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末开始，倭寇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到隆庆开关，基本上不再有倭寇之患。在200年间，围绕着海禁与倭患，明朝和日本之间产生了将近200多年的冲突。说到底，倭寇的矛盾主要是贸易的矛盾，因为贸易而起，最后也因为贸易而灭。抗倭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抹色彩，也给后世留下了无尽的沉思！
日本国的内乱以及明初限制与日的贸易导致了倭患的出现
元末明初，日本的历史，出现了南北朝时期，和中国当年的南北朝类似，诸侯为了争权夺利而战，唯一不同的就这个国家的皇帝没有换。
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足利尊氏反叛并打败了当时的朝廷军，废黜了后醍醐天皇，另立新君光明天皇。
后醍醐天皇南逃，在吉野建立了“南朝”，与在京都的“北朝”对立。
日本的南北朝，与中国的南北朝相比，没有中国那么多分裂割据的政权。但南北混乱，也着实让日本混乱了半个多世纪，
因为相互征战，南北双方的资源消耗极大。于是，大量的封建主开始琢磨中国，这时，勾结海盗，组织一些武士、商人和浪人在中国沿海地区烧杀抢掠，形成了元末明初的倭患。
朱元璋建立明朝，但是倭患还在，最初是想通过和平的手段去解决，于是派使者到日本，可惜多次沟通都毫无结果。
这个结果可以想象，在当时一片混战的情况下，国家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统一约束力，散落在各地的小武装力量自然不会听中央政府的，何况还是两个互相指责对方不是正统的政府。因为战乱又需要大量的财物，用什么办法获得财富？最快的办法就是做海盗，抢劫了，其次是贸易，最后才是自己生产。
而明初，由于早先和张士诚多年的战争，朱元璋的痛恨张士诚之余，也痛恨支持张士诚的商人，再加上朱元璋的农本位思想，使得朱元璋对于贸易十分不感兴趣。几乎就是采用了禁绝的形式来阻止贸易。
日本那边想自己生产太慢，和明朝做生意又行不通，那就只能抢了。
而明朝呢，和日本好好的谈不要抢劫，日本不听，那就只能禁海了。
于是双方的矛盾开始越积越深，日本方面，你明朝越是禁海，我越是要来贸易，要去抢。而明朝呢，你越是抢，我越是得禁海。
曾经进兵收复海南的大将廖永忠因此向朱元璋上言建议彻底消灭倭寇，加强海防。 于是，朱元璋对日本国下了通牒：
“日本国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命信国公汤和经略沿海，设备防倭。”
同时，为了防备沿海奸民与倭寇勾结，朱元璋下令“片板不得下海” ，禁止老百姓私自出海。
可是朱元璋的这个通牒有用吗？对于混乱的日本，根本起不到作用。起作用的仅仅是国内。 国内沿海的人没法贸易了，但是却被倭寇盯上了！
郑和下西洋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日本的北朝战胜南朝，实现了统一。而南朝无数的将军与诸侯被打败，他们散落到日本周边的各个海岛，盘踞其中，形成了规模更大，但分散的海盗群体，不时侵扰中国沿海，抢掠沿海居民，使得从辽东、山东到广东的漫长海岸线上的居民深受其害。
明朝修筑了十多座防御工事来抵挡倭寇，但是在冷兵器时代，收效甚微。
此时，日本足利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一方面想要肃清南朝的残余。另一方面也想与明朝发展贸易。于是，主动示好明朝，两国恢复了关系。开始共同打击海盗倭寇，在双方的打击下，倭寇渐渐变少。
到了明成祖时期，明成祖是通过反叛而夺的权，在攻打南京时，建文帝下落不明。遍寻国内找不到，朱棣把目光盯向了南洋。
于是，永乐皇帝命令郑和组织了一支航海队伍，浩浩荡荡七下西洋，向印度洋沿岸各国宣示大明帝国的威严，使之不敢藏匿建文帝。另一方面，郑和也有打击沿海海盗的意图。郑和下西洋，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中国航海史上的创举，然而郑和的七下西洋却并未给当时明朝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反而让这种厚往薄来的贡赐体系增加了明朝的经济负担。
最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时，无数的日本小诸侯，都来向明朝进贡，然后以小物换取明朝大量的赏赐。
于是，明朝改变策略，和日本建立了勘合贸易关系。
勘合是什么意思，就是明朝给予足利幕府发放贸易凭证。日本方面拿着凭证来中国进贡，进行贸易 ，以期减少没必要的进贡与额外的赏赐。
明朝发展与日本的关系，其实主要为了消除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而足利幕府也为了肃清南朝残余积极剿捕倭寇 。
但是，后来，足利义满死后，其子足利义持对于向明朝称臣一事，大为不满，因为改变对明政策，于1411年，中断了勘合贸易，同时日本不再剿捕倭寇，足利义满时期稍有收敛的倭寇劫掠又在中国沿海一带蔓延开来。
最严禁海令
虽然中断了勘合贸易，也就是断了官方的贸易，但是民间的贸易并没有中断。那些倭寇也不是全以抢掠为生，更多的还是以做贸易为生。就这个维持着半稳定的状态，又过了很多年。
可是到了成化年间（1465～1487年），日本的足利幕府衰弱，一些没有权利与明朝进行贸易的守护大名开始进行海盗活动，破坏了中日双方的正常贸易。
到了嘉靖时期，中日官方贸易完全中断，倭寇又开始在中国沿海地区猖獗起来。这个时候，还有大量的中国商人也混迹于海盗队伍。有一些是商人，直接雇佣日本浪人，进行抢劫或贸易，也有一些是中国人，被倭寇抓了去，然后也成了海盗。
他们与一些不顾朝廷“海禁”命令的中国海盗以及官僚狼狈为奸，大肆侵扰闽、浙沿海地区。
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藩侯的两个朝贡使团在宁波为入贡资格问题爆发了“争贡之役”，使很多无辜的中国军民被杀或被掳，“浙中大震倭自是有轻中国心矣”
此后，明朝统治者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并对日本“闭绝贡路”，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是以，朝廷接受建议，封锁了沿海各港口，销毁出海船只，断绝了海上交通。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朱绔受明朝任命，封锁了福建海面，击杀了近百名通倭者，侵犯了当地官僚、富豪的利益。这些官僚、富豪指使一些在朝的官僚弹劾朱绔擅杀，导致朱绔被迫自杀。自此以后，倭寇更加猖獗。终成明政府的大患。
戚继光抗倭
倭寇在明中期渐渐成了明朝的沿海大患，这时的明政府，却想起了汉朝与匈奴的战争。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就这样，本来贸易可以解决的问题，成了战争也难以解决的问题。
不过，幸运的是，这时候，明朝正好也出现了一个名将，那就是戚继光，戚继光的出现，开始了明朝抗倭的终极决战。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调到浙江任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抵御江浙倭寇的侵略。
戚继光到任之后，发现当地官兵恶习泛滥，根本没有作战能力，但是人民却英勇抗战，于是出榜招兵，招募到了以义乌农民和矿工为主的三四千名新军，并更新了战舰、火器等军事装备，然后对新军将士进行了严格的军事训练，还教将士们排练鸳鸯阵，以期能够杀贼保民。
戚继光注意到江南地区多沼泽，道路又弯曲，兵力不易展开，再加上倭寇善于埋伏且使用的是倭刀等短武器，就自创了著名的鸳鸯阵，大大地提高了战斗力。自己招募的新军不仅训练有素、骁勇善战，而且纪律严明，所以得到了百姓的大力支持，甚至连少数民族都愿意为之誓死效命。
嘉靖四十年（1561年），戚继光在宁海，歼灭了一股有一万多人的倭寇。接着，戚继光又立刻赶往台州救急。歼灭了台州的一股倭寇。
此后不久，又有一股倭寇企图突袭台州。被戚继光埋伏的军队击杀
戚继光在浙江抗倭期间，九战九捷，清除了浙东一带的倭寇。当戚家军凯旋时，台州人民组成了一条二十多里长的长龙，欢庆抗倭英雄胜利归来。
第二年，浙江温州、广东南澳一带的倭寇来到福建，与盘踞在福建境内的倭寇互为声援，使得福建频频告急。戚继光又率部来到福建，捣毁了倭寇在福建横屿（今宁德东北）的巢穴。倭寇一路北逃，逃到了江苏兴化。戚继光乘胜追击，斩杀了无数的倭寇，受到了兴化人民的热烈欢迎。此后，戚继光又班师回到福建，歼灭了在福清登陆的二百名倭寇，消灭了此前长期盘踞在福建境内的倭寇，然后才率部返回浙江。
戚继光返回浙江之后不久，倭寇又到福建沿海地区，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倭寇又大肆侵扰，攻陷了兴化府，把兴化城变成一座空城才离开。
明朝派俞大猷任福建总兵，还调来广东总兵刘显，此二人与戚继光一起抗击闽倭。最后在福建莆田一带与倭寇展开决战，斩杀了二万多名倭寇。
戚继光在浙、闽、粤沿海诸地抗击倭寇长达十余年，总共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争共八十多场，剿灭了几股大型的倭寇团伙，倭寇再也难以成规模的进行劫掠。不过，这时，有另一件事的出现，反而真正的断绝了倭寇的历史。那就是隆庆开关。
隆庆开关大明王朝走向复兴打了一针立竿见影的“强心针”
在平定倭乱的过程中，明朝的一些官员认识到“海禁”既不能限制私人海上贸易，也不能防止倭寇，反而会迫使沿海居民冒险与倭寇勾结，给国家带来很大的危害。嘉靖末年，有远见的官僚纷纷建议朝廷解除“海禁”命令，发展海上贸易。
明穆宗继位后，就在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书曰“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私贩指走私商，公贩指合法商人）。这个建议得到了皇帝的认可，朝廷终于也认识到“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开始调整严禁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政策，从严禁转向渐渐放开。。
同年，隆庆皇帝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
民间百姓的海外贸易终于有了合法的途径。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明朝出现一个比较全面的开放局面。
隆庆开放使民间私人海外贸易摆脱了走私非法境地，开始有条件地公开进行和较为正常地发展，并迅速发挥了积极作用。史载隆庆初，仅月港一地，“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成效明显。
其实，收效最明显的是倭寇的消失，在多年的与明朝的斗争中，大的倭寇被消灭，小的虽然还存在，但相对于保险的贸易来说，他们更愿意做贸易。就这样，没几年，贸易的通行，就把倭寇之患解除了。并且，给大明王朝走向复兴打了一针立竿见影的“强心针”。
据学界研究，当时明朝的产品诸如丝织品、瓷器、茶叶、铁器等，广受世界各国欢迎，而许多国家缺乏名优商品能满足明朝的国内需求，只好以白银支付所购明朝商品，引致白银大量流入明朝。据估计，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至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72年间，自葡萄牙、西班牙、日本等国输入明朝的银元，至少在1亿元以上，有力地促进了明朝国内商品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生改善和社会进步，也为明朝中国商人积极参与当时已经建立起来的东亚及太平洋贸易圈，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遇和舞台。
尤其令人感到欣喜的是，在隆庆开关的影响下，全国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工商业充满活力，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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