将被托负给少数人，而那些泡沫式的、轻松的、无用的写作将被时间遗忘。这样，那些由少数人所代表的高贵的写作，必定是有难度的写作。对这个难度的探索与超越，就成了一种创造。为自己的写作确立一个难度，实际上就是对自身智慧与心灵质量的一次挑战。那些被历代所传颂的伟大的写作，都在于它们达到了写作者本人理想中的难度，从而获得了一个精神制高点或艺术制高点，它是后人所难以逾越的。
这正是卡夫卡的苦难为什么直到现在看来还是我们的苦难的秘密所在。马克思也曾自问过，为什么希腊的美在今天看来还是美的？他回答说，因为这种美表述着一个世界的天真的童年，而我们处在成人的斗争之中，怀念这种童年。“世界的天真的童年”，可以说，就是希腊美的难度。什么时候难度一消失，什么时候写作立刻就成为轻松的事业。所以，那些大师们终生都活在紧张之中，他们普遍有一种挫败感，也常有一种胜利后的喜悦。这都是跟他们内心为自己所预设的难度有关系的。卡夫卡为自己所设立的写作难度是：人性的道路被腐蚀之后，天堂何以成为可能？卡夫卡已经进入这个问题的核心了，但他似乎一直没有摆脱这个问题对他的困扰，所以，他至死都还是绝望而惶恐不安的。
或许还可以提到普鲁斯特。当他对机械的事物、盲目而失去了记忆的世界感到不满时，他为写作建立了新的难度：他经过耐心观察和他那能使事物生辉的能力，在他的法国书房里，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封闭的、只属于他自己的、不可替代的世界，他复活了记忆，也胜过了死亡。这是在普鲁斯特所选择的内省的生活世界所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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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写作的难度呢？我想，写作的难度首先是精神的难度，即，写作者如何在已有的各种精神的可能性之外，再建立起一个新的可能性？尽管托尔斯泰、卡夫卡、加缪、普鲁斯特、福克纳、马尔克斯、鲁迅、张爱玲等人的经验，我们现在读起来会觉得它们依然是适合于我们时代的，但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托尔斯泰等人的经验共同汇聚在一个优秀的传统中后，今日的写作者如何既能秉承这一优秀传统，又能找到属于这个时代的独特精神？要找到这种时代与时代之间的差异，是极其困难的。多数人只肤浅地理解这个时代，以为混乱、秩序和精神规范的危机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人再为这个不法的世代而愤怒，也没有人再为人在世界中所遭遇的痛楚与伤害而哭泣。写作者都置身事外，他们的思想与感觉仿佛都已经适应了这个以悲剧的方式所呈现出来的时代。精神的高度已经消除了。
卡夫卡的时代还在为自己已处在虫的境遇中而哭泣，这说明人类自身还有一种悲伤的能力，且试图作出改变自身境遇的努力。到加缪那里，这种努力就更具有行动性了。如今，当机械正取代生命，人性、价值、尊严正变得遥不可及，甚至爱情都让人感到沮丧时，写作者应该是一个怎样的角色？我说，写作者必须是希望的使者，必须帮助人类提高抵御自我虚化、抵御精神腐败的能力。这要求写作找到这个时代的致命的疾病与弱点，并提出有效的新精神。这就是写作的精神难度。它可能是无法界定、也是难以企及的，但写作者显然不能丧失这个目标，它是保证写作成为伟大创造的一个梦想的方向。
此外，当然还有一个写作的艺术难度值得讨论。如同精神的不同方面正在写作中被不断地书写出来一样，艺术的不同方式也不断地被大胆实践。一个作家，或者艺术家，他所找寻到的新的精神表达，几乎总是伴随着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同时出现。还是以普鲁斯特为例。当他选择内省的生活时，实际上，他明显地表明已厌倦巴尔扎克式的现实。巴尔扎克向社会全面开放的写作方式已经不能穷尽普鲁斯特内心的景象，普鲁斯特就开始了一个内向的、只忠于自己的记忆的写作，他是想在一种封闭的完美中找到永恒。普鲁斯特把失落的记忆、含混的现实与幸福的日子结合在一起，成功地抵抗了遗忘的力量。从巴尔扎克到普鲁斯特，这样的转变是巨大的，从此我们不得不说，普鲁斯特使写作达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难度。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福克纳、罗伯一格里耶等人的出现，都曾使艺术的面貌变得复杂，他们从不同的方面证明了艺术可能达到的难度。这一切都为了共同指明一个事实：新的写作难度的建立，是一种辉煌的创造。没有难度，写作就成了重复，成了平庸经验的轻松表达，它并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新东西。难度意识是为了催迫写作者不断地去探索新的领域，它就像登高一样，总要有新的高度在前方吸引着我们，我们才有往上爬的动力。当然，山峰上面还有山峰，难度后面也还有难度。你如果问我，进行一种有难度的写作，最终会走向哪里，我没办法告诉你一个明确的答案，我只好用一个哲人的话来回答你：
“如果我的小船沉没，那只是到了另外一个海洋。”
注：作者谢有顺，标题是林家俊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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