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篇提到过，造成明朝官场糜烂，政治腐败的原因之一是皇权对官员系统的肆意破坏，对大臣的不信任导致的整个系统的互相不信任。但这不是要害，根本原因是明朝的德治。
在明朝以前，儒教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软约束力量来对社会产生作用。而到了明代，儒教被越来越僵化地运用到社会当中。而实际上，这种理论并不实用，操作上太难，这就造成了标准与实际的脱轨。简单的说，人们都是说一套，做一套，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海瑞这样的狠角色。没有人相信说的这一套，更别提按这个道德标准去行动。
明朝自嘉隆以来，上至公卿，下至平民，各个阶层都沉浸于人性的放纵之中。在民间，妓院到处都是，狎妓之风无所不在，色情文学成为民间文学的主流，比如鼎鼎大名的《金瓶梅》就是那时的产物。在社会上层，宪宗成化年间，内阁首辅万安因进献房中术而得到宠信，朝中执掌风宪谏诤的大臣也争献媚药。嘉靖年间，道士邵元节、陶仲文都因为长生之术见用，官到礼部尚书。这是多大的官？算上皇帝排在前十。一个国家支柱由一个下九流的人来担当，骇人听闻。
明朝对官员的考核以德为主，道德成了硬标准，硬指标，而道德也成为了社会运转的基础，德行能直接换取官阶和禄位。这造成了一个可怕的结果：官员只懂做官，成天将道德挂在嘴上，而没有实际处理地方上繁复政务的能力。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正是明朝的士大夫阶层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背景下，郑和下西洋运用的航海技术是奇技淫巧，而郑和的船队宣扬大明王朝天朝至上的威风可以，促进贸易，带来经济收入就是与道德不匹配，因此郑和下西洋这一被无数后来人尊崇的行动在当时也只不过是建立了朝贡体系，引得四方各国前来朝拜，并以微小货物换得了大明无数的物资。
到明朝中后期，海禁之严，让沿海一带的人闻风失色。严厉的海禁，正是大明王朝保守，不思进取，坐井观天的表现。
到明朝中晚期，人口越来越多，土地兼并达到了空前规模，并且土地能养活的人口也达到了极限，不得不进行改革了。历史上著名的一条鞭法被万历的老师张居正推广到全国。而即使张居正这样的学贯古今的大儒才，他倡导的改革，也不过是将已有的蛋糕从地主阶层转移了部分到国库，这样的改革引起了士大夫阶层的极力反弹，从而导致了最终的失败，土地兼并更加激烈和残酷，张居正也以凄惨收场。
在明朝，官员只会做官，具体的事务由胥、吏来完成，而后两者又不是官，只是附属于体制，所以不能指望他们有多高的道德水准，而且他们也没有道德包袱。儒生好歹还要顾忌一下为官的名声，个人的政治考核，而他们全然没有。
朱元璋给官员定的薪俸标准并不比前朝少多少，一个县令7石米，养活一家人是完全够用的。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到了永乐年间，虽然纸面上的俸禄没变，但官员们的实际所得却大大减少了，原因很简单：大明朝已经拿不出那么多粮食了（主要原因是朱棣将都城从鱼米之乡，赋税重地的南京迁到了北京，粮食靠大运河的漕运从南向北运输，沿途所耗巨甚，加上北京城人口的增长，粮食根本供应不上）。所以，只好通过“折色”（把粮食折算成同等价格的宝钞）这种手段，来发放俸禄。而这种方法只是自欺欺人而已。因为大明宝钞在民间根本行不通，没人认， 官员拿着这些宝钞也用不了。所以在明朝，如果有官员哭穷，那可能是真的穷，因为能捞油水的衙门就那么远。
皇帝知道这种情况不？知道。遍布朝野的特务组织为皇帝充当了耳目。但在明朝以道德为纲，作为官员就应该清心寡欲，就应该清正廉洁，至于挨饿，那是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磨炼。而事实上，贪污是官僚们的日常工作，金钱实际上已经取代了道德，成为了一切的价值标准，社会正义被统治阶级踢到一边，整个社会都是暴富和赤贫鲜明的对比。
这样的皇帝、官员体系，能主导经济改革，改善财政？能救日薄西山的明帝国于危难之间？
救不了，到了后期，朝堂没有把控全局的能力，昏招频出，几个关键的政策都走了败招，以至于让满清哒子可以集中力量窥视中原。
在那个时代，西方已处于近代文明的前夜，欧洲人将要开始他们野心勃勃同时又非常血腥和野蛮的扩张。而整个大明王朝都在开历史的倒车，使中华民族更深地沉溺在在封建王朝的漩涡里。而大明对民族性格的塑造上造成的民族劣根性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它直接导致了中国这头沉睡的雄狮进入了更加深度的睡眠，并且在之后的满清，民国越来越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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