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昨天讲到以孝文帝为代表的北魏王朝，除了提升自己的文化，还拓宽了汉文化的生命气场。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借用一个比喻来说明。
几个流浪汉闯到一座大城市，很快变成了城里人，这很不错，但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如果他们快速地改变了这座城市的气场和视野，那就是一件大事了。鲜卑族就是这样一群闯到大城市而又改变了大城市的那批流浪汉。
顺着这个比喻，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少数民族要接受汉文化那还不难，如果让汉文化借此接受了辽阔而陌生的马蹄空间，这就太难了、太伟大了。以孝文帝拓跋宏为代表的鲜卑族智者们为汉文化做了两方面的大事，换句话说，也就是克服了汉文化的两大弊病。这两个重大弊病已经成了汉文化危机的根源。哪两个弊病呢？
第一个弊病，是汉文化缺少陌生空间里边自由驰骋、收增自如的豪气。
第二个弊病，是汉文化缺少对世界上其他文化的了解和深入。
当时，汉文化的这两个弊病都成了它衰落的原因。这两个弊病都与陌生有关，第一指的是陌生的空间，第二指的是陌生的文化。
孝文帝他们原来也算是骑着马儿来的陌生人，由陌生人来解决陌生的问题，听起来很奇怪，却饱含着深刻的文化哲理。那么下面就要说一说，他们是以生命样的方式来引进这两个陌生，克服了中国文化的弊病的。有好多方面都要从根子上说起了。
第一个陌生：陌生的空间。
先讲第一个陌生。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汉文化，由于历史悠久、精致高雅，也有较大的自我流转空间，因此对于周边的茫茫旷野不太关系，不太在乎，说实话也不太看得起。结果，心里的陌生范围比地域的陌生范围还要更大。这在平常倒算不了什么，但是一遇到危机，在遇到了中国文化总体衰落的情况下，那就不行了。
还是用原来的比喻，文化在自己的老宅子、老庭院里边，不知道寻找过多少遍，谈论过多少遍，折腾过多少遍可，仍然没有找到出路、找到新生的迹象。那么气象一定在老宅子、老庭院的外面，而且还可能是很远很远的外面。
在很远的外面有游牧民族的万里风光，这使汉族深感陌生。例如，大家都找到有这样一首歌，是民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也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里边有一种对草原大地强烈的自豪感，却又自豪得非常平静。这种大气正是汉文化所缺少的。除了天苍苍野茫茫的视野之外，还需要在这个视野里边的人物和故事。在汉文化的思维习惯当中，战争这是残酷的，战士总是痛苦的，这种追求和平的心理很不错。但是你能想象吗？在北方的旷野里边，在战马的奔腾当中，也会产生特殊的美丽人物和特殊的美丽故事。
我一讲大家就明白了，外面都很熟悉的花木兰的故事就是这样。“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这首大家都能背诵的《木兰诗》，就是北朝民歌，来自于北方大漠。你看与汉文化里常见的人物和故事相比，在他的故事里边，男女之别、战争与和平之别，全都成了可以随意转换的游戏。
结果，连原先固守汉文化围墙的文人学士，也不得不承认花木兰有资格成为中国文化中第一流的形象创造。这个事实就证明，汉文化已经不得不向北方旷野吸取营养，来增加自己的力量。
花木兰是女扮男装的艺术形象，那么在北方荒野里真正的男子汉会是什么样的呢？显然，这更加是原来的汉文化感到陌生的。北方旷野里边的真正男子汉，是马背上的豪强之士，按照汉文化的传统观念，这些马背上的豪强之士都是鲁莽之辈，与文化关系不大。其实这些豪强之士所展现的人生气概也是一种文化，而且是令人仰望的文化。
他们骑马不是自己骑着玩，而一般总是要放纵和收纳数量很大的羊群，总是要规避或者战胜狼群的袭击，总是要谋划和设计迁徙的路线，总是要发现并追踪敌人的痕迹。总之，汉族文人心目中的鲁莽之辈，其实是大空间中极为敏锐的战略家，又是极有效率的行动者。
在汉文化中，诸子百家中的每一家都严重地缺少执行力，他们到处讲学、到处劝告，还不太受欢迎。只能走来走去，找不到人，甚至有的还说自己简直成了丧家犬。现在突然出现了另一种集体人格，我不多说，我只有行动，而且行动得万马奔腾，谁也难以主导，结果，一个辽阔的空间全然搞定。
大家记得吗？我最早在讲述文化定义的时候，曾经说过，文化的终极沉淀是集体人格。你看孝文帝拓跋宏他们带来的，不仅是一个陌生的辽阔空间，而且是一种陌生的集体人格。于是文化又可能从根子上改变了，拥有了这种陌生的集体人格历史，必将翻开新的篇章，文化必将出现宏伟的奇迹。
第二个陌生
好，接下来我要讲第二个陌生了。第一个陌生是对北方旷野的陌生，而且不仅是对北方旷野的陌生，也是对北方旷野里边出现的强悍之师的集体人格的陌生，这我已经讲清楚了。现在讲第二个陌生。
孝文帝拓跋宏他们为中国文化引进了一批陌生的远方的同行，也就是说，把中国文化放到世界文化大家庭当中了。这么一件国际间的文化大事，居然由一个少数民族的首领们在操作，是不是很奇怪？但事实确实如此。
在讲述理由之前，我先请大家一定要到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去看一看。大同当时叫平城，北魏王朝的首都所在。那的云冈石窟是公元五世纪建造的，体现了孝文帝拓跋宏和他前辈们的文化情怀。来到石窟你一定会惊讶，这么早的中国石窟为什么出现了希腊罗马式的巨大廊柱？再一看那些巨大的雕像，大多是高鼻梁、深眼窝，明显具有希腊雕塑的余风。如果看的再细一点，就会在很多洞窟当中发现巴比伦文化和波斯文化的一系列的审美记号。光从云冈石窟就可以发现，世界各大文化融合了，融合在中国，融合在云冈。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融合？我前面说过，佛教在汉代已经传入，但生存状态比较低微。它常常靠着道教来生存，到了魏晋南北朝发展却非常蓬勃，为什么会这样？我以后的课程当中还会讲到，这里只讲蓬勃发展的现象本身，以及它所带来的文化氛围。
北魏王朝的多数君主，既崇尚汉文化，又崇尚道教。他们心里想，既然我已经向汉文化拜师了，为什么我不多拜几位老师呢？因此他们通过一个从远方抢来的伟大的雕刻家昙曜之手，把印度的佛教艺术落户在云冈。
但是大家知道，佛教原来是不主张雕像的。后来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在亚历山大东征的时候，军队里边带了一批希腊雕塑家，结果早印度创造了一种以希腊公法雕塑佛像的犍陀罗艺术。这个名字不妨记一下，犍陀罗。这个犍呢是牛字边加上一个建设的“建”，陀是佛陀的“陀”，罗是罗汉的“罗”。犍陀罗的英文拼法是G-A-N-D-H-A-R-A。这在世界艺术史上是很重要的一个名词。
犍陀罗艺术以希腊工法雕塑佛像，其实在佛像中不仅有希腊神韵，而且也夹带了亚历山大一路东征所见到的巴比伦和波斯文化的不少因素。中国佛像一开始是从犍陀罗传入的。为了深入了解这一世界文化融合的范例，我自己曾经专门去找了犍陀罗，现在在巴基斯坦一个叫塔克西拉市（Taxila）的地方。那里有个叫锡而卡普的遗址，但我建议喜欢旅行的朋友暂时不要去，因为到那里有可能要面对很多险情。我是为了考察犍陀罗就冒险去了。
好，我们从犍陀罗再绕回来，回到云冈。你就发现了，正像我前面讲的，它由于引进的是犍陀罗的艺术，所以世界上就让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波斯文化一起出现了。出现以后中国文化就被这些世界大文化包围了。在这种世界文化的包围当中，中国文化一点不自卑。相反，它从这些域外的同行的千姿百态当中，得了气。
这是很壮观的一个图像，我不得不用以前那个老比喻了，就是老宅子、老庭院冷落了很久，突然车马喧腾、宾客如云，而且每一位宾客都有头有脸、气宇轩昂。这一来，老宅子、老庭院的气象一下子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且有一些高贵客人已经决定要相邻而聚，这也不走了，因此老宅子、老庭院也打开大门，要彻底重新装修了。
说到这，我必须感慨概括一下总体印象了。一群以拓跋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政治家，不仅成功地首先了自己民族的汉化，而且使汉文化也发生了重大变革，原先陌生的辽阔空间展开了，这种辽阔空间中的极其强劲的集体人格进入了，而且当时世界上各大重要的文化也在这汇聚了。
这种种大手笔汇集在一起，必定要出大事了。什么大事？你们到云冈石窟——参观完以后，就会在西边的石坡上发现我写的一方石碑，我写了八个字：
中国由此迈向大唐。
据说现在每天在这个石碑前照相的人很多大家看完石窟之后，就同意了我的这个结论。是啊，诸子百家、秦汉帝王、三国英雄、魏晋名士，再怎么努力也营造不出一个伟大的唐朝，因为他们各自都缺少了一些重要的条件。现在重要的条件在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聚集了并展示了。
唐朝的出现，是一件真正的大事。还需要有西部的一些故事，我还会用好几天的时间来认真地讲。现在我们暂且还停留在云冈石窟之前，对孝文帝拓跋宏表示深切的感谢。很多汉族的历史学家对这位执政时间不长的少数民族帝王不怎么上心，而我则认为他与他的奶奶冯太后，以特别的力度把中国文化在萎靡不振中推向了健康，并为唐王朝的诞生做了前期准备。
我曾经连续八届担任黄帝文化国际论坛的主席。有一年我发起了一次评选，也就是以皇帝的目光来评选后代帝王中，哪几个无愧于华夏历史。在评选中我有个简短的发言说，除了大家都会提到的那些帝王之外，请大家考虑一下北魏的孝文帝，一个只活了33年的鲜卑族的年轻帝王。大家听了我的分析后，他以高票通过。
四年前，我应邀在纽约演讲中国文化。演讲完了以后，我又一次参观大都会博物馆。无意之中，在一件古代群像的浮雕当中，发现了孝文帝的形象。那就十分兴奋了，立刻把妻子拉过来一起细看。
外国朋友看到我们的激动表情，也凑过来细细端详，要用询问的眼光看着我。我一想，怎么也不能用简单的语言说清楚这个人的重要性，只是笑一笑，只在心底里边说，请注意，正是这个年轻人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文化的世界形象。
北魏王朝先汉化，然后转益多师，还向佛教和道教学习。当时他们抢来了一个雕塑家昙曜（僧人）（开创了云冈石窟的五窟）。当时佛教雕塑艺术已经发展到犍陀罗时期，即融合了希腊、印度、巴比伦等文化的综合艺术形式。因此云冈石窟算是当时世界上文化融合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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