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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书院第9本《社会性动物》

熊猫书院第9本《社会性动物》

作者: 彩云之南 | 来源:发表于2017-04-26 15:42 被阅读20次

    一、宣传的方式:

    4.观点呈现的顺序

    如果你是两位市议员的竞选者之一,现在需要两位发表一场演讲,之后观众进行投票。此时主持人问你,你想先讲还是后讲?一方面,听众对最后听到的内容的记忆更新鲜,后一个讲就有 “近因效应”的优势;另一方面,最先听到的内容对后面听到的有抑制和干扰作用,第一个讲能占据“首因效应”优势。两个效应正好是相反的概念,先讲和后讲各有利弊,那么这是否说明演讲的顺序无所谓呢?

    这得看两个关键变量:两个人演讲之间的时间间隔,和两个演讲全部结束到听众投票之间的时间间隔。如果两个演讲之间的间隔非常短,首因效应的抑制作用非常强,先讲比后讲有优势;如果听众必须在听完两个演讲后立刻投票,则近因效应非常明显,后讲更有优势。

    5.差异的大小

    在观点的宣传者和接受者之间存在多大的差异时,说服的效果最好呢?

    作者及其学生,根据前人大量的研究设计了一个实验,请女大学生阅读几节现代朦胧诗,并根据它们的好坏进行排序。接着再让她们读一篇诗歌评论,评论里面提到了被她们之前列为最差的那首诗。一部分被试拿到的评论热烈赞扬了那首诗,评论宣传的观点与被试真实的观点差异很大;另一部分被试拿到的评论只是稍微称赞了那首诗,此时观点的差异是中等的;还有一部分被试看到的评论是对那首诗不屑一顾,此时观点的差异最小。最后,让实验的一半被试相信诗歌评论的作者是著名诗人艾略特,另一半被试相信评论的作者是一个大学生。实验者要求被试再次对那首诗进行评价,结果发现,如果宣传者是非常可信的诗人艾略特,他的观点与接受者观点之间差异最大时,对接受者的改变最大。而如果宣传者是可信度不高的大学生,他的观点与接受者存在中等差异时对被试的影响最大,他的观点与接受者的观点差异极大时,被试会质疑他的可信性,从而拒绝被说服。

    二、接受者的特征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相同的观点对不同的接受者影响不同,这一节我们将详述这一点。

    1.自尊

    自我感觉不好的人比那些相信自己的人更容易被宣传说服。他们对自己的信心不高,当自己的想法被挑战时,倾向于放弃自己的立场而接受他人的观点。

    2.接受者的前期经验

    贾尼斯及其同事们发现,那些事先食用了美味食物的人比没有食用的人,在阅读一份宣传材料后受到的影响更大。宣传前一刻接受者愉快的心情会使他们更易被说服。而如果事先警告接受者有人将说服他们,说服就更不易起作用。弗里德曼和西尔斯向被试展示一场演讲,一种条件下,他们事先告诉青少年们他们将听到题为“为何不许青少年驾车”的演讲,似乎在说“注意,我要开始说服你了”,然后再让他们观看演讲;另一种条件下被试直接观看演讲。结果表明,得到警告的被试,更不容易被说服。因为人们往往有保护自己的自由感的需要,当感到这种自由受到威胁时,就会产生对抗心理,拒绝被影响。

    三、为决策设计框架

    假设你参加了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一项实验,得知一个国家正面临着一场瘟疫,预计将有600人丧生。现在有两套对抗疾病的方案需要你选择:选择方案A,其中200人会活下来;选择方案B,有三分之一的可能600人都活下来,有三分之二的可能没有一个人会活下来。你会选择哪一套方案?实验中72%的被试选择了方案A。

    好了,现在实验者要求你看另外一种决策描述:选择方案A,其中400人会死去;选择方案B,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没有人死去,有三分之二的可能600人会死去。此时你同意哪一种方案呢?实验中78%的被试选择了方案B。可是实际上,方案A和B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措辞方式。实验者认为,人们不喜欢损失,第一种决策框架下,方案B看起来像一种巨大的损失;第二种决策框架下,方案A看上去必然受损。因此决策框架的设计是十分必要的。

    四、定型化认识与预期

    分类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唤起我们对特定类型的预期,我们未来的互动也会建立在这种预期上面。在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实施的一项经典实验中,他们对某小学的学生进行了智力测验,然后随机挑选出20%的学生,并告诉他们的老师,测验显示这些学生能成大器,今后一年智力会有很大提高。一年后他们再次检测,果然发现这部分学生比其他学生更聪明。为什么呢?当老师们相信这些学生富有潜力时,他们会更多地关注他们、给予更多的成长机会,这些关注和机会给予了学生进步的氛围。这一现象称为“自证预言”。

    五、决策与失调

    正如怀特所说:“当行动与观念不一致时,决策者倾向于按照行动来调整观念。”所谓立场决定观点。

    案例二: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它试图说明,如果你想说服一个人去做某件事,可以先让他(她)接触一点点,慢慢他(她)就会参与得越来越多。

    弗里德曼与弗雷泽想劝说一些居民在自家庭院前竖起一块写着“谨慎驾驶”的牌子,由于这块招牌又大又难看,只有17%的人同意了。但对另一些居民,实验者会先请他们签署一份赞同安全驾驶的请愿书,由于这很容易,大家都同意了。几周后,另一位实验者带着那块难看的招牌来了,此时超过55%的居民同意在家门口竖起它。这种通过要求人们帮个小忙来促使他们提供更大帮助的过程,叫做“登门槛技术”。

    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关于不道德行为的,它也许可以解释一个好人是如何堕落的。

    案例三:假定你在参加一场重要的考试,但由于焦虑,你的大脑一片空白。这时候你抬头看了一眼,发现可以看见前排女生的答卷,而她正好是班里最聪明的学生。你的良心告诉你,作弊是可耻的;但是如果不作弊,这场考试肯定是砸了——两种观念开始冲突。假设,最后你决定作弊。你该如何减少“我认为自己是个好人”与“我作弊”之间的失调呢?你可能会缓和对作弊的态度:“有时候作弊也不算错,只要没有伤害到别人。我本来是会做的,当时焦虑想不起答案,看一看别人的答案也没什么。”再假定你当时决定不作弊,并因此考砸了。每当你想到自己本可以作弊而得到好成绩时,会不会更坚信“作弊简直是十恶不赦,作弊者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米尔斯对六年级学生就做了这样一项实验,并发现选择作弊的学生,对作弊的态度更加宽容了,而放弃作弊的学生,对作弊行为更加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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