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裕生，男，1965年11月生，福建省平和县人，哲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秘书长。在遥远的国度，许下深深地祝福。
人类在历史上实现的两个最重要的“存在的跳跃”
一种文化之为一种本原文化，有两个基本标志：一个是觉悟“绝对”而追寻与“绝对”共在；一个是觉悟人自身的普遍性存在而自觉承担普遍性原则。这两个觉悟是人类在历史上实现的两个最重要的“存在的跳跃”或“存在的跃动”。
就人类的生活世界而言，发现相对性事物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我的生活首先并通常就与各种具本而相对的功能性事物打交道。如果我们停留在这样的相对性事物的世界里，我们就不可能有“本原文化”。虽然世界上有很多民族，很多文化，但是，并非所有民族都能有幸作为本原民族出现，因为并非所有民族都创造出了本原文化。严格说来，唯有这样的族群才创造出“本原文化”：在这种族群里，出现了能够打开并维护一种超越性视野的伟大心灵，通过这种超越性视野，这个群体能洞见并感受到，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仅仅只有可以满足我们生存的各种相对性事物，而且有绝对者与绝对性。简单说，借助于伟大心灵发现了这个世界竟然有绝对者及其绝对性，并因而发现了自己的存在是有绝对性的存在。
实际上，人类也只是迈进了“本原文化”，也才踏上追寻与维护人类自身的绝对性的努力。因为在这之前，人与人之间主要就是功能性的关系，相互提供功能性的合作，因此每个人都是以功能性的角色出现在对方世界里。这种功能性角色实质上就是工具性的角色。但是，作为工具性角色存在，不管是对于个人还是族群来说，每个人就都只是相对性的存在，而不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人类对自己的生活世界有绝对者与绝对性的发现，在逻辑上包含着对自身绝对性的发现。因为这个绝对者的发现者不仅不可避免地要去追寻绝对者与世界万物的关系，而且也不可避免地要去追问自己与这个绝对者的关系；但是，这种追问与绝对者的关系，也就是追问与绝对本原（绝对源头）的关系，而寻求与绝对本原的关系，实际上既是确立自己与绝对者之间紧密的共在关系，同时也是理解与获取自己身份的努力。换句说，我们是在确立与绝对者的共在关系中，理解并获取自己的绝对身份，从而获得存在的力量与绝对性。
发现人自身的绝对性，可以看作是发现世界的绝对者这一存在跳跃里隐含着的一个存在跃动。在历史上，这个被隐含着的跃动可能要经历很长时段才会展现出来。
这种存在的跳跃除了带来了人对自身的理解的变化，同时还带来了人的存在秩序的变化：人开始从各种自然神崇拜、图滕崇拜以及各种神话中逐渐解放出来，在人与绝对者之间打开了一个开阔的天地。在这里，既给绝对者腾出了一个绝无仅有的位置，也给人自身留下了更广阔的自主空间。
这种存在的跳跃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也并不是可一次完成的事件。这种存在的跃动只是提供出一个示范，一个路径，以便可以不断引导着人们从单纯的功能世界里解放出来，重新审视生活世界，重获生活信念与生存力量，直至重建生活秩序。历史就在这种不断的重新开始中绵延成一个具有同一性的历史。
对绝对者的发现这种存在跳跃，实际上是由能觉悟到本原时间的伟大心灵实现的。那些未能打开超越性视野的民族或个人来说，在根本上意味着未能打开本原时间，未能经验到内在的本原时间，而只停留在非本原的时间里。
所谓非本原时间，也就是借助于外在事物（比如天体运动）来标明与识别的时间。我们这种存在者首先且通常就存在于非本原的时间之中，因为我们首先与通常也是要吃要喝的存在者，因而不得不与功能性事物、有限性事物或部分性事物打交道。所以，我们的存在首先且通常是以与功能性事物、部分性事物打交道的存在活动“到时”，也即根据与我们的生存活动相关的事物或事件来排定我们的时间：现在是出猎之机，因为野兽现身了；现在是采集之时，因为野果成熟了；昨夜秋风起，今日云天高…。这种时间之为非本原的时间，就在于，我们就是在这种时间的到时中，发现与遇见有限物或部分物，而不是绝对的本原；同时，我们自己也只是作为各种角色出现，而不是作为完整的本相自身存在。也就是说，在这种时间里，既没有真正的本原，也没有本真的自身。
与非本原时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可以相互分割不同，本原时间是一种把过去、现在与未来作为不可分割的可能性整体包含在自身之中的整体时间。在这种本原时间里，过去、现在与未来都是作为可能性而存在，或者说，它把过去、现在与未来作为可能性包含在自身之中。这种本原时间不仅是我们这种特殊存在者的存在方式，而且直接就是我们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我们正是作为这种本原时间到时，或者说，我们作为这种作为包含着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一切可能性于自身之中的本原时间存在，才发现或觉悟到这个世界有“绝对者”在，有一个包含一切可能性事物于自身之中的“整体者”在，而竟然不仅仅有众多的有限物，不仅仅有诸多变换不定的功能物与部分物。
简单说，我们只有在作为“整体”的时间中，才撞见了作为绝对的“整体者”，尽管我们可能对此撞见的前提一无所觉。因为绝对的整体者必定是包含着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一切可能性于自身之中，因此我们只有打开整体的本原时间而置身于这种包含着过去、现在与未来于自身的可能性整体之中，我们才能跳出各种有限的部分性事物而遇见作为绝对的整体者。
在这里，打开本原时间，就是打开一个把过去、现在与未来作为可能性包含在自己身之中的超越性视野。这种视野之所以为一种超越性视野，就在于它是一种整体性的视野。打开这种整体性视野，一方面意味着我们存在于可能性之中而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因而人是可塑造、可教化、可救赎的；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我们有了一种整体性的眼光，开始了努力从整体的角度理解、追问自己与世界的存在，并因而进入了与“整体”共在的存在。因此，打开本原时间，既是对非本原时间的突破，也是对有限物、功能物与部分物的突破。从此，人类才开始从一个“整体”来理解、审视与引导自己的生活。
世界史就开始于这种由非本原时间进入本原时间的突破。因为只是这种突破，才意味着开始把人类带进自觉地从“绝对整体”来理解、审视、看待自己的生活，也即从作为“可能性”被包含在“绝对整体”中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来理解、看待自己的存在。从此，人类的不同才是基于一个“整体”的不同，基于一个“大同”的不同，因而是一种“普遍的”不同，“普遍的”差异，而不再是基于眼下偶然事物（环境、天气、习性等等）的“偶然的”不同。人类因此进入了普遍性的历程而进入了“世界”的历史。
如果没有对这种作为整体的绝对者的深切觉悟，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我们”。因为没有对绝对者的深切觉悟，也就不可能通过与那个既超越一切利益，也超越一切苦难与幸福的绝对者共在，来获得真正的团结与伟大的力量。
什么样的团结才是真正的团结？能够经受住直逼人性边缘的苦难重压的团结。什么样的力量是伟大的力量？能够穿越使一切希望变得黯淡的时艰与变局的力量。没有这种基于与绝对者共在的团结与力量，都不过是些乌合之众，最终都将失去“我们”的身份而消失在真正的“我们”之中。因为任何一种没有以与绝对者共在为基础的团结都是临时的，哪怕有血缘之亲，也都随时面临解体与离散而经受不起苦难的重压，经受不起幸福的侵蚀。
就绝对的一即是绝对的源头而言，真正的“我们”实乃绝对本原的守护者与承担者，因此，“我们”展开的历史才是有所守护、有所担当而有道统的历史。借此道统，“我们”的历史不仅保持着自我同一性，而且具有了世界史意义。这样的“我们”在哲学上才被称为“本原民族”，也才可以被称为本原民族，“我们”的文化才成为本原文化（人们可能很容易把这里的“本原文化”与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文明”这一概念联想起来，但是，我们之所以不用这个概念，乃是因为这个概念更多的只是说明一种文明突破的结果，而并未说明这种突破何以能够使人类发现自己与“整个宇宙”相关，因为它未能发现这种突破与人的本原时间性存在的关联。实际上，雅斯贝尔斯的这个概念更象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与历史学概念，而不是一个哲学的概念。）
选自《论华夏文化的本原性及其普遍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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