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十九岁的一天里，我和郭彦家一起躺在江边足球场的草坪上。我的一只手肘支在额头上，遮住双眼。另一只手越过郭彦家的身体，在草坪上摸索着一瓶矿泉水。摸到那瓶水之后，我拿开遮住双眼的手，用它支撑自己在草地上坐起，然后两大口将瓶中剩余的水一饮而尽。那时，我筋疲力尽，两腿像灌了铅一样无法动弹，可同时又没法感到很舒适。那感觉如此美妙，如今再回忆起，依然令人心动。我觉得我可能会永远坐在这里，直到有人用力把我拉起来为止。
当时，我仅仅是这么想而已，可郭彦家却是真真切切在草坪上睡着了。他穿着一件被汗水浸透的卡卡球衣与破破烂烂的球裤，拿一条毛巾遮在脸上，睡在那里，面对着傍晚的天空，一声不出，只有脸上的毛巾随着呼吸轻微地颤动。我见了这副情景，又心生倦意，又觉得好笑，直想干脆也脸朝下伏在草坪上，一睡方休。
据我妈说，从小到大，我的睡姿一直不太雅观，都是趴下便睡，睡下便着。街边的黄狗起码还知道把爪子侧到一边去，不像我这么举止邋遢。小处见大，可见我这一辈子，在她心目中应该洗不脱神经粗糙，举止粗鲁的恶名了。
“和你爸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她屡次用控诉的口气这么说。那时她和我爸的关系尚未全面恶化。在十九岁的时候，我连这样的话都很少听到了。
我自己倒对睡姿之类的细枝末节毫不上心，甚至还有相反的印象——去年以来，每次从梦中醒来时，我第一眼看到的都是天花板。这说明，至少在清醒的前一个瞬间，我正仰着身体，背靠床板，睡得端端正正。
去年秋天，我刚去别的城市上大学。我拖着行李，麻木地填着各种意义不明的表格，在充斥着灰尘的宿舍房间里大声打喷嚏，震落门梁上的更多灰尘。在我对情况一概不知时，便稀里糊涂地接受了半个月的军训。事后，我每次回忆起这段经历时，都感到莫名其妙。在新环境中，所有人都极度亢奋，像受了什么无端的刺激一样。我不能免俗。
总之，那时我一改此前沉稳无梦的睡眠，几乎夜夜有梦。原因是总要提防半夜突如其来的紧急集合，所以睡得较浅。每次梦醒时，我都面对着天花板。除了某次发现宿舍天花板漏水外，我的双眼中次次都空无一物。就像独自暑假在家时，从自己房间的窗户望出去，视线中那一小块天空一般。
在当时做的那些梦中，有一个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具体的朝代年月，乃至人物姓名并未被梦到，只知道是古时的故事。自然，那个梦的主干情节与天底下所有梦一样，说起来十分无稽。
梦中，有一户人家生了两个儿子。父母去世后，两兄弟虽然各自娶妻生子，分家过活，但还是共同生活在父亲留下的一户宅院里，不过分别搬进了东西厢房。厢房中间的庭院里饲养着一只鹿，不知道何年何月迷了路，跑到这座宅子里来，被两兄弟共同收养。这只鹿浅褐体色，四肢细长，行止机警，脊背上有一块暗斑，很好辨认。它白天通常不在宅内，而是出门自己四处浪迹，但一到太阳落山之际，又会重新回到庭院里。如此数年，两兄弟的家业也各自取得成功，他们早已渐渐习惯鹿的存在，甚至将它视为某种神秘的祥瑞。
不料某天，情况发生变化：那天白天，鹿照常出门撒野，四蹄轻盈地点地，倏忽不见。可与往常不同，夜幕降临时，鹿仍然没有回到宅中，多日之后，仍然无踪无影。遭遇突然事件，两兄弟先是惊惶不已，后来则互相责怪对方没有尽心看管。最后，他们决定戮力同心，一定要找到这只鹿。只是官府并不受理这么奇特的案件，托人打听也无果。于是两人各将家业委托管家处置，含泪辞别娇美的妻子与可爱的子女，骑上两匹矫健的骏马，一人向东，一人向西，各自寻鹿。分手之前，二人约定十年之后，再在这座宅院前重聚。
我记得的梦境内容到此暂告一段落，因为猝然响起的闹钟提醒我起床，集合出操。两兄弟是否在这十年中找到了走失的鹿，我自然不得而知。
细想起来，和所有人做的梦一样，这个梦境本身的逻辑也满是漏洞：即使官府不理会兄弟俩的诉求，他们也不该如此意气用事，抛家弃业，留下妻儿苦苦候门。这样的行为无论以古代还是现代的道德标准衡量，都不太说得通。而且，兄弟俩既然都在当地算得上成功的商人，何须用这种低效率的方式亲自寻鹿？既然鹿有明显的生理特征，不妨请匠人画图，在临近州府张贴，再许下千金之赏，必有勇夫能完璧归赵，这是很容易便能想到的方法。如此种种，都让这个故事的逻辑基石变得摇摇欲坠。
当然，这些逻辑断裂之处，都是我在百无聊赖之际自己想出来的。这正是我独处时常常进行的游戏，或回忆道听途说，或拿来夜半梦境，或凭空想出一段情节，再一一将它们驳倒推翻。我心中隐隐明白，如果用这样严谨的逻辑去拷问现实而非一场梦境，现实多半也经不起考验——应该是更经不起。
在做这样的游戏时，我得小心翼翼地令情节回避着现实，又尽量避免与现实相去太多，以保证能从过程中汲取最多的乐趣。如此看来，我现在回忆起的梦境，是否是我当时在宿舍床上的真实体验，也大有疑问。就算回忆准确无误，用语言传达给别人时只怕也已失掉真意。你察觉到了这一切，但你接下来该怎么办？又能怎么办？不如永远仰面朝天，睡在二零零七年八月一个下午的草坪上，心中空空如也。
二零零七年夏天，我把关于鹿的梦讲给张昕听时，她半天不说话，似乎还在缕清故事的脉络。与人交谈时，她往往久久沉默不语，一旦开口，却又语速很快，如清脆的珠子落在瓷砖地板上一般，让不熟悉她的人要费好大力气去听。当时，我们虽然才认识十天，但我已经很熟悉她的这一特点，于是只是侧眼看看她，同样不发一言。她恰好也望向我，然后飞快地把眼神移开，同时右嘴角微微上扬——她似乎遇上想发笑但又不至于笑出声来的事物时，便会自然地做此表示。不过，由于我对此人的观察样本仅限于某年夏日的二十天左右，我没法给出更肯定的结论。
“你的梦好有趣。我不怎么做梦。”半晌之后，她说。
“没有啊，一般都很无聊啊。我也不怎么做。”我用一种经过修饰的，满不在乎的口气说。
“但是，为什么这两兄弟约定再碰面呢？他们不是往相反的方向走了吗？他们知道地球是圆的吗？”
“哎呀，梦嘛……无所谓的。”我说。
“我觉得这个故事有点像古代寓言什么的，守株待兔啊，这些。当时，他们谁知道地球是圆的啊。”
“也不一定啊。”我灵机一动，说，“也可能是这样：他们约定好了，找到鹿后，就原路返回；如果找不到，就一直走到尽头，再原路返回，最后在起点见。是不是？”
张昕听了，再次沉吟不语。我连忙说：“哎，我也忘记我当时怎么做的了。等我下次继续做，把这个接上。”
“好啊，那你赶紧回去做梦吧。我也该回去了。”张昕说，同时对我露齿一笑。她笑起来时，右嘴角扬得更高了。一开始，我以为她是有意这么做。可她后来对我解释说，她自己对此毫无察觉，只是天生如此。
2
十天前，我在江边的足球场上第一次见到张昕。那天下午，我妈发短信告诉我，她晚饭不回家吃，让我自己随便弄点东西吃。不用说，一定是去同事家打麻将去了。下午，我和郭彦家去足球场踢球，那里没有别人，加上天气炎热，我们踢了会儿，自觉无趣，便各自回家洗澡了。
洗完澡后，我歪在沙发上看电视。看了一会后，起身去厕所，把衣服洗了。在阳台上晾衣服时，刚好听到郭彦家在楼下喊我的名字。我对楼下大声喊道：“干什么？”
“出去玩一会吧！”郭彦家说。
“你吃饭了吗？”我喊道。
“没有，一起去吃吧！”
我想了几秒钟，对楼下喊道：“好！”
在我十八岁之前长居的城市里，有一条从西向东的大马路，是全城主干道之一。从主干道的一处分岔，可以转入一条不太起眼的横路，横路两边散种着青色的梧桐树。沿横路约行四五百米，便看到一处农贸市场；穿过农贸市场后，是类似城中村的一片聚居区，走过聚居区后，几栋灰灰暗暗的单元楼出现在眼前。单元楼的外墙体上斑斑点点，甚至有整块的脱落，墙体上排布着着脏兮兮的雨阳棚、抽油烟机及空调外机，还有稀稀拉拉的几件衣服，正无精打采地晒着。我住在其中一栋楼的三楼。
十几年前，大致是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单位把这几栋单元楼的一户分配给我爸，虽然花了几年等待分配，但总算赶上国企福利的末班车。这样的户型现在不用说是破旧了，在当时却算是条件优越，唯一不足是地理稍嫌偏僻。二零零七年的后半个暑假，我都住在那里。
郭彦家住在另一栋楼里。两栋楼的一侧窗户相对着。他住在二楼，我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到他是不是在自己的房间里。从我们住着的单元楼里走出来，穿过后面几栋单元楼的夹道，又是另外一片稀疏的住宅区，建筑愈加低矮破旧，蝉声则愈加响亮。水泥路的尽头零散分布着一些平房，平房们背对着两条平行的铁路，一条是铁路职工市内通勤专用，另一条则可以行驶普通列车。不过自我上高中以来，铁路上来往的列车中，红色的长途火车已日益稀疏，绿色的市内通勤列车倒还时时见到。
忘了说，在平房座落的区域和铁轨之间，有几家破破烂烂的小店。有以经营烟酒为主的杂货店，冷饮店，还有卖炒饭和拌面的小吃店。那天，我和郭彦家正是在铁路边的一家小吃店吃了晚饭，我点了加火腿肠的炒面。
在两条铁路的另一侧，是一道高约两米，暗绿色的格子防护网，与铁路平行，向两边无穷无尽地延伸开去。防护网上有一扇不太引人注目的窄门，在大部分时间里虚掩着。穿过这道门，视线顿时开阔许多，面前是一条简陋的沿江公路，四下空旷，偶有开得飞快的摩托车、小汽车目中无人地一闪而过，或是耀武扬威的运货大卡车、城市工程车轰隆隆碾过。由于路面硬化程度很差，这里总是尘土飞扬。严重时，常会教人睁不开眼。
天色是在我和郭彦家爬上防洪堤的瞬间变暗的，这比我想像的略早一些。在夏天，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默默与天空一角相对时，它总是迟迟徘徊，不黯淡下去，这令我对天色问题往往过于乐观。实际情况是，微染着浅蓝的亮白色天空并不总在那里，它虽然总能给人长日永驻的错觉，事实上傍晚只不过在倏忽间存在。等到你再回过神来时，群星已经纷纷在夜幕的映衬下，或明或暗地各自占据了天空的一隅。
在那个时刻，我和郭彦家站在防洪堤上。由于长时间的泥沙沉积，防洪堤上长满到脚踝处的草，甚至还有人分割出几块菜地，大大方方地灌溉起来。我们背对着灰头土脸的公路，面前是一片淤积着泥沙的江滩。江滩上，足球场的灯漫不经心地亮着——这让站在堤上张望的我和郭彦家感到惊喜。
足球场于多年前在这片浅滩上拔地而起，它起初大概是某项江滩整体改造计划的一部分。后来，不知是工程进度迟缓，还是项目已被下一任领导取消，总之，只有足球场孤零零地在那儿，在泥泞的江滩上显得有些突兀。足球场在晚上可以打开顶灯，但除了有人付钱承包场地之外，那里一般都是一片黑暗。
我们走下防洪堤的台阶，向球场走去。球场门口的老头正戴着眼镜，坐在折叠椅上，借着球场里的灯光看报纸，没有阻拦我们。十几个人正在场上踢球，有零星的喊声。我们在球场边坐下，这一侧的场边也零星坐着三五个人。离我们大约两米的地方，一个年轻女孩正坐在草地上，抱着膝盖，望着球场。她看了我们一眼，又将目光移开了。
于是我们继续坐在那里，看着他们踢球，时不时加以点评。大约半个小时后，一个年轻男人向我们这边走来，他走到场边，在那个女孩身边蹲下来，顺手拿起一瓶草地上的矿泉水喝了几口，然后递给女孩，女孩接过来，也喝了一口。
男人一屁股坐在草地上，正好面对着我和郭彦家。他指着场地，对我们说：“去踢啊。我有点累了，你们替一下吧。”
郭彦家说：“没有，我们不是和你们一起的。”
男人说：“我是说，怎么不认识你们。你们住附近？”
郭彦家说：“是的，你们呢？单位包场？”
“是啊，钢铁厂的。你们要来一起踢吗？”
“好啊。”我说。
那个女孩又歪着头看了我们一眼。
大约一个小时后，我和郭彦家筋疲力尽地重新坐到场边，两个人都不说话，只是撩起衣服的下沿，擦着头上脸上的汗。女孩不知从哪里给我们拿来两瓶矿泉水，郭彦家说声“谢谢”接过来，我们继续默不作声地大口喝水。
这时刚才的男人走过来问：“踢得不错嘛，你们是学生？”我说是。
“大学生？还是高中。”
“他大一，我高三复读。”郭彦家说。
“嗯，那很忙嘛。上大学就轻松了。”男人漫不经心地说。“还是学生体力好，我踢一会就要休息一会。”此时，球场上方的灯灭掉了几盏，这是提示球场开放时间即将结束的信号，人们都三三两两地走下球场。
当我们走出球场的瞬间，那里的灯全部灭掉了。男人问我们：“你们是放暑假吧，总是来这边吗？看你们经常踢的样子。”
郭彦家说：“差不多吧。今天下午我们还来了，不过当时没人。”
男人说：“我们单位都是下班之后约着一起来，所以都是晚上。而且晚上凉快，下午踢太热，受不了。要不我下回叫你们一起来踢？反正是包场。”我们大喜，忙说好啊。
男人叫住走在前面的女孩，从她拿着的一个手提包里找出他的手机，说：“留个电话？”郭彦家把自己的手机号和名字告诉了他。因为解释不清“彦”这个字，他还拿过男人的手机，自己把这个字打了出来。
女孩已经向另一个方向走掉了。男人说：“我得先走了，要开车回家，我住江南那边。”说完后，他跟着女孩急匆匆地走了。于是又只剩下我和郭彦家两个人。
“你妈现在在家吗？”郭彦家问我。
“我觉得应该不在。”我心不在焉地说。
此时是二零零七年八月九日，我第一次见到张昕。不过这时，我连她的名字也不知道。此时距离我的暑假结束，则还有二十一天。
3
推开家门之后，家里的灯竟然亮着。我妈背对着我，正坐在椅子上看电视。这让我很惊讶，一般来说，如果她要去打麻将，晚上一般是不会回家，看来今天她手气不佳，要不然就是手气太佳了。她没有回头，只是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对我说：“放假就跑出去天天疯？帮我倒杯酸梅汁来。”
我先脱掉湿透的上衣，挂在厕所门背后的钩子上，然后走到厨房里去，打开冰箱，拿出用大瓶装着的冰镇酸梅膏，用桌上水壶里晾好的凉开水冲开两杯。我自己将其中的一杯一饮而尽，然后把另一杯递给我妈。“你这也太懒了，自己去倒啊。”我说。
我妈没搭话，电视里，一个年轻女人痛哭流涕，她抱着一个八字胡男人的大腿痛哭流涕，却被那个男人一脚踹开。看服装好像是部年代戏。
我从电视旁走过去，溜到我自己的房间里，刚想往床上一躺了事，不料一声怒吼适时到达：“身上那么多汗，不要躺床上把席子弄脏了！”我只好坐在床边，发呆了片刻。我想起自己今天下午已经洗了澡，并换了内裤，决定直接去冲个澡，而不再重新换一条内裤。
我刚脱掉裤子站在喷头下，我妈不知道又大声说了一句什么，我想不管是什么，话里的内容对我不利，这准没错，于是我打定主意不发一言，只顾着把瓶子里的洗发露挤到手心里，再胡乱往头发里用力抹几下。
片刻后，我正拿着喷头冲着头发，她又提高音量说了一句，这回我听清楚了，说的是：“你最近有没有空？”
我感觉她明知我放假后在家里百无聊赖，还有此一问，这十分无聊。然而不实话实说，似乎也不行：“有空，干什么？”
“你这个周末去做家教吧！”我妈在外面说。这一句我差点又没听清，回味过来意思后，第一感觉是莫名其妙。我什么时候能和“家教”一词扯上关系了？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我不答话，继续洗澡。
想到她可能会把这看成默认，三分钟后，当我冲完澡，从厕所里出来时，我对她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家教啊？”
“啊，孙阿姨家里的小孩。你就去教教他呗，反正在家里也没事干。”
“孙阿姨是谁……”
“你不知道吗？和我很熟的一个阿姨。他儿子今年要上初三了，学习不好，得补习了。我说我儿子是大学生，可以教他，别去外面花冤枉钱。”
听了之后，我明白了八分。这一定又是我妈的牌友了。
“妈，我学习也不好啊。”我拿起茶几上的大蒲扇不停扇着。洗澡后，全身上下只有一条内裤时，这么做对我来说是种享受。
“人家也没说要清华北大的学生来教，初中嘛，不就玩玩。你哪科好些？我记得你中学的时候语文好，是不是？”我妈说。电视上在播放某品牌护肤品的广告，女模特展现出浮夸的面部表情。
“咳，谁还记得初中的东西……我可不知道要教什么。”
“你不会自己先看看啊，人家有问题，你给他解答不就行了。你可是大学生，教个初中生还怕啥！”我妈神态自信，顾盼自如，很有指点江山的风范。我曾多次想过，她有如此天赋，而不当个官员，以至于只能对我展现领导力，实在令人感到可惜。
“行行，行可以吧，我去试试。这周末？”
“星期六。”我妈说。“到时候她给你钱，你可别要啊！”
“你说那个阿姨？干嘛，我教别人读书，难道不要钱啊？”
“这怎么好意思要人家钱？再说，你妈打牌可赢了人家不少钱。”一说起这个话题，我妈喜笑颜开，这令我有一点无奈。我也懒得再说什么，拿起桌上的大蒲扇，抬腿往自己的房间走去。
我妈在我身后乱嚷：“你还喝水吗？”
“不！”我拿起门后面挂着的那条毛巾，胡乱擦了擦纱窗，又把旁边那扇玻璃窗拉过来关上了。
紧接着我打开空调，调到二十五度，然后一屁股倒在床上，不停扇着蒲扇。洗过澡后，我的腿现在倒不太酸了，只是还残余着一点舒服的疲惫。我顺手拿过一本床头柜上的书，是《最长的一天》，我翻到昨天折起来的那页，往下又读了十几页。情节大概讲到一名美国大兵在D日跳伞降落时，狼狈地落在一位法国农妇的后院里，下面是那名农妇如何保护士兵云云。我感到索然无味，于是又把它放回床头柜上。
坐在床上想了一会，我下床拿起书桌上的诺基亚手机。没有电话打来，有一条短信，内容是介绍某某保险业务。我点进游戏界面，开始玩贪吃蛇。我觉得，我的初衷是想发个短信给某个人，但其实，在这个模糊念头出现的同一瞬间，我已经明白那不现实。
4
夏天总和足球密切联系在一起。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正在一边看电视里一个多月前世界杯决赛的录像，一边仔细地削一颗苹果。削好的时候，恰逢埃里克·阿比达尔用左脚轰出一记远射，不过没有进入门框范围。我小心翼翼地拿起削好的苹果，用两只手指挟着，递给站在狭窄窗前的卓木青。她带着满足的笑说谢谢，接过苹果，张开口咬了一下，顿时汁水四溢。
在这之前，一只斑鸠和她正共同注视雷雨的消逝，在西北方向邻居的抽油烟机上。这是老式商品房小区的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落，牙膏将中国和世界地图黏合在起皮严重的墙体上，硕大的不锈钢保温杯被拿下了盖子，放在窗台上，上面写着“长江纺织厂赠新老职工”。身高一米六的女孩穿着黑色背心与柳橙色短裤，满足地吃着我给她削的苹果。我身边的这一切，和播放着世界杯录像的长虹二十五寸彩电完成了共谋，让我在那一瞬间获得某种错觉：人类不应该孤单，也不会孤单。
这个夏天依然有足球，有郭彦家和我一起漫无边际，没有尽头地踢着足球。但去年夏天的卓木青现在不在这里，她到北京去了。我们恰好先后在这座城市停留，并刚好错开，人为与巧合的因素我没有去估计，大概各占一半。
如果要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情绪流里，这显然不现实。不过在二零零七年的夏天里，这对我也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毕竟我们的矛盾已绵延数月，我渐渐发觉在此事上多言无益。另外，这个暑假我认识了郭彦家，这让我有了新的共同消磨时间的人。
更准确地说，是重新认识。
暑假回家后第四天，我睁开眼睛时，看到空无一物的天花板，脑子里同样空空如也，只有身体还保持着充沛的状态。下一秒，我马上反应过来，我妈已经上班去了。空调关着，我感到身上出了一层细密的汗，把床头的闹钟扳过来看了一眼，早上八点刚过。
我决定出去找点什么东西吃。我洗脸漱口，因为懒得换鞋子，就穿着拖鞋下楼。我走过乱哄哄的聚居区，来到农贸市场边上的一家快餐店。我初中经常来这里，高中住校之后倒是没怎么来了，很惊讶它竟然还在。
店里人不多，桌子和椅子看起来都蒙着一层脏兮兮的油，老板不紧不慢地问客人是否要在拌面里加葱花与萝卜干。我要了花生酱拌面与一袋豆浆，默默坐在角落里吃喝起来。
七八分钟后我把早餐全部吃到肚子里，站起身准备离开。此时，我发现一个又瘦又高的年轻男孩坐在一张桌子边打量我，我也看着他，感觉这张脸非常熟悉。下一个瞬间，我马上明白了我什么时候认识了此人，但名字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幸好我的尴尬很快得以解除，因为年轻男人很快做了自我介绍。
“张知谬！你怎么在这里？我是郭彦家！”
我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噗嗤一声笑出声来，然后伸出手，拍了拍郭彦家的右手手臂。郭彦家也接连发出一串开心的笑声——相对于他外表的成熟，这样浮夸的笑声让人觉得他还是个孩子。
我想——我也是？虽然我不太愿意承认这一点。
十个小时之后，我和郭彦家一同坐在防洪堤上，旁边安静地放着我们刚才踢的那颗足球。我们附近有些人在散步，不过不算多，夏天到了最炎热的时候，人们更愿意躲在空调房里不出来。郭彦家不停地跺脚来驱赶恼人的蚊子，我则望着视线所及之处——慢慢沉浸在黑暗中的球场、浅滩与江水，更远处则是城市的南岸部分，建筑的灯火以及广告灯箱已经渐次亮起。
“我觉得在这里住着也不错。那边太嘈杂了。”郭彦家突然说，他用手指随意指了指对岸。
“是，不错，环境挺好。南边好是好，就是太闹，不如这边僻静。”我说。之前我和郭彦家谈了些最浅的话题，包括他为什么会突然回到这里住，以及我们近年来的基本情况。
上初中后，我就没见过郭彦家，所幸的是他长相并没有太大变化。郭比我小一届，我们的父亲过去是同事，我们曾在一所小学念书，又是前后栋的邻居，自然感情甚笃。那时我只从我妈那里听说，他和他的妈妈一起搬家到南岸去了，时为二零零一年，我还没有通过行动电话与即时聊天工具来与朋友联络的概念，郭一开始倒曾经往我家里打来过两次电话，我也回过电话。但终于，当我又一次回拨过去时，电话变成了空号。
“没什么，我妈又离婚了。”当我问他为什么回来住时，郭彦家回答道。那是我们下午踢球间隙，坐在草地上休息的时候，我问到他为什么搬回来住。当我从自己房间的窗户向外观察时，有很长一段时间，对面二楼的窗边没有踪影出没，有些时间段里，那里却又闪现出有人在窗边抽烟的轮廓，因此我猜测，他妈长期向其他人租赁这间房子。
“对。”郭彦家肯定了我的猜测。“一直在租，换过几次租户吧。最长的大概是快两年？我也不知道。其实本来还是准备卖掉，之前在中介那里挂了大半年。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撤下来了，不知道是没人买，还是我妈惦记着这里，感觉有一天会回来。“
“你这样不热吗？快点脱了啊。”我说。坐在草地上休息时，我已经把上身的球衣脱掉放在一边。郭彦家则还穿着一件被汗水浸得湿透的卡卡球衣，汗水几乎让衣服牢牢地粘在他的身体上了。
“这样会被晒伤……吧？”郭彦家并没有脱掉自己的衣服，只是看着我，露出似笑非笑的神情。“明天，我们还是晚上来吧。我觉得再这样下去，我们迟早得中暑。”
“晚上球场要开灯，所以一般不开，除非付钱包场。”我说。“再说，下午也挺好。不出汗怎么是夏天嘛。“
”那也是。“郭彦家说。
“我在这里其实也住不长。”我们一起离开球场，重新爬上防洪堤，往江边铁轨的方向走去时，郭彦家说。我正跟在他后面，用力拧着衣服上的汗水。
“过几天就得回学校了。”他补充道。
“回学校？”我没出声，在心中重复着他的话。我记得郭彦家比我小一年级。那应该是刚好今年高考吧。不过中间留级或者跳级了也有可能。
“我过几天也要回学校。”我说。
“你在哪个大学？”郭彦家问道。我告诉他我学校的名字。
“有点耳熟，在上海？”
“嗯。”
“真好，我以后也想去上海。我今年没考好，得复读一年。”郭彦家很坦然地说。
我摇了摇头，“没什么好的，我当时还想留在这里。那学校是我第二志愿。”
“按今年的分，我好像可以上你的学校，之前填志愿时有看到过。不过我想去F大，所以再读一年。”郭彦家说。此时我们来到铁轨边，恰好有列车呼啸而过。我们等了一分钟，才继续边走边说话。
“F大可不容易，当时我连想都没想过。”我顿了一顿，犹豫了一下要不要说。“不过我有个很好的朋友在那读书，和我一级。”
“他学什么的？”郭彦家问。
“计算机。”我说。
“不错嘛。”郭彦家说。
5
那是时隔二十多个月后，我再一次把那个“我的朋友”称为“我的朋友”。
在对郭彦家这么说之前，我当然考虑过这个问题。我的确考虑过采用“我的女朋友”这样更具危险性和噱头，从某些特定角度也更贴近真实的称呼来指代卓木青。一个正在F大学习计算机，目前在北京……我也不知道正在做些什么的女孩。
当然，对我来说，这不算是说谎，或者有意隐藏某些事实之类的。那时，二零零七年八月七日，在我和郭彦家坐在那道防洪堤上聊天的时候，我和卓木青的关系已经濒临破裂的边缘。没有正式的宣布，但我自己心里对我们两人的关系的过去、近况以及将来悬如明镜。我想我不应该仍然把她介绍为“我的女朋友”。毕竟，无论是过去一年在上海的一些共同经历，还是上个冬天与夏天在这座江边的城市发生的一些事情，如今在我再次面对黑暗中的长江时，已经成为了非常遥远，无法捉摸与把握的存在。
算起来，也有接近两个月没有跟卓木青见面了。上次见面还是在上海，过程并不愉快。之后，我们凭借零星的短信，与几次场景比较尴尬的通话取得联系，一直到我再一次把她称为“我的朋友”的时刻。
暂时还没有谁提出“分手”两个字，不过那一天也该是迟早的事了吧。我想着，忽然间心如刀绞。和所有十九岁的年轻人一样，微不足道的情感纠纷是当时最让我困扰的事。事后的回忆很难准确传达某个特定时刻下的心境，我能做的只是描述场景本身。
中学时代，我最擅长的科目是语文。对当时的我来说，拿到卷子上百分之八十五的分数是家常便饭——在一个普通中学的理科班，这算是相当了不得的成绩了，尤其和我平平庸庸的其他科目比较起来。我一向把这勉强归功于我的字写得不算丑，不过，这件事确实是没有什么可以过多深入探讨的空间。
我该说什么呢？你写作文时应该发出一种深沉华丽的感叹，尽量避免叙述过多具体场景，以免坠入“流水账”的深渊。如果有一些名人名言与事迹作为辅佐，再加上清晰的字迹，好分数就顺理成章了。我在想，两天后去做我妈推荐的家教工作时，我是不是应该这么对那个未曾谋面的学生说，把我的一点经验传授给他。我可以这样说吗？如果不这么说，我又能说什么呢？
我可以这样做吗？如果不这么做，我又能做什么呢？这听起来像是某种触及到生活与生命本质的基本问题。我盯着手里诺基亚手机的屏幕，这么一遍遍地问着自己。在那里，我刚在贪吃蛇里打出了四千多分，刷新了之前的纪录。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上一个记录是卓木青打出来的，当时，我们应该正并排坐在马路牙子上，等着电影开始或者是别的。自然，志得意满地把手机递还给我时，她对我的反应力进行了无情的嘲笑。
不过以她的聪明程度，这么说倒也不稀奇。或者说我已经习惯了。
我放下手机，去刷牙。我妈还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剧。
“你洗澡了吗？”我问。
“洗了啊，你刚才洗完我就洗了。”
“那怎么还在看电视剧。进你房间，开空调睡觉了。”
“这是另一个电视剧啊，和刚才不一样。我马上去睡，不要管我。我这周调班了，明天不上班。“
“哦。”我一句话也不想多说，走进房间，把门关好，然后倒在床上。
“别忘了家教的事啊！”我妈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可能是因为又见到了郭彦家的原因，今天我的精神一直很亢奋，以至于刚才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做“那件事”来消耗掉多余的精力。但起码从帮助睡眠的角度来看，今天那么做确实没什么必要，因为在开着空调的房间里，我很快全身就被某种舒适的气氛包围了，然后迅速进入了某种半梦半醒的状态。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我妈果然还在呼呼大睡，她房间的空调已经关掉了。我想大约是半夜起来关掉的，她甚至喜欢上班之前把我房间的空调也关掉。对这种习惯，我当时自然很难理喻。不过事实上，如果考虑到当时我十九岁的年龄，很多矛盾都可以迎刃而解，比如我为何甘于在稍微站站就汗流浃背的天气里踢一下午足球，与此同时却不能容忍没有空调冷气的室外环境。
手机上有一条短信，是郭彦家发来的：“来不来我家玩？”
我回复道：“好，等下。”
我走出门，先走到农贸市场旁边那里。想了想，跟郭彦家打了电话，问他早饭要吃什么。
“我不用，这里有吃的。“郭彦家说。
我在市场旁边的包子铺那里买了两个酱肉包，又加了一袋牛奶，提着它们往回走，直到来到我和郭彦家所在的单元楼中间，仰望着面前破败的单元楼。几年之前，我记得是我刚上高中的时候，物业公司曾经应住户的要求，在每栋单元楼的门口改装了一道大铁门，并安上了门禁。不过，后来由于那个物业公司倒闭了，坏掉的门禁无人维修，现在它们已经形同虚设了。
我径直打开铁门，走上二楼，敲着一户住家的门。我发现虽然过去了一些年份，我竟然还能记起郭彦家家里的具体地址。
穿着背心与短裤的郭彦家跑过来开门，然后又很快地跑到房间里去。我换了双拖鞋，跟着他走进房间，他正在书房的台式电脑前玩《实况足球》。
“你拿张椅子坐这里吧。”郭彦家说。
我去饭桌前搬了一张椅子过来，顺便打量了一下屋子的内部结构。和多年前的印象一样，这里的总体结构和我自己的家相差无几，因为单位统一分配的缘故。多年以前，郭彦家的父亲和我父亲一样，是资历尚浅的工程师，不过也有幸赶上国企计划经济的末班车，分配到这在当时堪称奢侈的一套房子。之后郭彦家的父母如何产生矛盾与离婚，除了我父母透露的只言片语，我当然一无所知（认真地来说，父母间相熟的程度应该也远不如我与郭彦家之间）。从我的角度观察到的现象，就是郭与母亲一起生活，并搬离了这里，但似乎并没有失去这里的产权，因此才能在多年后回到这里。
电脑屏幕上，郭彦家正控制着一支白色球衣的队伍攻城陷阵，我认出那是皇家马德里，电脑控制的红色球衣队伍则是曼彻斯特联。我一边吃酱肉包，用吸管吸着鲜奶，一边指点郭彦家道：“刚才你这球就不用传了，直接让欧文趟几下啊，这游戏速度是最关键的。”
郭彦家没理我，他戴着简陋的耳机，看上去沉浸在了比赛之中。比赛比分目前是二比一，皇家马德里暂时领先，不过局势尚显得焦灼。
郭彦家操控大卫·贝克汉姆在大禁区顶偏右的地方控制着球，他按键盘速率十分快，这让游戏中的人物好像在转圈一样，十分滑稽。在又一次转过身来时，贝克汉姆突然传出一记过顶球，罗纳尔多适时插上将球打进。特写画面给到范德萨懊恼的面部表情。
郭彦家的双手离开了键盘，交叠在后脑，他显得如释重负。
这盘游戏很快结束，以郭彦家三比一电脑的比分完场。此时，我刚好吃完了早饭。
“你们家有手柄没？”我问郭彦家。
“有啊，你要跟我对战？”郭彦家嬉笑着说。
“来来来。“我说。
“不过只能打几盘，我待会要学习了。”郭彦家说。我注意到书房窗边的小桌子上有一些文具和几本书，应该是郭彦家学习的地方。
“你要学习，把我叫来你家干什么。“我说。
“你可以看电视嘛。”郭彦家说，往书房外面随意一指。
6
“然后呢，你们谁赢了？”张昕盘腿坐在地上，撑在大腿上的左手臂托着自己的下巴，这么问我们。
相对起她的外表，她的声音略有些粗糙，不过这倒是关系不大。关键在于她的说话声音速度太快，音量偏低不说，吐字又略模糊。所以从我的角度，听到的就是一滑而过的一句话，至于具体说的是什么，并没有听清。事实上在之前的几句对话中，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不得不请求郭彦家为我翻译，对话才能顺利地进行下去。他似乎在聆听陌生人方面有一种天赋。
“她问我们谁赢了。”坐在地上的郭彦家转头对我说。
“哦……说一句话都要翻译，好麻烦。”我方才会意，才发现两个人脸上都挂上了笑容。不同的是，郭彦家脸上的笑容是某种发自内心的，带有一些戏谑情感的咧嘴笑，而在那个瞬间，张昕的嘴巴并没有张开，只能从眼睛才能看出她在笑。
当然，在下一个瞬间，我也看到了张昕的牙齿。她笑起来，头微微地向后仰过去，等到她重新闭上嘴巴，把头摆正时，她伸出手指，缕了一下刘海。
“熟人都习惯我这么说话了。”张昕说，听得出来她已经刻意压低了语速，并试图吐字清晰。
“那遇上不熟的人怎么办？”我说。
“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你们到底谁赢了？“张昕稍微前倾了一下身体，露出好奇的神色。此时她的语速似乎又回复了正常状态，我发现她的这种发音方式并不是那么难听懂——当然，原因也许是我此时倾注了更多精力，去听她在说什么。
我和郭彦家互相看了对方一眼，又笑了。我说：“我赢了，三比二完胜。”
“三比二怎么是完胜，那不是险胜嘛。”张昕说。
“没有，开始说好三局两胜，打完之后他去学习。我先用手柄连赢两盘，他不高兴，说应该改成五局三胜。然后我改用键盘，轻敌了，被他赢了两盘。最后一盘我拿出全力，然后轻松获胜。”我说。
“你怎么不让人家去学习。”张昕说。
“是他自己要跟我继续的嘛。“我说，声音大了一点，我突然感觉到自己似乎太争强好胜了一些，所以闭上了嘴。
郭彦家在一边神态自若地喝瓶装水。他问我：“要不要继续上去踢会儿？“努努嘴指向我们旁边灯光通明的足球场地。
“今天算了吧，我觉得我一坐下来就不想起来了。“
“年轻人，不要这么不经锻炼嘛。“郭彦家说。
“你才是年轻人。“我说。他明知道他比我小一岁。
“喂，你们都是年轻人，那我是阿姨了对吧。“张昕在旁边说。我转头看她，她把自己游移的眼神移开，同时右嘴角微微扬起。
我抓抓后脑勺那里的头发，嬉笑着开始辩解。
我之前并没有预料到能连续两天见到张昕——和她的男朋友。我甚至不知道我潜意识里有没有在期待这件事，同时也抗拒去做进一步的思考。
一个处于假期里的学生不应该思考，凭本能去生活吧。我曾经以为这是某种普适的真理。
上午，和郭彦家打完游戏之后，他按照自己的安排，坐在书桌前学习去了。我把书房的门带上，坐到客厅里看电视。客厅里没有空调，不过脱掉上衣后，温度似乎也不是不能忍受。我没发现什么特别感兴趣的节目，不过后来换到一个地方台，在重播去年的《武林外传》，聊胜于无，我坐在地板上看了好一会。
午饭成为了难题，郭彦家家里似乎没有近期开伙的痕迹。从他的介绍来看，他妈似乎比我妈还要行踪不定。我往家里打电话，没人接，看来我妈已经出去了。我提议去我家吃饭，那里还有一些昨天晚饭的剩菜，用微波炉热一热就马上可以吃。
“其实我自己做也不是不行。“郭彦家说。
“不觉得你看起来像会做饭的人。”
“起码比你会吧？”
“嘁，我也会做啊。回家之后已经做了好几次了。”我说。
最后，我们在我家吃了饭，我又煎了两个鸡蛋。郭彦家则坚称要给我露一手，可惜家里的菜不太多了，最后只炒了土豆丝，混着昨晚的一些剩菜，热掉之后一起吃了。除了煎鸡蛋之外，我负责的工作还有切土豆丝、从冰箱拿出鸡蛋、啤酒，以及餐后洗碗。
洗碗洗到一半时，郭彦家在饭桌那边叫我，说昨天的男人发短信过来，问我们晚上去不去踢球。
“去！为什么不去？“我说。
“好！那我就这么跟他回了！”郭彦家显得有些欢快的语气从一墙之隔的地方传过来。与此同时，我飞快地用洗碗布擦掉碗沿上的油。
“那个女孩会不会来？”这样的念头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不过也只是一闪而过而已了。我说过，我讨厌在假期里思考，天气太热了，何况今天空气还格外粘稠，似乎在酝酿着降雨。汽车的发动机不能在过热的环境下工作，我想这是相同的道理。夏天灼热、黏糊不清，让人付出额外的精力去维持自己的生理平衡，于是维持理性的力量就相对地缺失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试图去控制住自己。
否则会出什么麻烦事的。我想。今天高到惊人的湿度让我格外向往某个理想中清爽，不麻烦，不拖泥带水的世界，无论是从人际关系，还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上出发，这样的世界都是我的理想。
由于晚上湿热的天气，不仅是我和郭彦家早早就走下场，和张昕聊起天来，其他人也踢得无精打采。张昕的男朋友倒是一直在不紧不慢地跑着，后来还在我们这一侧的球门打入一球。
“今天很累吗？”当他走下场时，这么对我们说道。他坐在草地上时，张昕站起来，用毛巾擦掉他头发上的汗水。
“是。天气太湿了。“郭彦家说。
“要不要一起去吃点烧烤？我明天不上班。”他说。“我同事今晚都要回家，去不了。”
“我明天上班呀。”张昕在男人背后说。
“嗯……你要去吗？“男人转头问张昕。
“去啊，我有点饿了。“张昕说。
我和郭彦家面面相觑，因为没有想到会突然听到这样的提议。不过，倒也没有那么突兀。在这个城市里，我们默认夏夜的烧烤是生活自然的组成部分。
“可以啊，去哪里吃？”郭彦家说。
“去找个地方吧，现在还早。”男人说。“我有车，等下送你们回去就行。”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们自然要答应。何况我回家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好干。
走出足球场的时候，雨水终于从漆黑的天空里落下来。时机不太巧，但是我已经嫌它来得太晚了。
7
方高毅把自己那辆灰色的捷达小汽车熄火掉，停在面前那条街入口处的马路牙子旁边，说：“我们还是走进去吧。这里开不进去。”
坐在副驾驶上的张昕说：“我觉得我们要去买几把伞。”
我把车窗摇下一点，嘈杂的雨声立即灌进了车体。随后赶到的是蹲在街市入口的小贩们，他们纷纷拿出雨伞过来兜售。
我说：“买几把吧？”
方高毅说：“好。”
我问一个扒在车窗上的老太太一把伞要多少钱，老太太说四十块。我想这太贵了，随口还价说：“五十块两把吧。”没想到老太太一口答应，余下的其他小贩则一哄而散。
我随手从老太太手里拿了两把伞，和其他几人一起走下车来。我和郭彦家挤一把，张昕和她男朋友打一把。这里的马路牙子边理论上禁止停车，我看见了指示牌。不过，现在这里停的车的确不少，当然也包括相当数量价格不菲的车。这肯定还不是最高峰，毕竟按现在的时间，说是夜生活正式开始都不太够格。
张昕把那把深青色的伞从我手里拿过去，说是她喜欢这个颜色。我和郭彦家只好尴尬地打着一把红色的伞，不过撑着伞的郭彦家倒是显得很享受，他竟然还哼起了什么曲调。
“向我这边打一点啊，都淋湿了。”我说。
“没办法，伞就这么大啊。要不要你来打？”
“算了……你高一点，你来。”
“也没高多少嘛。”郭彦家又傻乎乎地一笑，抖抖手腕，把伞撑起来。
片刻后我们在一家大排档店面前停下，方高毅介绍说这家的烤虾球做得最好吃。店里的人已经很多了，由于大雨的缘故，室外的桌椅有点狼藉，不过早有准备的大伞也已经撑了起来。我们打算在室外吃，服务员好不容易在角落找到一张桌子，我们又到处搬来几张椅子，这下子才算勉强舒服地坐下来。
方高毅问有谁要跟他一起去点菜和拿啤酒，郭彦家起身跟着去了，我和张昕则坐在座位上。四周乱哄哄的，乞丐、流浪艺人及两者的结合物在吃宵夜的人缝中不断穿插，一群小孩捧着焉了吧唧的玫瑰花，看见情侣模样的人在路上走，就死死拉住男方的裤脚，直到对方无奈掏钱买下一束花，方才罢休。
有个乞丐向这边踱过来，端着脏兮兮的塑料碗抖来抖去，碗里的硬币嘎嘣嘎嘣脆响。我看着桌面默不作声，张昕从短裤口袋里摸出一枚一元硬币，放到塑料碗里。
乞丐走了。然后又来了卖唱的，一男一女。男人带着墨镜，顺手拉着二胡，不知道是真盲人还是装的，旁边有个女人，递过来一张塑封的单子。我知道那是点歌单，接下来就会被纠缠着要求至少完成最低消费，所以没有接。这里卖唱的人群也鱼龙混杂，有这样装盲人演什么《二泉映月》《酒干倘卖无》的，也有音乐学院的学生过来在街边弹吉他唱歌的。有明码标价的，也有唱完一曲没被忙着吃宵夜的客人打断，就狮子大开口索要几百块钱的。
看我不动声色，一男一女收起歌单走了。我看张昕，她对我一笑，没有说话。
我说：“这种也就骗骗外地游客吧。”
张昕说：“人家外地游客怎么会来这里啦。“
我说：“啊，也是。”
此后我们都不再说话，直到方高毅和郭彦家与烧烤一起返回，气氛终于热闹起来。之前，在方高毅开着车在漆黑的临江公路上行驶，寻找吃宵夜的地方时，我们都做了最低程度的自我介绍——姓名、职业之类。此后张昕不说话，我乐于看车窗外的雨，郭彦家则仍然在试图寻找一些话题，并和方高毅就汽车与枪械的知识互相交换了意见。
“我等下要开车，不能喝。我多吃点，你们多喝点，年轻人。”方高毅说，把几听白色包装的百威牌啤酒推过来。
“我们中午也喝了。”我边说，边“砰”的一声拉开拉环。
“你们是都住在南岸吗？”郭彦家拿起一串烤腰花，问。
“是，现在住在我的房子里。”方高毅说。
“那每天上班挺麻烦的，还得过桥到江北来。”我说。
“其实还好，不过肯定得早起。”方高毅说。“张昕上班那家药店在江南啊，我得先送她上班，然后自己再开车过江。”
“也不一定啊。”张昕说，“我有时是晚班，你可没送。而且有时早上来不及，不也是我自己坐公交。”
“我总送你是事实嘛。”方高毅一摊手说。
“你要真这么好就好了。”张昕说，瞪着方高毅看了一眼。
“你怎么又来了。”方高毅说。
“是你又来了啊。”张昕说。
“看着我干嘛？”张昕又说。由于正在咬下一口羊肉串的原因，她的声音变得更加囫囵，不过同时也蕴含着某种慵懒的腔调，这让这些句子听起来有点微微的可爱。
“我们不说这些了，好不好？”方高毅说。“你要喝啤酒喝一点嘛。”
“是你先说的啊。”张昕若无其事地说，轻松地一笑。
方高毅不做声，默默开始扒拉我们面前大铁盘中的烧烤串。
“啊……我觉得有车挺好，想去哪去哪。”郭彦家再次决定发起新话题。我发现这很有趣。至少对我而言，冷场没太多不好的地方。
“趁暑假把车学了，以后有用。”方高毅说。
“对，我打算明年考上大学以后学。”郭彦家说。“就是不知道我妈会不会给我钱，我得自己打工。”
“去年暑假我只顾着玩了，什么事情都没干成。你别学我。”我说。
“好好读书，我就是读书不行。”方高毅说。
“我不跟他打游戏了，专心学习。”郭彦家嬉笑着指着我。我用一次性筷子从他面前的那串烤虾球上撸下一块，放进嘴里吃了，以示抗议。
“一想高考也是八年前的事了，一九九九年。”方高毅说。
“你反正也没考出什么名堂嘛，还说。”张昕嘴角向上扬扬，说。
“说的像你有什么名堂一样。”方高毅说。
“我起码是本科嘛。”张昕说。
“九九年我才十岁。”郭彦家说。
“我八一年的。你们都是八九年的？年轻就是好啊。球场上现在我都一点跑不动。”方高毅说。
“不是……”我刚想说什么，张昕马上补充道：“他们不是差一岁吗？你是八八年的吧？”她看向我，我低了低头说：“是的，是的。”
“啊，我八三年的。对你们是老阿姨了。”张昕说。我们又嬉笑一阵。
“读书还是好。“方高毅说。“工作之后，挺无聊的。我刚工作的时候，你们知道，就那边的老钢厂嘛。同事都是一群混子老头，整天就是骂人讲黄笑话，我寂寞得要死。这几年算是稍微混出来一点了。”
“现在有房有车了，成功人士。”郭彦家说。
“没有没有。”方高毅说。“还不是我老头子资助的，又不是我自己的本事。”
这时，离我们大约四五张桌子的地方突然传来一声大骂，我没太听清，不过知道那是句我懒得复述的脏话。
我们停止交谈，一起向那里看去。还没等我们反应出来发生了什么，事态就急剧恶化起来。一个男人站起来，上前一步揪住了隔壁桌另外一个坐着的男人的衣领，大声喝骂道：“X你妈，你要怎么样啊？”
下一个瞬间，两桌的人都向对方冲了上去，大约有十几二十个人吧。从这个角度，已经看不清是劝架还是打架了。这下，整个宵夜摊位的视线都被吸引过去了。混乱中，好像有人把塑料桌子一脚踢翻了，还有人挥舞着啤酒瓶子冲了上去。
“这下有好戏看了。”方高毅说。郭彦家半张着嘴张望着那边的事态，看起来瞠目结舌。张昕也目不转睛地盯着。
“嘿。”我说，“看什么热闹啊，走吧。”
“啊，对。”张昕说，“我们钱付了吗？”
“付了，走吧走吧。”方高毅说。
“走吧走吧。”郭彦家说。
我们站起身来准备往外走时，猛然发现身后已经站了好多引颈张望的观众，漩涡中心的混乱则似乎愈演愈烈了。当事者分成几个小单元扭打起来。当我们往外走时，更外圈的马路牙子上也站着一群观望者，甚至通过中间的窄路延伸到了另一边的马路牙子上。一辆小汽车被堵在路中间，焦急而无奈地按着喇叭。无序和混乱似乎以我们刚才吃宵夜的地方为中心，像水波一样像四周蔓延。
我心里暗自好笑，不由得开口说：“这车是傻X吗，这里车又开不进来。现在这样子，根本走不动，等下就是一张罚单贴上去。”
方高毅点评说：“今天晚上傻X太多了，都撞到一起去了。吃夜宵打架这种事，也就是傻X遇到傻X，才做得出来。”
跟人群相反，我们缓慢地向街口移动。身后的混乱似乎还在加剧。我突然再次感受到那种舒服的疲惫。刚才的大雨已经停了，空气清爽了很多。我身上还在微微渗出一些汗水，不过几个小时前踢球时流的汗基本已经干透了。
8
在这之前，我当然也见过一些混乱的场景，并处于其中。
这个城市的人向来以脾性暴躁而闻名，这应该是气候的原因。城市被长江分为两半，江边的季风气候冬冷夏热。冬天暂时不说，此刻夏天的燥热与粘稠，确实让人整天处于必须发泄什么的状态。一言不发而大打出手的事情已不再是新闻，虽然我心中深知这座城市的市民本性直爽良善，但不好的印象一旦形成，是很难短时间发生改变的。
上面说了，城市被长江分割在江南与江北，从而形成两部分。虽然行政上同属一城，人们对这两部分的印象，也还是有微妙的不同。除了高中三年一直在江南住校，大部分时候，我住在江北。从古代起，这里一直是重要的贸易港口，承接下游的货物，向中原与直隶转运。因此，江北筑城比江南早，发展也更早。当然，败落的也更早。
一百多年前，英国，还是德国人——高中的历史课都讲了，可是我已经记不清了——按照与当时的政府签订的什么条约，在下游的小城建立租界，开埠修港。这让江南飞速发展起来，不仅是全中国，全世界的冒险家、流氓、骗子、传教士都向这里集中。在贸易与政治的地位上，江南很快取代了江北。
这些都已经是久远的事情了。目前，无论是江南还是江北，都不是什么繁华的地方，当然也不是破败到一无所有。每年有很多人来这里打工，也有很多人去更大的城市打工。有很多学生在寒暑假回到这里，也有很多在这里读书的学生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些事都很平凡，没有什么特殊的。我们只是靠着惯性在这里生活，就像分割与连接城市的长江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自西向东自然流动。
我高中时，才第一次跨过长江，去江南上学与生活。普遍印象认为，相对于江北，城市的南半部分更发达、现代化，而生活在那里的市民比江北人更聪明、狡黠。起码从教育方面来看，这种印象是有道理的。江南学校林立，有几所不错的大学与星罗棋布的高中，江北在这方面乏善可陈。所以，即使像我这样不成器的学生，也选择了在高中阶段跨过长江，去城市的南边上学。
这也是由历史决定的。外国人在南岸租界里修建学校、医院，整饬贸易市场的同时，隔江相望的北岸则充斥着从各省募集来的年轻军人以及大规模的军工厂。那些军工厂成为后来大工业国企的雏形，在企业办社会的背景下，塑造着一代又一代头脑简单，情绪热情，言辞粗鲁的年轻人以及中老年人。
不过，这些粗浅的印象不一定再适用于今天了。人类在地球上的迁徙都是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事，何况在隔江相望的同一城市的两部分之间。住在江南的方高毅可以来江北这边上班，那么在江北长大的我自然也可以去江南读高中，并在那里认识一些人，其中包括一个聪明尖刻、精力充沛、意志坚定而固执的同龄女孩。
去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和卓木青一起在上海的路上走着。我们沉默无言，只是并肩默默走路，尽量将步调调整到一致。那不是因为我们无话可说，是因为我们那天走了很多路，说了很多话，因此都疲惫的几乎到达了临界点。周围的环境倒是人声鼎沸，还有些轻微的混乱蕴藏其中。那是二零零六年的最后一天。
下午，我骑自行车去F大那边找卓木青，然后我们一起骑车在街头晃荡。骑到静安寺地铁站的时候，我们把自行车停在车站门口，然后坐地铁去南京路。吃饭之后，我们去黄浦江边上坐了一会儿，然后打算在南京路上四处逛逛。
当人越来越多时，我提出往回走，并得到了卓木青的同意。那时地铁倒还没休班，不过我们还是选择步行，动机是想浪费掉新的一年前最后的时间。
“你有没有觉得周围人越来越多了？”许久的沉默后，我问卓木青。
“你不会才发现吧。“卓木青说。“现在人不多才奇怪。“
“他们是要干什么？“
“不干什么吧。你说我们现在是要干什么？“卓木青反问道。
“哈哈……”
“不过应该是去看跨年吧。时代广场那里有跨年仪式，他们是往那个方向去。”
“如果不是人太多，我也想去看看。”我说。
“人不多就不是跨年仪式了吧。”卓木青说。
“我觉得我挺喜欢站在人群里的，只要不太闷。”
“你怎么张口就撒谎？”卓木青说。“你不是一向喜欢一个人在那里傻呆着吗？高中时就这样。”
“我可是一直不要脸地找你讲话。”
“你只敢用小灵通发发短信吧。见面就躲得远远的。”卓木青一边说，一边止不住笑出声来。
“我觉得是因为我比较低调。所以隐藏在人群里对我比较适合，上中学时我最喜欢做广播体操，和一群人一起。”我说。
“你太不要脸了。这是你的特长，对不对？”卓木青说。
“你还记得高中那次做操前整队的时候，二班和三班的男生打起来了吗？”我问。
“我才不记得。谁像你一样唯恐天下不乱。”卓木青说。
“当时我还在楼上欣赏了好久，哈哈哈。那次闹得真够大的。”卓木青又说。
“哦，对，你当时已经去单独上课了吧。所以也不用和我们一样出操。”我说。高二之后卓木青离开了我所在的班级，和十几个经过选拔的学生一起，去单独的教室里接受信息竞赛的培训。获奖之后，学生可以提前保送重点大学。
“你还不是唯恐天下不乱。”我又说。
“比不上你。”卓木青说。
在这样无聊的对话中，我们一直走回了静安寺地铁站。之后，又累又饿的我们在寒风中发现锁在地铁站门口的两辆自行车已经被偷走了。对，是两辆都被偷了。早知道就不把它们锁在一起了。我感到极度疲惫，同时又有种莫名的欣慰感，好像我早就预料到这样的结果，只是没去阻止而已。
卓木青的手机已经没电了，我看了一下自己手机上的时间，发现二零零六年已经无声无息地过去了。当然，不应该说无声无息，在某个地方一定有着某种热闹，但那和当时的我没有任何关系。
至于那天我们是怎么回到学校的，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9
起床之后，我一边刷牙洗脸，以及洗昨天晚上洗澡后懒得洗的内裤，一边听着电视里播放的本地早间新闻。
首先是一个清脆的女声播报天气情况，我想起昨天吃烧烤时张昕说话的声音，在心里大致勾勒了一下如果她播报天气会是怎样的场景，不由得发笑起来。
“虽然昨天傍晚到晚间，受南下的冷空气影响，短暂的降水袭击了我市，带来一丝凉爽，不过天气预报提醒您，这次的冷空气只会停留很短的时间。未来三天我市仍然将维持高温晴热的天气，局部将有小范围、短时的雷阵雨。今日白天最高温度将达到三十六摄氏度，晚间回落到二十五摄氏度左右，请市民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工作。天气预报建议市民朋友们穿着轻薄的棉织物出门参与生产工作，如：短袖、短裤、薄短裙，等。”
“废话一堆。”我一边用毛巾擦脸，一边在心里想着。
接下来是早间社会新闻，电视里的声音换成了一个稳重的男声。
“昨天晚上21时许，有本台观众提供线索，说在我市中山北路步行街夜市处发生了斗殴事件。我台工作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民警已经来到了斗殴现场，劝说周围的群众不要围观堵塞交通。民警将斗殴的双方分开，质询原因。原来，和几个同事来夜市吃宵夜的小刘在吃烧烤时，不小心把烧烤的油滴在隔壁桌客人的裤子上。在对方质问的时候，小刘的语气比较冲，双方一言不合，大打出手。所幸的是，双方参与斗殴的人员虽然所受伤势不同，但都是轻伤。民警行政拘留了小刘等三名参与斗殴的主要人员，对其余人员进行了深刻的法制教育。双方都服从警方的处理与调节，并愿意互相垫付医疗费用。”
“在这里，民警也是委托我台，提醒广大年轻朋友们。虽然最近天气炎热，大家的火气可能都比较大，但是也一定要头脑冷静，不要因为一时冲动，做出伤害他人，违反社会公德的事情。这样的话，就追悔莫及了。”
下午，我出发去做家教。
家教的地点在南岸。放暑假之后，我第一次到那里去。我穿过农贸市场，从横路转入主干道，在那里等过江的公交车。到南岸之后，又转了几站高架列车。在南岸上高中时，如果因为什么原因放学早，坐高架列车在市里面到处晃荡，对我来说是常事。密集的交通系统本身是城市在江南的这部分发达的一个象征。在江北，我们一般只能依赖破破烂烂，班次还少的可怜的公交车。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大多数江北的公交车还没有统一配备车载空调。
看到我之后，我妈的牌友表现得很热情。倒了水，请我吃了茶几上盘子里的曲奇饼干，然后说了些她儿子调皮，麻烦我了之类的话。寒暄完毕后，我推门走进“学生”的房间。
虽然答应我妈的时候很不情愿，但既然已经答应下来，之前我也有自己的打算。互相自我介绍后，我先帮这个十四岁的学生讲阅读练习册上的题目。我讲了两篇文章，一篇介绍苏州园林，另外一篇介绍好望角名字的来源。和他妈介绍的不同，我一点不觉得他调皮，倒是觉得他有很多自己的看法，并勇于表达。当然，这个年龄的人对我这样年龄的人，是天生愿意亲近的，因此对我的态度和对家长的态度自然有所区别。
讲了一个小时后，我出去倒水喝，告诉他等一会再讲作文。进来时，我发现他正在专注地抓紧时间用自己的手机发短信。
“在和女朋友发短信？“我开玩笑地问。
“啊，对，是的。“好像迫不及待地等待我问这个问题，他回答道。看到我没有他想像中的那么惊讶与赞许，他似乎有些失望。
“好了，休息好了吗？我们继续来讲作文。“我说。
“老师——你有女朋友吗？“他似乎不甘心，又拖长声音问道。
“嗯……有吧。“我沉吟一会，还是回答道。
练习册里，他的老师布置的作文题目是《梦》。我问他：“你平时晚上睡觉做不做梦？”
“做，但不多，记得的更少。不过昨天刚好做了，梦见我发现了跨国集团的阴谋，他们追杀我，我从电视塔的顶楼一脚踩空了。吓死我了。“他摸着胸口，夸张地说。
“说明你在长高啊，好事。“我说。
“老师平时呢？做梦吗？“
“很久没做了。“我说。“之前做过一个梦，很有趣。”我把去年军训时，做的那个兄弟俩找鹿的梦讲给他听。
“老师见过鹿吗？“他问。我说当然。
“上次去江北那个动物园玩，看见工作人员把一只鹿按到地上，把头上的角割掉。后来问了一个工作人员，说是在发情期，让它们用角相互戳来戳去，实在太危险。“他说。
“这我以前倒没听说过。不过我小时候也经常去那个动物园玩。“我说。
“我还特地问工作人员，这样直接割掉，鹿会不会疼。他问我说：‘同学，你剪指甲会疼吗？’”
我刚想问他取鹿茸时鹿会不会疼，他妈推门进来拿什么东西。我说：“咳……好的，接下来继续分析一下这个作文题。这个题目只有一个字‘梦’，是比较开放式的题目……”
原定的讲课时间是两个小时，我多讲了二十分钟。离开时他妈问他这次听课有没有收获，他用力点头。我们约好，我下周六再来。把我送出门后，他妈塞给我一张五十元的钞票，我象征性推脱一阵后，将钞票放进裤子口袋里。
走出小区大门时，我感到心情轻快，拿出手机跟郭彦家发了短信，说我拿到五十元的家教酬劳，问他要不要用这钱去哪里玩。
在我站上高架列车的站台时，郭彦家回了短信，说今晚和明天都可以，他随意。另外，他还问张昕的伞是不是昨天被我不小心带回来了，说是方高毅发来短信问这件事。
“不知道，有可能吧。回去我看一下”。我回复郭彦家。
10
在我坐在房间里的桌前，百无聊赖地翻看着这一周的《大众网络报》时，旁边手机的屏幕亮了，显示有电话打来，是个陌生的号码。
除了特殊情况，我喜欢将手机设置成静音模式，所以能接到电话是件很幸运的事。至于对谁幸运，要取决于打电话过来的人。
“喂。”我说。
“喂，我是张昕。还记得吗？”这句话说的又有力度又清晰，甚至还带有某种女性的温柔，让我一度怀疑不是从张昕本人的声带里发出来的。不过，如果仔细辨别，确实能感到电话对面的人是在努力地做出能力范围内最大方得体的表达。
“嗯……什么事？”
“我来拿那把伞，听郭彦家说在你那里。我们等一下在哪里见？”
“啊……”我来不及理清其中的逻辑关系，只有顺着本能说话。“要不然，等一下你到车站这边，再跟我打电话好了。”
“好的。”对面挂了电话。
我放下手机，一边继续心不在焉地看《大众网络报》，一边想着这些事情的前因后果。最后我决定先去厨房，把今天中午自己吃的米饭蒸上。
一个半小时后，我在离家最近的公交车站见到了张昕。她挎着来江边球场时带着的蓝色皮包，穿着一件上面画着奇怪符号的白色吊带衫与牛仔短裙。她显得瘦弱而修长。
“伞带来了。”我说，将那把深青色的伞递给张昕。
“谢谢。”张昕抿嘴一笑，把伞拿过去。只要她的嘴开始活动，那种有些呆滞的感觉就完全消失了。
“其实本来不想麻烦你们……不过，我挺喜欢这把伞的颜色的。”张昕补充道，把伞撑开。
“这把伞质量是不错，不像地摊货。”我说。
“你不来躲一下太阳？”张昕说。
“啊……不用，不用。”我说。“我晒一下没关系。而且这也不是太阳伞嘛。”
张昕不再说话，打着伞，似笑非笑地看着公交站前的柏油马路。
“你要坐公交回去？”我说。
“随便，今天我休息，不上班。”张昕说。
“星期二，这么热闹。别人都上班，你休息。”
“我每月就休息四天啊，今天可是这个月的第一次休息呢。想着来江北散散心也不错。”
“哈哈，可江北没什么好散的。”我说。
“随便转转呗。你和郭彦家都住这边？”
“在那后面，靠长江那里。”我用手草率地一指。
“对了，我的手机号是郭彦家告诉你的？”我又问。
“对，他不是今天去学校交学费了嘛？”
“今天你来这边，他去江南，刚好。”我说。
我们又是一阵子没说话，只是沿着马路牙子不紧不慢地走着。
“你吃午饭了吗？”我问。
“当然吃了呀，不过天这么热，实在吃不下什么东西。”
“今天还去球场吗？”
“我？我不去了，他们去不去我就不知道了。等郭彦家回来，你们可以去看看。”
“我，我应该也不去了吧。天气太热，只想在家里吹空调，或者在外面找个地方吹空调。”我说。
“你和你男朋友怎么了？”我问。
“他跟你们说了什么吗？”张昕把伞歪了一下，把头侧过来看着我。
“也没有，就是星期天晚上跟郭彦家打来电话，给了你的电话。要我们直接跟你联系关于伞的事情，不要通过他了。听起来语气挺激动的。然后郭彦家不就跟你联系了吗。”
“嗯，是这样。”张昕说。
“当时你说有时间就来拿，我们都没放在心上，结果你竟然今天就来了。”我说。
“你们到底怎么了？”我又问。
“分手了啊。你看不出来吗？”张昕说。她右嘴角上扬了一下，不知道这代表戏谑还是自嘲，抑或两者结合后的某种情绪。
“啊，我确认下。”我说，感到有点尴尬。
二十分钟之后，我们走到铁路边。铁路边的杨树上，蝉鸣声此起彼伏。在之前，我们已经经过了我和郭彦家住着的两栋楼，我把代表我们住址的具体窗口指给张昕。
“过了铁路，再过沿江公路，就是足球场和江边了。”我说。
“我请你吃冰激凌？”张昕说。我们旁边是一家店面破旧不堪的副食店，看上去是一间铁轨边的平房改建的。柜台前没有人，从柜台外面看过去，可以看见房子里有人热闹地在打麻将。
“不用不用。”我条件反射地说。
“没事，别紧张啊，我都工作了。”张昕说。
“好吧。”我不再坚持。我还意识到，我出门时一分钱也没有带。
我敲了好几下柜台，又大声叫老板，老板才从房间里慢腾腾地出来。我要了巧克力蛋筒，张昕自己买的是绿豆冰棒。
“还去江边吗？”我问张昕。
“我回去了。这个时候，江边很热吧。”张昕把伞收起来，放在地上，站在副食店屋檐下的阴凉里，撕开冰棒的包装袋。
“对，所以我和郭彦家一般下午四点以后才去踢球。”
“那也够热的。”张昕说。
“昨天晚上，我们又和钢铁厂那群职工一起踢球了，方高毅没来。”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张昕说。
“我就聊天说说嘛。”
“啊，郭彦家说他晚上会晚点回家。”我已经几口吃掉了蛋筒，拿出手机时看到了短信。
“他要干什么？”张昕说。
“他爸请他吃饭。”我说。“他有两个爸，我猜应该是第一个爸。”
“那挺好的。”
“他有女朋友吗？”张昕又问。
“不知道，应该是没有吧。没听他说过。”我说。
“那你现在回去住哪里？”我问。
“当然和爸妈住一起。不过这两天估计就要住租的房子，爸妈的房子上班太远了。”
“房子找到了？”
“嗯，中介那里挂出了好几间。我还得比较一下。”张昕漫不经心地伸出舌头，舔着绿豆冰棒。
我们往回走到我家门口时，张昕坚持要我上楼，说她已经知道车站怎么走了。我走上楼梯，打开家门，走到阳台，从那里看着张昕走出视线。事实上，夏天回家时我习惯做的第一件事一般是脱掉除了内裤之外身上的所有衣服。像今天这样，把这件事放在第二顺位去做的情况，是例外。
之后，我打开空调、电视机，以及家用DVD机。我从DVD机上放着的碟片夹中抽出一片，放到DVD机里开始播放，然后走到厕所里开始洗澡。
这是张收录历届世界杯主题曲及宣传曲的盗版CD，去年夏天，我在城市南岸一个大型购物中心前面的地摊上买到了它。当我洗完澡走出来时，CD播放列表里的第一首歌刚好结束，这说明我洗澡花了不到四分钟。那是去年世界杯的主题曲，The Time Of Our Lives，时长四分四十秒。
“For a lifetime of progress
That runs here today
We’ll go all the way”
歌里这么唱道。
11
去年夏天，某天夜里一点半。我坐在家里的地板上，疲倦地盯着正在播放世界杯的电视屏幕。裁判刚刚吹响比赛结束的哨声，凭借大卫·贝克汉姆下半时的一记直接任意球，英格兰以一比零战胜厄瓜多尔。
“小缪，你还要吃点吗？“我爸坐在餐桌边上问我。他穿着白色背心和大裤衩，正在一边用筷子慢慢夹着香辣花生米与泡椒风爪，一边喝着一听啤酒。桌子上还有几听喝完的啤酒，那是过去两个半小时里，我们看球时共同的杰作。
那天，我妈照常去同事家打麻将，晚上不回家。我为我爸感到庆幸，今天他可以睡有空调的房间，而不用睡在阳台上那张尼龙沙发床上。不过，在为数不多的两个人晚上同时在家的时间里，我妈有时也会让出大床的使用权，自己睡在阳台上。至于我，自然是躲在两室一厅的另一间卧室里，打开空调后，很快进入梦乡。
我不是没有试图考虑过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对我可能的影响。但我想，很多事已经超出了我理解能力的范畴。那就随他们去吧。何况，当时我因为几乎每天都熬夜看球，虽然精力仍然充沛，但早已懒于思考。在去年夏天，一个卓木青就几乎能攫取我本来就简单的所有思维空间了。
“不了，我很困了。”我说。
“你爸要去这里工作两三年。”在我起身去关电视时，我爸用筷子指指电视屏幕，这么说道。
由于工作性质的缘故，我爸一年中大半时间都在单位驻各地的各个项目部，在家里的时间倒反而是相对少数。因此，对他突如其来的话，我虽然一开始感到意料之外，倒也不过于惊讶。当然，也有可能是那时过于疲倦，因而麻木了。
“你要去英国？还是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帮他们修一座水电站。也可能是好几座。”
“那里很远吧。”我不知道说什么，最后挤出这么一句话。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没出过国，那对我来说都差不多。”
“你什么时候走？”
“八月底。”
“你要听你妈的话。”我爸又说。
“好好，一定。”我心里暗自觉得好笑，随口回答。
“这次再好好干一场，回来以后，差不多就可以混到退休了。到时候，赚的钱送小谬你出国留学去。”
“我不想留学啊。”我说。“先睡吧，我刷牙去。”
脸朝枕头睡在自己房间的床上时，我还在想着我爸说的话。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一个两三年前在我的印象中还充满威严，甚至下重手手打我也毫不犹豫的中年男人，现在却能说出这么一些在我看来有些肉麻的句子。与此相对，那场短暂谈话的核心，倒被我遗忘了。原因其一，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我爸不常出现的生活；其二，理所当然地，和其他要去上大学的年轻人一样，在那个时候，我的内心完全被自我的事务与情感占据了。
一年之后，我已经可以做出这些最简单的自我剖析。至于对身边其他人的了解与体会，则似乎并没有很明显的进步。意识到这一点有时让我感到难为情。
“你爸的电话，找你。”我妈用一种冷淡的口气对我说。
我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拿起电话。
“喂。”
“喂，儿子。在家啊，没有出去玩？”
“没有啊。现在晚上十点半，都要睡觉了。”我说。
“我这里现在上午九点半，不到。等一会坐项目部的吉普车去现场看看，现在没事做。”我爸说。
“那上班倒是不算早。”我说。
“是啊，这里的人很懒的，你不来这里不知道。哈哈。”
“你什么时候回学校？”我爸又问。
“八月三十号吧，票已经买了。”我说。
“行。好好学习啊，别光想着处对象，哈哈。”
“好的。”我说。
电话那边好像有零乱的人声，我爸说：“同事催我出发了，下次再打过来吧。”
“好的。”我说。
挂掉电话后，我妈从播放着肥皂剧的电视机前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问：“你爸跟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我照实回答。
“你爸挺好的。”郭彦家对我说。他正背对着我，在自己窗前的书桌上写着什么。
“你爸不也挺好，还帮你交学费。”我边随手翻着郭彦家家里的金庸小说，边说。
“不要乱说啊。”郭彦家回过身子来对我说。“说的好像我和我妈交不起一样。只是我爸一直说要请我吃饭，昨天又刚好去江南那边交学费，所以一起吃了饭。巧合，巧合，知不知道？亏你还是大学生。”
“不过我爸也还不错，两个爸都是好人。”转回头去写了一会，郭彦家又回过身来说。
“你昨天是跟你第一个爸吃饭，还是第二个？”我问。
“当然是第一个啊。”郭彦家说。
“饭吃的还是不错的。电视塔顶楼的旋转餐厅，自助餐，八十八块钱一个人。”郭彦家又说。
“我也想吃！”我说。“看来我得多去做两次家教。”
“我吃了扇贝、三文鱼、烤牛排。饮料随便喝。热乎乎的炸薯条放在那里，用铁铲子，一铲一大堆。爽翻天了。”
“快别说了！”我走到书桌前，挠郭彦家的腰。“你再这么说，我会饿的。”郭彦家笑起来，推开我的手。
“原来你怕痒啊！”我说，继续试图挠他的身体。郭彦家伸出双手，抵住我的双手，我们在书桌前，四只手互相抵住。力量上，两人一时无法分出高下。
郭彦家突然把两只手抽回来，我差点因为身体不平衡而摔倒。
“不要闹了，来帮我看看这道题。”郭彦家说。他拿着铅笔，点着练习册上的一道题目。
“我可不会做数学题。”我一边说，一边看题目。我发现，现在我连题目都几乎看不懂了。
“嗯，这个嘛，就是。你得先把函数的递推式写出来。”
“写了呀。”郭彦家说。
“然后，咳咳，是不是，你看。可以把它们写成数列的形式嘛。写一个通项公式出来，然后就简单多了。”
“关键就是这个通项公式怎么写嘛！“郭彦家说。“我觉得需要一点技巧。作为一个整体来代换？”
“嗯……”我沉吟。
“其实你是不是根本不会？”郭彦家从椅子上仰头看着我。
“我去冰箱里拿听饮料。”我一边说，一边拔腿往门外走。
“喂，你。别把自己不当外人啊！“郭彦家的声音从后面传来。“算了，这题我必须得看答案了。”
“有答案你还问我。”我大声说。“你知道我学习成绩没你好啊，你可是要去F大的人。”
“能去就好了！”郭彦家说。“你去玩电脑吧，我今天要认真学习。”
“下午不去踢球？”我说。
“不去，热死了。”郭彦家说。
“去嘛。”我说。“都好几天没去了。”
“你再请我吃麦当劳，我就去。”
“啊？那得等我这周末再去家教啊。”我说。
“哦，原来这题是这样的！不错，非常巧妙。”郭彦家说。
12
我又做梦了。
准确地说，我又“记起来”我做梦了。
相比起明明知道自己梦到了什么，但却一点都回忆不起来，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当然，从睡眠质量上来说，是退步）。不过，我仍然不能回忆起梦里任何完整的细节，留在脑海里的仅仅是一些记忆的碎片。
首先，当然是鹿。虽然很模糊，但我知道我梦见了鹿。大体上仍然是去年军训期间梦到的情节，不过片段已经被打散切碎了。鹿从庭院中逃走，兄弟两人心急火燎地踏上寻找的路。路上，他们经过帝国的山脉、河流、集市，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
但鹿一直没有出现。这次，它没有以完整的影像出现在我的梦里，我只有大致凭借想象力，以及对以前梦境的残存记忆来勾划出它的形象。脑海里浮现的更多是帝国土地上光怪陆离的图景，兄弟俩寻鹿的方向相反，看到的风景似乎也截然不同。帝国的一边是绵延千里，地广人稀的乡村。村民们淳朴懵懂，摆出丰富的盛宴，招待骑着高头大马来寻鹿的哥哥，或者弟弟。见多识广的货郎和手艺高超的驯兽人在村子间穿行，可他们也不知道鹿的下落。
另外一个人，哥哥或者弟弟，踏上的是一片奇怪的时空。唯一能确定的是，这里比另一边的乡村要发达许多。蒸汽机车混杂着马车的粪味横行霸道，空中甚至还有不明的厢式交通工具在低空飞来飞去，人人都显得很忙碌。骑着白马的哥哥或者弟弟走在这样里面，显得格格不入，想找到一个人问，可是所有人都行色匆匆，无暇听他说话。他因此感到无所适从。
“这都是什么啊！”睡眼惺忪地坐在床上，我想着。我觉得我应该又擅自为梦添加内容了。
不过，我还梦到了张昕，这点可以确定。在梦里，她的形象倒和现实里区别不大。或者说，是比现实里更准确了。
梦里，我观察着坐在对面的张昕。她的确很漂亮，我过去一年在大学里见到的比她漂亮的女孩不会超出个位数。瘦削修长的身材让她比实际的身高看上去还要更显高一点，不过她有些微微的驼背，所以两相抵消。在那里坐着，面无表情的时候，她好像一直在心里酝酿着什么，显得心事重重，缺乏安全感，局促，似乎在害怕什么未知的事物。我想到了卓木青，虽然作为我的同龄人，她比张昕要小五岁，但在我们相处的大部分时间里，她显得气定神闲，显得对正在发生的状况有着充分的把握。
可是，当张昕的右嘴角上扬时，那种局促就消失了。她显得不羁而神秘，虽然你知道她想表达的东西很简单，却就是难以看透。至于她露出牙齿笑起来时，那种甜美和不动声色时的局促形成的强烈对比，让人惊心动魄，即使是在梦里。
“盯着我看干嘛？”在梦里，张昕开口说。和第一次听她说话时一样，她的语速很快，其中暗含着某种固执。不过，这些已经不会对我们的交流造成什么影响。
“看一下你啊。”
“我也在看你啊。”梦中的张昕用和我类似的语调说。
“有什么好看的？”
“确实没什么好看的。”张昕说，对我眨了眨眼睛。“郭彦家呢？你们没有一起来吗？”
“他在家里呼呼大睡呢。”我也不知道梦里的我为什么要这么说。
“你可以去跟他一起睡觉啊。”张昕说。说罢，估计是自己也忍不住，对我一笑。
“啧啧，啧啧。这都是些什么怪梦。”我一边把昨天晚上没吃完的两个豆沙包依次放到蒸笼里，准备蒸热之后作为今天的早餐，一边想着。
不过，前几天我倒是的确在郭彦家家里睡着了，我第一次去做家教的那天，也是我们目睹了烧烤摊混乱的次日。当然，那纯属一次意外。
当我睁开眼睛时，发现我躺在一张床上，肚皮上还盖着一块毛毯。郭彦家则坐在床边的木头凳子上，用一种有点忧虑的眼神看着我。这是个空间不太宽裕的房间，不过以老式单元楼的标准衡量还算不错。对面的墙上贴着一张中国地图和几张球星海报，我意识到这是郭彦家的卧室。
“你醒了？”郭彦家说。
“现在几点？”我一骨碌爬起来，说。郭彦家赶忙做了个“嘘”的手势说：“十点半，你得小声点，我妈睡觉了。”
“你妈不是在单位那边住吗？”我说。
“你忘了今天星期六了？是不是睡糊涂了。她大约一个小时前回来的。”郭彦家说。
“啊，对，对。”我说，然后想到了主要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叫醒我？”
“我后来觉得饱了，就不想吃烧烤了。看你趴在饭桌那里睡着了，就把你抬到床上来了呗。”
“你直接把我叫醒不就得了嘛。”我说。“得了，我也不想吃了。垃圾食品，不能多吃，否则要长胖。我回家去了。”
这时我才完全清醒，并回想起全部的前因后果。下午做完家教，并拿到五十元的酬劳后，我把郭彦家叫来南岸玩。我们来到一个商业中心，用我赚的五十块钱，两人吃了顿麦当劳，并走进一所台球馆，打了一个小时台球。那之后，我们坐公交回到北岸。那时大约晚上八点，太阳刚刚全部落下不久。
之后，我们本来的安排是要各自回家。但我们感到下午的那餐麦当劳没吃饱，加上昨天晚上吃了一顿烧烤——可能是胃贪图油水了——于是打算晚点再一起去找点烧烤吃。于是我来到郭彦家家里，他在书房里写练习册上的题目，我则在客厅看电视，看了一会之后自觉无聊，跟郭彦家说我先打个盹，然后趴在饭桌上睡了一觉。只是没想到我会直接睡着。
“因为不想吵醒你，而且趴在桌子上会受凉，所以就把你弄到床上来睡一会。你睡得真死，竟然没醒。”郭彦家边送我往家门口走边说。
“真是多虑。天这么热，怎么受凉？而且如果我再睡一会，你不是迟早要把我吵醒的？”我压低声音说。
“那当然要吵醒，否则我睡哪。”郭彦家站在门口嬉笑着说。“年轻人，天又热，不会睡太久的。我跟你说，我第二个爸就是这样，经常一看电视就睡到第二天早上去了。”
郭彦家的“好心”带来的结果是，我回去之后，躺在自家的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考虑之后，我做了“那件事”——这是放暑假回家后，我的第一次尝试。
在进行的过程中，我试图想着卓木青，但总觉得哪里有微妙的不对。然后我开始想张昕，并更迅速地放弃了这样的念头。然后，我蹑手蹑脚来到书房里，从我的书桌肚里翻出一本高中时买的电影杂志，那期的插页是高圆圆的几张穿背心与短裙的写真。
最后，我很快睡着了。
13
“要去踢球吗？”郭彦家打来电话，说。
“你不学习了吗？”我说。张昕来江北拿她的伞的次日，我在郭彦家待了大半天，但他一直没有同意我去踢球的提议，而是一直坐在书桌前写他的练习册。不知道是不是和他前一天去学校交了报名费有关。
“学啊，也要运动一下嘛。”郭彦家说。
“那还是四点钟楼下见，一起去球场？”我说。
“好。”
坐在球场上休息时，郭彦家问我有没有自行车。
“可能有，我得去我们那栋楼的地下室看看。我初中时骑着上学的自行车应该还停在那里。”
“好，帮了我大忙了。”郭彦家说。
“你要干什么？那车放了好几年，估计快散架了。”
“没事，能动就行。我去和平南路那边的新华书店买点教辅书。前天去学校报名的时候，班主任刚好在那里，我跟他聊了聊。他说我算这一届里基础比较好的吧，定位F大的话，还算比较合理，够一够能达到。但是也得加倍努力。”
“哦，那边啊。你可以坐公交车去嘛。”我说。以和平南路为中心辐射出的那块区域，算是江北经过矮子拔将军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除了规模很大的新华书店和旧书市场外，还有两三所不错的中学。
“我想骑车在那边随便转转。和平公园感觉都有十年没去了。”郭彦家说。
“那是，闲着没事跑到和平公园干什么。看苏联死人啊。”我说。和平公园是这座城市一所比较旧的公园，大约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由于我只是小时候去过，印象不太深刻，只记得公园中心有一个广场，广场里有一系列纪念碑，纪念的对象包括二战中在这座城市战殁的苏联飞行员、中国军人，以及内战时在城市攻防战中死去的军人。此外，广场后面好像还有一个小型墓园。总之，那里的整体氛围让当时的我感觉阴森森的，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特殊的印象了。
“我小时候，爸妈总带我去那里。”郭彦家说。他还要再说什么时，他放在草地上的手机的铃声响了。
“喂。”郭彦家接起电话。
“啊，对对。”郭彦家说。“对啊，现在就在踢球。就我和张知谬。”
“啊，是现在吗？可以……当然可以。”郭彦家看了我一眼，说。“没有没有，现在我们都没事。嗯，你吃晚饭了吗？好，那等一下再联系？好好，嗯，好，再见。”
“张昕要过来这边玩。咱们别踢了，赶紧回家洗个澡吧。”郭彦家从草地上爬起来，拍拍屁股，说。
“你为什么总找我们玩？”一个半小时之后，郭彦家对张昕说。
“我有‘总’吗？”张昕瞪大自己的瞳孔，看着郭彦家说。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她的语言明显流利了很多。当然，也可能是我已经习惯了她的说话特点，因此不会再察觉到什么异常了。
“咳，你可是女人。我们两个大男人，还都比你小这么多岁，有什么好玩的。你不是该找你的姐妹们，去逛街买衣服吗？”郭彦家说。
“你怎么知道？”张昕说。“我昨天下班后就去逛街了。”
“是不是花了很多钱？”郭彦家说。
“怎么敢多花钱。”张昕说。“就买了一条裙子，一条裤子，都是花车特价的。你们又不赚钱，哪里知道赚钱的辛苦。”
“谁说的，整个七月我一直在找活干啊。张知谬也在做家教。”郭彦家说。
“我随便做做，主要是我妈让我去，她朋友的儿子。”我说。
此时，我们已经走到铁路旁边。我想起前天和张昕在这里一起吃冰激凌的情景，便问她要不要在这里吃晚饭。
“不用，我不饿。”张昕说。
于是只有我和郭彦家一人买了一块鸡蛋油煎饼，打算边走边吃。拿到自己的饼之后，郭彦家一边吹着热气吃，一边耸耸肩说：“你们女的怎么都不吃饭的，搞不懂。”
“这么热，谁吃的下嘛。”张昕说。
“我之前，应该是高一的时候，当时的同桌也是，不怎么看得见她正经吃饭。”郭彦家说。
“你观察别人女孩子观察的很仔细嘛。”张昕说。
“我是关心同学。不过后来就换成男生和男生同桌了。”
“看你挺遗憾的吧？”张昕扬起嘴角一笑，说。
“是遗憾，不过不是你想的那样。”郭彦家说。
此后我们三人都不再说话，直到爬上江边的防洪堤后，并排坐在那上面。天色仍然明亮，一轮新月的轮廓却已经依稀出现在天空的西南角。
“看那边，月亮出来了。“张昕也发现了新月，伸出手指给我们两个人看。她把头上的棒球帽取下来，放在手里漫不经心地转着。她今天没带伞，那应该是用来遮阳的。
“这是农历七月的新月吧。”我说。
“七月流火嘛。七月过了，夏天也就差不多完了。”郭彦家说。
“有文化就是不一样。”张昕说。说完之后，她自己忍不住笑了。
“你考上大学以后要学什么？”张昕又问郭彦家。
“想去F大学金融。”郭彦家搔搔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加油啊。”张昕说。“你呢，在大学里读什么？”
“全名叫什么船舶工程。”我说。
“听起来好厉害。”张昕说。“学了可以造大船吗？”她随手一指远处的长江，大小船只在江面上来来往往，江边还停着两三条趸船。
“现在还不知道可不可以。”我说。“不过我还挺喜欢画图的。”
“我们要不然去下面走一走吧，这里蚊子好多。”张昕坐在堤上，晃着自己的双腿说。“你们要把零件画出来吗？”
“现在基本都用电脑了，不过学的时候要用铅笔画。机械制图啊，背着画板和铅笔在教室之间到处跑，还挺累的。”我边用一只手撑着防洪堤站起来，一边说。“今年暑假还选了门素描课，加深一点理解。”当然，我没有说出的另一个次要因素是，选这门课后可以在七月待在学校上课，延迟回到家乡的时间，某种程度上避免和卓木青在同一城市的尴尬。
“我大学里学的药学，在江南的大学城那边，不是什么好大学。”张昕说。“毕业之后，第一份全职工作是一个医药公司的销售，做了一年，发现完全做不来。后来就找了药店柜员的工作，除了钱不多，都还不错。反正付掉房租之后，还可以养活自己。”
“你跟生人话都说不好，做销售可是要了你命了。”郭彦家嬉笑着说。
“当柜员，也是要说话的，好嘛？一看你就不懂。”张昕说，此时，我们已经走到了球场旁边。这里暂时空无一人，由于天色尚明，灯也没有亮起来。不知道钢铁厂的职工今晚来不来踢球。
“你得跟他们介绍药物啊，然后推荐合适的药。”张昕继续说。“总之这工作还不错。”
“不是每个月只休息四天吗？”我说。
“可每天工作时间也少，两班倒。早上七点到下午两点半早班，两点半到晚上十点晚班。”张昕说。
“那怎么确定上哪一班？”
“店长会排班的。当然会尽量顾及每个人的要求。”
孤零零的足球场背后，是一段平缓的，长约二十多步的江岸，岸上杂草丛生。和防洪堤上的情况一样，有人分割出零星的菜地。这段江岸与近岸浅滩连接的地方堆放着乱七八糟的建材，砂石零散。由于江水沉积的原因，越靠近长江的地方，滩上的砂石越细密，土地也越松软乃至泥泞。除了我们，江岸上还有一些人。数量不多，也不算太少，他们在遛狗、推着婴儿车，或者自己散步。
张昕坐在一个内空的废弃水泥筒上，摆弄着手里的帽子。我犹豫了一下，在她旁边坐下来。郭彦家则站在水泥筒旁边，和我们一起看着长江。
“你不坐？”张昕抬头说。
“不坐了，不累。”郭彦家说。
“对了，等下想去哪里玩？”郭彦家对张昕说。
“对，想个地方吧。不过江北也没什么好玩的。”我说。
“就这样看看长江吧，等一下再走走。”张昕说。
“江南也可以看长江的。”郭彦家说。
“嗯。”
“还是不一样。“我说。“在江北能看见对面的好多灯。”我指指对岸，虽然天还没黑，但很多灯箱已经亮了起来。”晚上从江南看江北，可就是黑乎乎一片了。”
“说不定能看见足球场的灯。”郭彦家说。
“不过，江北晚上亮的灯可不比江南少吧，外面看不见而已。我觉得夜生活还是得来江北过，尤其夏天，虽然没那么多高楼，但夜宵好吃啊。”我说。
“作为江北江南都待过几年的老资格，我同意你。”郭彦家说。
“你那么小就叛逃了，哪里能算。我才是正宗江北人，又混过江南。”我说。
郭彦家笑着摇摇头，用右手的食指指着我。我也回敬相同的动作。
“你们每天过的开心吗？”一直在旁边看着我们对话的张昕突然说话了。
“开心吧。你呢？”郭彦家说。
“现在还挺开心的。”张昕说。“这几天我都排的早班，又想下班之后逛街去了。”
“千万别一冲动，又花好多钱。”郭彦家说。
“那不会。”张昕说。
14
虽然又是一个星期六，但我妈还是不在家，这次倒不是因为打麻将。她去郊区一个消防基地参加什么消防培训去了，说是天气炎热，火灾高发，单位的每个科室都要派代表去学习。“办公室的小年轻都娇气，跟你一样。他们一听，人家基地宿舍那边没装空调，都说不去。我就说我去吧，我又不怕热，就当休息几天，还多拿补贴，多好。”我妈这么对我说。“对了，孙阿姨儿子的家教可别忘了。”
于是星期六的整个上午，我都趴在客厅的老式木地板上，读一本书。昨天，郭彦家去了和平南路那边，按照我的嘱托，从新华书店帮我带回来一本书。那不是我自己想看的书，只是一本初中作文的教辅书。虽然在回学校前做不了几次家教了，但我觉得自己应该显得职业一点。
由于实在百无聊赖，我把每篇作文与附在后面的讲评全部一字一句看完。书本身当然不是我适合的读物，不过里面收录作文的内容以叙事为主，没有故作老成的议论，倒显得清新有趣。我把书里讲叙事方法的那几页折起来，决定把它们记下来后再加以发挥，来完成下午的家教课程。
把整本书看完后，我去厨房看了看。冰箱里还有昨天晚上剩下的空心菜。餐桌上有用纱罩罩起来的半只香辣卤鸭，也是昨晚剩下的。那是我在农贸市场的卤鸭店买到的现成品，我妈在昨天晚饭时又把它加工的更入味。我盘算了一会，决定出去买两个土豆炒着吃，这样就凑足一餐饭了。
开始切土豆前，我发短信给郭彦家，问他做完家教后要不要一起去玩。用锅铲把炒好的土豆丝铲进盘子，端到餐桌上时，郭彦家还没有回短信。我打电话过去。
“啊，我现在在外面，跟张昕一起逛商场呢。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郭彦家说。电话里的背景声有点嘈杂，听起来是星期六中午的商场的典型景像。
我感到有点诧异，说：“你们真一起去逛商场了啊？”至于后半句“为什么没叫我”，我并没有说出来。
“对啊，我刚好想买条新皮带。等你做完家教，我们再联系？反正都在江南这边。”郭彦家说。
“要不，今天算了吧。下午我想去我高中那里看看。”我说。
“好。”郭彦家说。“那我逛完之后先自己回家吧，你晚上要出去转转再来找我。”
挂掉电话后，我尝了一口盘子里的土豆丝，觉得味道稍微淡了一些，于是加了一点醋。然后，我把微波炉里加热好的剩菜端过来，去电饭煲里舀了一碗米饭，坐在餐桌前，开始吃午饭。
“就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嘛。我们老师上课的时候都讲过。”学生——姑且还是称他为“学生”——一边熟练地转着手中的水芯笔，一边对我说。
“对，就是这些，但你写好不容易啊。”我说。“我们先不管真正的好文章是怎样的，你先把中考要求的文章写好。记叙的时候，你得详略得当，总体和具体兼顾。”我回忆着那本教辅书上的内容，煞有介事地现学现卖。
“比如说你这篇，为什么得不到高分，那也是有原因的。你看这里啊，你光写发卷子的时候，大家都很热闹，很兴奋，这样就太泛了，你得写具体的人嘛。比如说张三考得高，很高兴，李四考得低，垂头丧气的，像这样。”我又说。
“像这样写，那是没问题。”学生吐吐舌头，说。
“咱们先把这个场景重新构思一下，你想五分钟，不用写出来，说给我听就行了。”我说。
“老师——”学生说。“其实我想写很多事，但平时都没办法写啊。”
“你可别说你要写和女朋友出去玩。”我说。
“就是想写这些啊，暑假我们学校补课，下午四点半就放学。放学之后，我和我女朋友去电玩城打电玩，或者和同学去去一个老太太开的黑网吧，打穿越火线，七八点再回家。本来要补课两个星期，后来有人向教育局举报，只补了一个星期。”
“那不是更爽？”
“没有啊。下午放学后去玩的感觉，随便跑出去玩的感觉，它们可不一样了。”学生说。
“你讲究还挺多，我那时能玩就行。那要不，你想五分钟放学后去玩的场景，组织一下语言，五分钟后讲给我听？”我说。
“老师，你怎么今天看起来无精打采的。”学生说。“总是要我自己想五分钟，然后自己在那里眯着眼睛想事情。为情所困了？”
“咳……我这是给你现场训练嘛。上了考场，你不也是要现场想这个题目怎么写吗？”我一边说，一边在心里感叹自己什么时候学会了随口胡诌。应该是上大学之后？
两个小时的家教结束后，我照例得到五十元酬金。走到公交站时，天空已经乌云密布，一场短促的暴雨看来在所难免。所幸我一直把伞插在书包的侧袋里，还是在吃夜宵的街口买的那把红伞，这让我不用焦急地考虑立即回家。
我跳上一辆通往我的高中的双层公交车，走上第二层，坐在后排的角落里。公交车里冷气开的很足，车载电视正在播放本地电视台的音乐节目，这些都是只在江北通行的公交车里罕见的设施。我关上窗户，把已经开始的降雨挡在车体外面。
“今天我们这期的《特别音乐》来自周杰伦演唱的《不能说的秘密》，也是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的同名主题曲，这部电影呢也是已经上映了，大家有时间可以走进电影院去欣赏一下JAY的导演处女作。那么当JAY被问到什么是自己不能说的秘密的时候，他表示，当然是妈妈和外婆的年龄，哈哈。这首歌曲呢，是JAY较少尝试的抒情摇滚的风格，在曲中有他非常深情的，这个，钢琴的演绎。好的，那么希望本期的《特别音乐》能在夏天带给您一丝清凉，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不能说的秘密》。”
当我在高中旁边的公交车站下车时，雨已经越下越大了，如瓢泼一般。
15
我走进书店时，店里空荡荡的，我把伞放在门口的伞筒里。
和高中时的情形一样，门口的展示书台上罗列着各年级的教辅书与最近的畅销书，《易中天品三国》、《我的千岁寒》，等等。侧方的收银台背后挂着各种杂志与新出的漫画单行本，收银员在百无聊赖地看窗外的雨。再向里走则是一排排整齐的书柜。当然，高中时我们全部都知道，其中一个书柜下面的收纳柜里会藏着一些尺度比较大的漫画。在人少的时候，可以让店员打开那个柜子，让你挑选它们。
“您好，要买什么吗？”穿着围裙的店员女孩例行公事地问我。当然是生面孔。在一瞬间，我恶趣味地想到她是否知道那个收纳柜的存在。
“不用，我就随便看看。”我说。
“哦。”女孩说，她转过头去，继续整理书架上的书。
“你知道学校什么时候开学吗？”我对着女孩的背说。
“你不是这里的学生啊？”
“嗯，不是。”
“我想一下……高三的话，好像过两天就开学了吧，下个星期一。高一高二的话，还是九月一号。”
“其实也没隔多久。”我说。
“他们放假晚呀，八月上旬开始放假的，这还没几天呢。”
“学校旁边就你们一家店开门了啊，我本来还想去奶茶店买点什么喝的。”
“对呀，我也在想，学生不来开什么门嘛。过两天又热闹了。”女孩说。
“对了，你知道学校对面那家面包店到哪里去了吗？”我问。
“面包店……我不知道呀。”女孩说。“也许房租到期了吧？咦，你以前是这里的学生吧？”
我想到刚才自己因为怕麻烦而直接否认了这个问题，不禁一笑，说：“是的，之前是”
“你这个人，怎么什么事都怕麻烦。活着不麻烦吗？“
两年前的某个梅雨天，坐在面包店二楼的窗边，卓木青对我这么说。当时，我们十七岁上下，刚刚建立起超出朋友的关系，并日渐亲密。那天，我们在那里的目的是避雨。下午的月考考完后，梅雨一直在下，且傍晚时有越来越大的趋势。我住校，所以无所谓。她则要等待父亲开车来接她回家。
“活着麻烦啊，而且是大麻烦。所以既然有大麻烦了，就尽量免除一些小麻烦嘛。”我说。
“那你天天死缠烂打，不停跟我发短信，怎么不嫌麻烦呢？”卓木青说。
“咳，你说话能不能好听点，什么叫死缠烂打……”我说。“这是不得不为之的麻烦嘛。如果我不这样，我们能坐在这里吗？不追女孩，女孩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是不是这个道理？”
“喂，先不说这个。”卓木青说。“我已经想好了，这次期中考试之后，就申请到信息竞赛的班上去。”
“跟我说有什么用，你决定了就去做呗。两边招呼都打好了吗？”我说。
“嗯。反正教练那边已经说好了。让我上机做了几道编程题，然后说很欢迎，调节男女比例，哈哈哈。班主任这里应该没问题的。”
“可别说那里就你一个女生。”我说。
“没有，二十几个男生，三四个女生吧。”卓木青一边说，一边看着我笑。“放心，虽然他们都比你聪明，我可不会对他们动心。”
“好吧。”我说。“你也真是不怕麻烦啊，普通班竞赛班到处转。”
“要都像你这种懒人，这样怕麻烦，人类可早灭亡了。”卓木青说。她拿出自己的手机看了一眼，说：“我爸来了，先走了。拜拜，星期一见！”
然后，她背起书包，站起身来，飞快地在我的脸上亲了一下，步伐轻快地下楼去了。那时，我内心狂喜不已，但表情还努力维持着平静。我从窗户中目视她走出面包店的大门，隐入对面的校门口涌出来的人群，然后消失在马路对面。与此同时，雨还在无止尽地落着。
两年后，雨仍然无止尽地落着。面包店的招牌已经消失不见了。我打着伞，站在关上的卷闸门前，心中没有任何形式的感伤与遗憾，只有某种舒适的疲惫。雨水在我身边落下，与我互相注视，确认对方的存在。
不过，在这座城市，夏天的雨并不总以浪漫的形式存在。在城市的南北两岸，坚固、绵延数里的防洪堤并非只为我在傍晚时爬上去遥望江水而存在。每年夏天，城市都会因为可能到来的暴雨与洪水陷入高度的紧张状态，本地天气预报最后会加播汛情通讯。
当年，今年夏天格外温和。最激烈的一次洪灾发生在九年前，一九九八年。该年，我上小学四年级，法国世界杯举办，城市街头巷尾的劣质音箱中播放着《相约九八》与《不见不散》。夏天，由于城市被罕见的暴雨袭击，我们家由单位分配的单元楼受到了内涝的干扰，每天都能听到一楼的住户用难听的话大声骂人。至于我家背后的防洪堤，更是空前地热闹，堤上与堤下堆满着沙袋，江边的公路上不时有装着武警与物资的大卡车来往。我放假在家，每天都想着去堤上看热闹，但理所当然地被我爸和我妈同时阻止。那时，他们的行为举止还很默契。
由于水位高涨的原因，那个夏天，我不能去江边的草地上踢皮球玩。当然，那时江边还没有足球场，我和年龄相仿的孩子用易拉罐代替球门。家里，我爸的BP机每隔数小时就收到一次汛情通报，他表情严肃地看完在我眼中显得很神圣的BP机后，这么对我解释：“如果没有防洪堤，让水一口气漫过来，你猜水会到哪里？楼上张叔叔家的天花板！”不过，因为我没法去踢球，我爸决定补偿我。补偿的方式是，新赛季的甲A联赛开始后，他会带我去市中心的大体育场现场看球。
一九九八年前后，我所在城市的国企开始大幅裁撤，很多工人被迫下岗。方高毅就职的钢铁厂的光环就是大约在那个时候褪去的。与之相对，球市格外火爆，人们在大体育场里发泄失落的情绪，齐声欢呼、鼓掌、用脏话骂裁判与对方队员。当然，这只是我在二零零七年的公交上回忆时，想到的前因后果。九年前，我对这一切一概不知，只是单纯随着人群一起叫好（我爸禁止我骂人），并感到自在与快活。
从那时起，我就同时期盼着两件截然相反的事。一，是自己待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没有任何人来打扰，我可以做所有自己喜欢做的事；二，是隐没在一个挤满了人群的广场上，随着人群，发出声音，不在意那是我个人的，还是群体的声音。
在这九年中，我就是一直期盼着这两件矛盾的事。下一个九年里，我不知道会怎么样。九年之后，世界上的人还会相同吗？雨呢？谁都无法保证。
所幸，我不喜欢沉浸在未来中。想想也知道，那是件又累又麻烦的事情。我怕麻烦。
16
早上起来时，窗外还在下着雨，这让我有点意外。我本以为昨天下午的雨很短促。我走出开了一夜空调的房间，发现房间外竟然要比房间内部还要凉快。我打开电视机，随意地换着台，暑假早上的节目无非是各种广告与新闻，还有多次重播的电视剧。
“编辑短信1到15991599186即可将你的手机彩铃开通为《该死的温柔》，赶快拿起你的手机体验吧！刘翔冲过了终点，也成为本届世锦赛的冠军！让我们期待他在明年奥运会上的精彩表现。现在让我们继续回到演播室，观众朋友们，再见。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屏幕下方的倒计时，十分钟内打来电话订购魔力挺，还送一条精品魔力塑形裤，认准正版，不要犹豫。小燕子，你快回来给我说清楚！呜呜呜呜，皇上你被骗了。紫薇小姐，快走吧，要不然就危险了！喜欢唱歌吗，翻开可爱多促销盖，登录网站来麦克网络达人歌唱大赛，你，就是下一个林俊杰。”
最后，我换到本地电视台，漫不经心地听正在播放的城市天气预报。
“……昨天下午，我市是迎来了一次强降水降温的过程。直到今天早上，这次降温过程仍然在继续，同时还伴随着雷电与偏北风。这次降温的过程的幕后“元凶”是今年第十四号超强台风‘娜塔莎’，她昨天已经在闽浙沿岸登陆。本次的‘娜塔莎’台风造成的强对流天气和南下冷空气……”
把洗脸毛巾挂回到厕所的毛巾架上，我又走回自己房间，往窗外看去。雨下得并不大，淅淅沥沥的，把窗户涂得模糊一片。打开窗户，头顶是一小片灰白的天空，对面是一栋破破烂烂的单元楼，光秃秃的晾衣杆零落地在窗户前杵着。单元楼边的槐树漫不经心地在风里摇摆，叶子里骤然飞出几只斑鸠，在细雨中如箭一般去了。郭彦家的房间还拉着窗帘，这说明他多半还在睡梦中。
“……不过市民朋友们不用担心，‘娜塔莎’不会深入长江流域，不过她的外围气流还是会对我市造成一定影响，与我市形成‘短暂的亲密接触’。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她就会转头往东北方向而去，我市的这次降水也将结束。今天也是我国农历传统的七夕佳节，天气预报也在这里提醒市民朋友，如果要外出游玩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同时小心温差，不要感冒。”
傍晚七点，我推开了药店的门，冷气扑面而来。
第一眼，我就看见了穿着蓝色大褂的张昕。她正两腿交叉着靠在药品柜上，嘴微微张开，整个人神情还是呆呆的，怅然若失地看着前方的某处。除了我之外，整个药店里目前有两个人，除了张昕之外，还有一个营业员同样无聊地坐在收银台后。
我还没上前打招呼，她就发现了我。她浅浅一笑，然后走过来。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郭彦家告诉我的。他还说今天你值晚班。”
“哦。“张昕把双眼略一低，然后又迅速一抬：“你是来买药吃吗？”她抿着嘴，嘴角向右边微微扬起。
我和她的眼睛对视了几秒，她低下头撩撩刘海。再抬起头来时，她已禁不住张开嘴笑起来，露出自己雪白的牙齿，眉毛也向上挑起。
“不，来找你玩。在家里待着没事。”我说。
“好啊。可是……我在上班，不能早退。”张昕收起笑，敛容说。
“不要紧，等你下班。是十点？我可以送你回家。”我说。
“我家就在旁边，租了房子。要不，你早点回去，改天再玩吧？”张昕说。“不过随你。”她补上一句。
“那我十点过来，拜拜。”我自动吸收了她补充的话，并无视了前半句。
走出药店后，我在附近的街道走着。雨还在零星地落着，不过完全没有打伞的必要了。最后，我找到一家电玩城，在那里花掉了五十个游戏币。我玩了模拟赛车和投篮机，并和一个周末晚上来这里消遣的初中生合作，刷新了五台投篮机的新纪录。
晚上十点，我准时走到药店那里。站在马路对面，我看见张昕正在一个人拉上卷闸门，想帮她拉上。但我过马路后，张昕已经将卷闸门拉好，向我走来。她已经脱掉了大褂，穿着普通的短袖与中裤。
“就你一个人？”我说。
“嗯，还有个同事先走了，她今天跟男朋友出去玩。”张昕说。
“你看，还是可以请假的嘛。”我说。
“她之前向店长请假了。反正一般人不多，其实一个人完全没关系。”张昕说。
“怎么，你是想对我说什么话？”张昕又看着我说。
“没有。”我说。
“我看你无缘无故跑过来，又不事先打个招呼。”
“其实本来想说什么的，但现在有些忘记了，有些不想说了。”我说。
“没事。”张昕说。“让你等了这么久，很不好意思。你想去哪里玩，去看场电影吗？”
“不了。”我说。“不是说好送你回家的？”
“我家就在那边，左拐走进去就是了。”张昕说。“要不我们先去转转吧。”
雨已经全部停了。张昕带我走出药店所在的横路，走到主干路上。我们走上一座过街天桥，看着脚下的车流与远处高楼大厦的灯火。虽然时间已经不早，桥上的行人仍然来来往往。夏夜的风吹来，夹杂着城市雨后的气味。
“不愧是繁华的江南。这个时间了，人还这么多。”我说。
“都怪你们江北人，什么节日都要往江南跑。”
“江南人有本事不要来江北吃夜市、逛风景区。”我说。我们相视一笑。
“从小时候起，我妈就说我不像江南人。”张昕说。
“是指你太笨，不如江南人精明？”我说。
“不是，别乱说。”张昕瞪了我一眼，说。
“好像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总之……就是不想问题，不会算计。差不多这样。”张昕又说。
“我妈也说我不像江北人。不大气，不豪爽，怕生。”我说。“我爸有时也这样，也被她一并开除出江北人行列了。”
张昕趴在栏杆上，开心地笑，说：“我也是，从小就怯场，在别人面前就会很慌张。幸好不是江北人，否则早被开除了。最近几年倒是好多了。”
“照这么说，郭彦家倒像江北人。反正他跟生人总有话说，我是不知道有什么可说的。”我说。
“郭彦家今天在家吗？”张昕说。
“在。我还问他要不要一起来，他说不了。他今天好像闷闷不乐，说话有气无力，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还会闷闷不乐呢？”张昕说。“我看他每天傻乐。”
“是人都难免嘛。”我说。
张昕默默无言，只是看着霓虹灯发呆。
人和车都渐渐零落下去的时候，我重新提议把张昕送回到她家楼下。这次她没有拒绝。
走在路上，她问我：“在大学感觉好吗？”
“就那样。“我说。“上课、下课、去图书馆、踢球、画图、算微积分、去网吧包夜打游戏、周末去找女朋友。”
“很好了啊，好好上学吧。”张昕说。她又问我女朋友在哪，为什么不叫她一起出来玩。我实话实说，说她在北京找同学玩，并说我们现在关系很差。
张昕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我感到气氛沉闷，于是问张昕有没有做过什么奇怪的梦。
“我经常睡不着。不过睡着后就不怎么做梦。不过也可能是做了不记得。”张昕说。
我把鹿的梦讲给她听，讲到一半时，我们走到了她租的房子楼下。她站在楼下，听我讲完，并提出了此梦几个可能的逻辑漏洞。
“我得试着把这个梦接上去。”我说。
“好啊，那你赶快回去做梦吧，不早了。我也回去做梦了。”张昕露齿一笑。
“你要想喝点什么再走，或者想去我家看看，也可以。”她补充道。
17
“这里很乱。刚住进来几天，还没打扫，别在意。”张昕说。这并不算是谦虚，房间里的确有些地方还乱糟糟的，不过客厅已经收拾得很干净。电视机上放着史努比公仔。我问她这是她的还是房东的。
“我自己带来的，可爱吧？想喝什么？冰箱里有绿豆汤和橙汁。”
“绿豆汤吧。”我说。
我坐在餐桌前，用勺子小口喝冰镇绿豆汤。张昕坐在对面看着我喝。
“不错吧？昨天自己熬的。”
“嗯。很好。”
“你们家里夏天不熬这些？”
“我妈不喜欢喝，我们喝酸梅汤。”我说。
“我以前也不会，熬着就有经验了。”张昕说。
“你和你女朋友到底怎么了？”过了一会，张昕问我。
“没什么，不能相互理解吧。”我说。“应该是我的错。她在新环境里认识了很多人，这让我感到不自信。”我说。
“开学以后，还是跟她好好说说吧。”张昕把下巴放在交叠的两手上，看着我说。
“嗯。“我说。
“毕竟上海太大了，比我们的江南江北两边合起来都大。”我说。“那么大的地方，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我觉得江南就够大了。”张昕说。
“郭彦家也想去上海。”我说。
“那当然啦。”张昕说。
“我是说，你们都喜欢人多的地方。”张昕又说。
“不知道啊，也不是人多的地方。我一直喜欢待在人群里，一群人，他们对事情有着类似的看法。要么隐藏在一大群人中，要么一个人待着。”我说。
“你是个怪人。”张昕说。“几年前吧，那时你应该还小。一个大使馆被美国炸了，年轻人都跑到街上，到处抗议。”
“我有印象，不过听起来没什么兴趣。”我说。
“当时我们上高中，老师禁止请假。还让家长监督，不让学生周末跑出去抗议，想想挺有意思。”张昕说。“还有你们都喜欢的足球吧，踢进世界杯，大家也都疯了。”
“进世界杯的时候我上初中。”我说。“那天在家里看完球，然后偷跑出去，和同学从大桥上一直走到了江南。后来到处都是人，根本回不去，后半夜才折腾回家。被我妈臭骂一顿。”
“方高毅有一次跟我说，当时他在读大专，约了一个同学去酒吧看球。出来之后，他和那个女孩发现路上全是人和车，根本回不去。于是他们就找了一个小旅馆，过了一夜。”
“这招不赖。”我说。
“他一直很受女孩子欢迎啊，高中起就是。”张昕说。
我点点头。“你觉得郭彦家受女孩子欢迎吗？”我说。
“可能吧。”
“我也觉得。”我说。
“我猜，你也挺受欢迎的吧。”
“我不知道。”我说。
“过的还开心吗？放假回来之后。”张昕说。我想起类似的问题她问过一次。
“当然，很开心。”我说。
“绿豆汤喝完了？碗给我洗一下吧。”张昕说。还没等到我反应过来，她拿着碗，起身走进厨房。
我走进厨房时，碗静静地放在灶台上。张昕背对着我，她瘦弱的肩膀轻微地颤抖着。
我走上前去，从侧面抚摸着她刚刚垂到双肩的黑发。在一瞬间，她似乎顺从了这个动作，但刹那过后，我们各自重新保持了距离。我的手离开了她柔软的头发，她则以几乎察觉不到的幅度后退了一小步。她的嘴角挂着流下来的泪水，嘴唇则和肩膀一样轻轻颤动着。
在那个瞬间，我脑海里亲吻她的念头一闪而过。我想用自己干燥的舌头去拭掉那滴泪水，同时让女孩湿润的双唇滋润自己的嘴唇，正像去年夏天我和卓木青曾无数次在这座城市里互相为彼此做的那样。但那终究在一闪念间消失了。大概会存在一个我这么做了的平行世界。她会温柔地顺从，还是像我不认识她一样激烈地反抗？至少在这个世界，我已永远不可能得到确切的答案。
那只是一瞬间而已。
“帮个忙，帮我把包里的纸巾拿来，谢谢。”张昕一边用手团成拳头，低头擦拭着还在不停流下来的泪水，一边对我说。她的眼睛已经完全红了。
拿来纸巾后，我走到厨房里，慢慢地把碗洗了，顺便把灶台用抹布抹了一下。我出来的时候，张昕已经停止了哭泣。她坐在客厅的椅子上，正用手小心地擦拭脸颊，整理头发。几张用过的纸巾放在一边。看到我时，她轻轻抖动自己的双肩，放低下巴，抬起眼睛，对我温柔地一笑。她黑色的瞳孔好像变得更大了，不知道是不是哭过的原因。
“对不起，想起了一些有的没的。”张昕说。
“没关系。”
“你回去吧？路上小心点。”
“你没事吗？”我说。
“没事。明天星期一，还要上早班呢。”
“那你现在就去睡吧，不行请个假。”
“没事的，我不用睡太久。你快点回去吧，这么晚了。到家之后给我发短信。”
我没有再说话，往门口走去。
“对了。”我要下楼梯时，张昕站在门口说。
“嗯？”
“今天是我的生日，二十四岁。”张昕说。“其实是昨天了。”
我和郭彦家坐在防洪堤上。
“你还不高兴吗？”我说。
“啊？没，我还好。”郭彦家说。
“为什么生气？因为我？还是张昕？还是别的？”
“都有吧。”郭彦家说，低下头摸摸后脑勺的头发。“其实都不算。什么生气呀……根本不是这样。”
我们看着江面，暮色映照中，来往江南江北间通勤的轮渡慢慢离岸，汽笛声漫不经心地响起。一团黑影在江边反复掠过，那是一群蝙蝠在捕食水边的蚊子。近岸处，不时有人的头部露出江面。虽然一到夏天，本地电视台和报纸就一直在警告市民血吸虫病的危害，人们还是不愿放弃在江里游泳这种简单的娱乐方式。我以前也经常在那里游。
“这几天要去游泳吗？”我问郭彦家。“天天踢足球，还是太热了。”
“我不会游泳。”郭彦家犹豫了一下，说。
“亏你在这座城市长大的。”我说。
“小时候也去过游泳池，后来……在水里感觉不舒服。”
“那你还要跑过来，和我一起在这里看水。”我说。
“明明是你叫我来的。”郭彦家侧过身来，和我对视。我们互相向对方瞪大眼睛，然后做鬼脸。几秒钟后，他先忍不住，放声大笑。我也笑。
“反正就是不一样。”笑完后，郭彦家说。“在水面外看，在水面下待着。它们是不一样的。算了，你不懂，年轻人。”
“你好像比我小一岁吧，年轻人。”我说。
“反正你就是不懂。”郭彦家嬉笑着说。
“张知谬？”过了一会，郭彦家说。
“什么？”我说。
“你体会过一种感觉没？就是……身边所有人都和你不一样，而且他们都知道。知道你和他们不一样，你得天天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好像没有。”我想了想，说。“你有啊？”
“算有吧，高中时。”郭彦家说。“那真的很不舒服。可我也怨不得别人。”
“不舒服就别想了。”我点了点头，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郭彦家说。“说不清楚啊，我讨厌我和别人不一样。可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人了。”
“那你还是喜欢嘛，怎么能说是讨厌。”我说。
“是这样吧。”郭彦家说。
“有时候真想对它大吼几声。”郭彦家指着长江说。
“怎么？”
“没什么，就是想。”郭彦家说。“你试过这样做吗？”
“没有。我看它很冷漠，每天两岸发生这么多事，它丝毫不为所动。只管自己一个人，不停地流。就算喊什么让它听到，应该也没用吧。”
“你可真是。”郭彦家说。
“你要喊什么，我们现在就过去，站在长江旁边喊好了。”我说。
“现在不去。”郭彦家说。“你又不出声，我一个人在那里喊，太尴尬了。”
“那也是。”我说。
“要不，打台球去？打完去吃宵夜。”郭彦家说。
“好。”我说。
我们站起身来，拍拍屁股上的泥土与青草，沿着台阶走下防洪堤。星星刚升起的夜空注视着我们，而我们浑然不觉。
18
“你们要去哪里？”张昕站在我和郭彦家面前，微笑着问我们。
我和郭彦家对视一眼，然后又转向张昕，异口同声地说话。
“随便啊。”
“都可以。”
张昕闭着嘴巴，伸伸自己的嘴角。她低下头想了一会，又抬起头说：“我带你们去一个好地方。”
我们登上公交车，来到江南的旧租界区。
“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郭彦家把双手交叠在脑袋后面，抬头望着面前十九世纪的建筑，对张昕说。
“当然。”张昕说。“我小时候最喜欢来这里了。”
“还以为是什么新鲜地方。”郭彦家说。“以前我也都来过嘛。”
张昕白了一眼郭彦家，也不答话。她只是扬起头，步履轻快地在一排洋房前的步道上走着。我和郭彦家跟上她的步伐。她时而驻足停留，指点眼前的建筑，跟我们说些什么；时而快步转入一条新的小径，充满自信地边走边顾盼自如。我虽然来过这里，但并不熟悉，租界区的小巷又曲折不已，因此只好一直跟着张昕走。郭彦家虽然在江南住的历史比我长，但看起来也和我状态类似。
在租界的小巷间，梧桐树遮蔽住了天空，连接电线杆的电线夹杂其中，蝉在例行公事地鸣叫。虽然暴雨已经停了几天，但旧建筑的墙体看上去还带着潮湿的气息。租界建筑和小巷里的居民区夹杂在一起，因此不时可以看见有人在路边穿着背心与裤衩下象棋、打麻将。趴在地上，眼神迷离的大黄狗也总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那些低矮的住宅平房看上去已经有很久的历史了，让人恍然间觉得自己不是在那个“发达”的江南。
当然，我并不是不知道江南还有这样的一面。只是由于某种惯性思维，提到江南时，我首先想到的还是人流如织的商场与热闹的大学城。就像提到江北时，我会想起国企下班时的场景。成千上万辆自行车开出工厂大门，其中包括我爸，他准备去托儿所接我回家。
不过，那是很久之前了。
“我们这是要去哪里？”从回忆中回到现实，我问张昕。
“不去哪里啊，随便走走嘛。”张昕回头看着我，说。当她那双犹疑而机警，局促却甜美的瞳孔再次直视我时，我还是会有一些紧张，并想起前几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不过她看上去没有任何异样。
“这个是青年海军俱乐部。”张昕指着街边一栋不起眼的红砖建筑，对我们说。门口有一块铜制的介绍牌，上面说，一百多年前，这里是各国海军在租界上岸休息时，用纸牌赌博、饮酒、打台球、做祷告的地方。
“在内陆城市出现一个海军俱乐部，总觉得挺奇怪的。”我说。
“从海上过来的嘛。”张昕说。
“对了，你们都去过海边吗？我没去过。”郭彦家说。
“很小的时候去过，不算去过吧。”我说。如果我没记错，我们家还有一张照片，我爸、我妈与小时候的我站在海边，我的两只手被他们分别拉住，看上去难以控制自己的兴奋。
“几年前，读大学的时候去过。不过……应该也不算去过。”张昕说。
“为什么？”我说。
“和我想像中的大海不太一样。”张昕说。“喏，我们走出来了。”她抬抬自己的下巴。
租界区的尽头，一座旧式的海关大楼矗立着，在海关大楼的背后，是现代化的步行商业街。我们三人爬上海关大楼，一直爬到楼顶的天台。天台中央是一座钟楼，不过通往钟楼的楼梯被上了锁，我们上不去。我们趴在天台上，看着近处的江滩与对面的北岸。
今天是个阴天，能见度并不很高，江面笼罩在若有若无的雾气之中。北岸也没有什么显眼的建筑，一眼望去，灰白色的楼房群落让人打不起精神。即使如此，我们都看得入神，一时没有人说话，直到钟楼的钟声敲响六下。与此同时，《威斯敏斯特曲》不紧不慢地响起。
“六点了。”郭彦家说。“我们去吃点什么？”
我们在步行街上的快餐店吃晚饭时，气氛仍然没有什么好转。我和张昕自然都懒得开口，郭彦家看起来也没多大精神，只是专注自己碗里的炸猪排饭。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我们在步行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的时候。
“要看电影吗？”路过电影院时，我指着门口的海报说。在那时，我既感到疲倦，不想开口说哪怕一句话，又想继续和另外两人在同一时空下共处更长时间。电影是个好的选择。不过，对他们当时的想法，我没有任何把握。
最后，我们买了票，看了当时正在上映的《不能说的秘密》。在电影开始前，张昕还从挎包里找出一副眼镜，小心翼翼地戴上。在看电影时，除了一次郭彦家小声问我女演员的名字，没有人说话。
走出电影院时，另外两个人的情绪显得好了很多。我问他们觉得电影怎么样。
“构思还不错，不过我看得要睡着了。”郭彦家嬉笑着说。
“还不错啊，不过我更喜欢看动作片。有武打啊、枪战啊的那种。”张昕摘下眼镜放回包里，说。
“你看过哪些？港片看吗？”郭彦家说。
“我看电影不记名字的。”张昕说。“小时候看过很多，都喜欢。有一部电影里，有一个好人，她的妻子怀孕了，被出租车司机拒载了，然后就难产死掉了嘛。所以他下决心，要做出租车的法官，杀掉那些坏出租车司机。看得我可过瘾了。”
“那个我记得我也看过，不过主角好像是个退休警官。”郭彦家说。
我们沿着繁华的街道走着，一边说话，一边远离熙熙攘攘的人群，一直走。
刚走到车站时，郭彦家要坐的公交就来了。他今天直接回他学校的宿舍睡觉，书和生活用品已经都搬过去了，明天正式开学。
“拜拜！”郭彦家一边往公交车上挤，一边对我们招手。
“拜拜！”我们也一起对他招手。
公交车开走了。启动时，它冒出劣质柴油特有的黑烟。我和张昕继续站在站台上。
“要我送你回去吗？”我问。
“不用啊。我就两站路嘛，你快点回去好了。”张昕说。
“嗯，好。”我说。
“过几天，我也要回学校了。”我说。
“冬天回来吗？”张昕说。
“当然回来。”我说。“到时候有时间再一起玩。”
“去年冬天没去江北看庙会，明年打算去。”张昕说。“到时候来找你和郭彦家。”
“庙会啊，我不去的，乱糟糟的。不如还是逛商场好了。”我说。
“那，到时候再说。”张昕转头看着我，先露齿一笑，然后又抿起嘴巴，低下头。再次抬起头时，她告诉我她的公交车来了。
“走了，拜拜。”
“拜拜。”
公交车又开走了。我一个人站在站台上，等待着回江北的那班公交车。
19
“嗨，又到了每天《特别音乐》的时刻。今天我们为观众朋友带来的是《那年夏天，宁静的海》，那么这首歌呢，是Cyndi王心凌今年四月推出的新专辑《Magic Cyndi》的主打曲目。Cyndi也是表示说，作为复出后的首张专辑，自己有投入很多心血去做音乐，甚至于是推掉了很多电视剧的片约。现在呢，炎热的夏天是快要过去了，在上学的观众朋友也都要开学了，《特别音乐》祝大家学习进步，工作顺利。也欢迎大家发送短信给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分享你对音乐的感悟，我们会在每期节目的最后抽出两位幸运观众，送出最新的音乐专辑。好的，大家来一起欣赏本期的音乐吧。特别心情，特别的你，这里是《特别音乐》。”
“今天是最后一堂课，我们学描写人物类型的叙事文。”我说。“我现在有点晕晕乎乎的，废话很多。要是哪里说的不对，拜托你帮我指出来。”
“老师，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学生问，脸上带着一丝坏笑。
“也没什么，和高中同学聚了个餐。后来几个江北的同学又单独去吃了夜宵。啤酒喝多了，虽然不至于宿醉，到现在还是有点不舒服。”我说。
“你喝啤酒也能喝醉啊，老师。”学生说。
“我酒量低啊。上大学之后又锻炼了一点，要不然这点酒量都没有。院足球队的人很会灌酒，据我室友说，学生会更凶。”我说。
“我还以为你是那种不合群的人呢。”学生说。“想不到也跟一群人喝酒。”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我耸耸肩，说。“你知道你是什么人吗？要不，我们来构思一篇写你自己的作文？假设有篇作文的要求是……”
“老师，你不觉得写自己很尴尬吗。“学生打断我的话，说。
“那我们就写别人。“我说。“不过千万别把他们写的太特别，你得记着。”
“什么？”学生不解。
“该怎么跟你说呢？无论你写出了再特别的人，也就是一类人而已。一类人的符号，知道吗？”我说。“在世界前，这些都不值什么。所以，倒不如写个平庸无奇的人好了。”
“老师，你说的我听不太懂。不过要写平庸的人的话，我可以写一个同学。”学生说。
“别当真啊。”我说。“这么死心眼，怎么追到你女朋友的？刚才那些话你别管，就当我喝醉了。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开始上课。”
要离开的时候，学生问我什么时候回学校。
“明天下午的火车，后天早上到上海。”我说。
“一路顺风，老师。”
“谢谢。”
晚上，我带着足球，去江边的足球场。
今天，钢铁厂的职工没有来包场，足球场的灯黑着。看门的老头也不在，门口静静挂着一把大锁。我只好在江边的浅滩上踢球，有几个小孩跟我一起踢，我们玩得很开心。
满身大汗之后，我把粘满泥土的足球放进球网，往家里走去。坐在防洪堤上，回望黑暗中的长江与对面灯火通明的南岸时，我获得了某种感受。在夏末的夜晚里，我站在那里。我背后的大客车声、火车声隆隆经过，然后是我面前远处轮渡的汽笛声，接着是铁路边平房住户养的狗的吠声，最后才是远处某个角落的若隐若现的蟋蟀声。
去年夏天，我也坐在相同的地方，听到过相同的声音。蟋蟀已经不是去年的蟋蟀了，但它们发出的声音一直不随人类与世界意志的转移。当然，去年的那时候，还有身边卓木青轻轻呼吸的声音。
“再坐近点。”卓木青说。
“不热？”我说。
“还好。”卓木青一边用双手轻轻摩挲着我伸去她怀里的右手，一边说。
“我可快被蚊子叮死了。”我说。
“蚊子只叮笨人，生物课没好好学吧。”卓木青说。
“我真要回去了。”我站起身来想走，但卓木青紧紧拉着我的右手。
“再坐一会啊。”
“去我家坐，今天我妈不回来，我爸前几天刚走了。”
“别想了，今天不去。送我到车站就行了。”卓木青说。“东西都没清完。”
“笨，清这么慢。”我说。“我就带了衣服啊，还要带什么？”
“大新闻啊，张知谬说别人笨了。”卓木青一边说，一边笑出声来，不知道是因为自己说的话，还是因为我的右手正在隔着内衣挠她的腰。
于是我一直坐在黑暗中的防洪堤上，一边零零星星地回忆去年在这里的对话，一边沉浸在无边的夜色中。情绪好像芜杂无比，但深入核心之后，那里却只是一片广阔无垠的空白。
从那天起，我就一直想传递出那种感受。可惜，一切努力总以徒劳告终。表达本身倒不难，我可以说话，可以写字，可以叹息，可以唱歌，甚至可以手舞足蹈。困难的是让他人感受到这一切，或者说，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但我并不是很在意这些。否则，我不会把二零零七年夏天发生的事情，依靠着回忆写下来，并且一直记录到这里。虽然这些全部是徒劳，无论是传达某种感受的努力，还是对某名人类在特定时刻的生活形态的记录。
但徒劳毕竟不等于空无一物。
回到家，洗完澡出来时，我妈正在看肥皂剧。她看到我出来，说：“桌上有冲好的酸梅汁，你要喝就喝一杯。”
我在喝酸梅汁时，我妈说：“你明天自己去火车站？冰箱里有剩菜，自己热一下。”
“好。“我说。
走进自己的房间，打开空调时，我看了一眼我的手机，发现有一条来自郭彦家的未读短信。
“还不错，室友很好，管理比较严”，短信里这么说。我想了一下，才想起来我早上跟他发了一条短信，问他在学校这两天的感受怎么样。
我没有再回短信，而是仰面朝天躺在床上。一边享受着冷气，一边想着事情。我想起去年做的那个梦，兄弟俩共同寻找一只鹿。我还会梦到这件事吗？那只鹿究竟下落怎样？兄弟俩还会再见面吗？很多问题占领了我的脑海，令我应接不暇。
但那些都不重要，我想。重要的是发现那条鹿走失了。
“发现就够了啊？”站在长江边足球场的草坪上，张昕低着头对我说。
“要不然呢？”我说。
“我也不知道。”张昕说，带着不知所措又笃定的笑容。
我躺在草坪上，感到无比舒服，同时疲惫。那时，眼前的天空一无所有。但当我平躺在大地上，紧闭双眼时，那里想必也曾有浮云互相追逐，又被一阵微风驱散在天空两端。于是，我终究躺在那里，心中空空如也，如眼前蔚蓝的天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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