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使：禁止和驱使，指用刑罚来禁止臣民为非作歹、用奖赏来驱使臣民守法立功。
文章主要论述君主如何利用“势”（统治权）、“数”（统治手段）来治理臣民的问题。
作者认为，要禁止臣民为非作歹，驱使臣民守法立功，就得靠赏罚；而奖赏和处罚，必须按照功劳与罪行；而“论功察罪”，必须掌握一定的原则；这种原则就是利用“势”与“数”。
作者认为，君主应该依靠自己的“势”与“数”，而不能依靠多设置官吏，不能依靠官吏们的互相牵制监督。这是因为：一方面，臣子都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会互相包庇而蒙蔽君主；另一方面，监察官也是人，他们也有以权谋私之心，所以，靠设置监察官来禁止别人以权谋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依靠法制，只有“别其势，难其道”，让利害关系不同的人互相监督联保，使“物至”、“言至”，造成一种“其势难匿”、“民不得避罪”的法治环境，才能真正使臣民不敢为非作歹。
没有限制与监督的权力往往会导致腐败，两千多年前的政治家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道理，因而设置了检察官来加强监督。
当然，商鞅提出的问题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一般的官吏会以权谋私，但检察官“亦欲为利”，也会以权谋私，也会被贪官污吏所收买。因此，依靠检察官来监督仍然靠不住。这种基于人性自利观所作出的剖析，无疑是深刻的，是独具慧眼的。但如何使所有官吏（包括检察官）都不以权谋私，却是一个政治学上的难题。
商鞅提出“别其势”当然也是一种办法，但如何在全社会造成一种严厉的法治环境，使人人都不敢“为非”，却还大有文章可做。这里面当然包括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内容，而要做到这一些，又免不了检察官的作用，特别是那些能自律的检察官的作用。
笔者以为，更重要的是社会（监管对象）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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