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宋老头的回忆录。作者安徽来安县人，一九五三年参加工作、九七年退休。
四清运动，简称四清，是1963年，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中国农村逐步推开的一场政治运动，意图“反修防修”，防止演变。四清运动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后来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农村的四清运动与城市里的三反五反运动合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维基百科》
64年10月 ， 全国性的 《社会主义教育》 即 “四清" 运动 ， 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我县抽调二、三百人去全椒县大墅、新兴两个公社搞 “四清"。
一个秋雨朦胧的日子，“四清"工作队冒雨出发，开到半途没有沙石路了，车子在泥泞的土路上寸步难行，只好就地住宿一夜。第二天一早，雨还沥沥下着，大家挑着行李、冒着雨、踏着泥泞，往新兴公社新兴大队赶，走了两个多小时到达目的地，外面衣服淋湿了、里面衣服汗透了。
还算好，我和一位从肥东县交流来的同志留在大队部，他叫郑得、原藉是来安人，他是组长，我是办事员、负责收集上报材料。我们俩和分在大队所在地两个小队的六位同志在一起烧饭、生活，工作很轻松，但纪律很严格，一同来的县委副书记陆祥、宣传部长刁乃勤也分在我们一个大队的生产队里“蹲点"，一蹲就是一年时间。
到了一九六五年秋天，我被转调到定远县郭集公社，这次人员减少了，一个公社四、五十人，由来安县委副书记严庆琏、县委办公室主任孙国初带队。全公社七个大队，每个大队有一个科局级干部当组长 ，我被留在队党委办公室 ，兼任社直工作队党支部书记 。不久 ，孙国初同志调走了 ，我的担子更重了，真可算 “里里外外一把手" 。 实际上 ，所谓 “四清" 并没有费多大力气 、搞出什么名堂 ，对公社干部只是组织学习文件 ，各人作点自我批评 ，相互之间提点意见、建议 ，我所经手的人事案件就是信用社主任叶× ×，因为财务帐不大清楚被停职检查。
一年很快过去，六六年秋后，工作队要向凤阳县转移，我被作为七人留守组组长留下来。为做好过冬准备，提前放几天假，让留守组同志回家，把过冬的棉衣棉被、粮票、钞票全部准备好，工作队大队人马回县休整，准备转战凤阳。这时城市里的“文化大革命"闹起来了，合肥到定远的公路上，串连的学生一队一队的来往不断，郭集本地的学生，在受过批判的少数教师的鼓动下，也蠢蠢欲动，开始找我们麻烦了。
临近六七年元旦，一个冬雨连绵的上午，张桥区工作队留守组打来电话，说有中央文件，要我们马上派人去取。我委派留守组钱× ×（县公安局干警）去取，钱同志冒着雨雪，来回四、五十里，傍晚才回到住地，我们在家六人围上去想看“中央文件"，谁知一个纸屑也没有，只带来了一句话：“赶快撤离"（电话上不敢说，怕被人知道，会阻止我们），实际上公路沿线的工作队都已经跑了。这一下我们紧张起来了，怎么办？七嘴八言，乱成一团。这时，我的头脑比较冷静，怕走错“棋"酿成大错，我认定，背着公社党委、偷着走是不行的，只有把党委几个同志找到一起，把上面的精神向他们说明，请他们给予谅解和支持。
当晚，我把公社党委几位同志请到办公室，讲明情况，共同商议。党委多数同志表态，同意我们今晚就走，只有党委一把手 ，迟迟不表明态度 。原因我很理解：他早先是受定远县委派，带领一些知识青年参加我们 “四清" 工作队， 参与全公社“四清" 全过程，后期调整公社班子，把他留下来担任新一届党委书记的。很明显，我们走了以后，运动中受过批判和处理的人，肯定会找他的麻烦，所以他很为难。在这十分尴尬的时候，料想不到一位受过我们多次批评的委员、武装部长熊× ×同志，突然大声的说：你们赶快走，明天外面知道了，你们就走不了啦，到时候我们想送点水给你们喝都难了。终于，一把手表态了：“你们走吧！可是我们不能送了"，他还嘱咐同我们关系好的李副主任，把炊事员叫起来，弄点饭给我们吃，“我们再见了"！那一刻，我们百感交集，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
整理好行李，吃过夜饭，己是十二点多了，带着必要的文件印章，我们冒着雨雪上路。天空漂雪、脚踏薄冰，肩上担着六、七十斤重的行李，一行七人直往肥东县八斗镇奔去（定远县城有人专抓工作队，所以必须绕道肥东、合肥），全程约有四十华里，其中有十里土路，三十里沙石路。天蒙胧亮时，我们到了八斗镇，好不容易叫开一个小旅社的大门（因为当时社会秩序很乱，老板不敢开门），己是凌晨五点多了，当时身上的衣服是外面结冰、里面汗透，放下行李，赶快打开衣箱，就着棉被换掉里面汗湿的衣服，天己大亮，外面有人喊：“合肥最后一班客车来了，赶快上车"！我们慌慌忙忙把行李粗略捆绑好，爬上了汽车，心里算是落实了。
大约九、十点钟到了合肥，车站广场地面上都是冰，同行杨永凯同志刚下车就重重地摔了一跤，起不来了，两人把他架起，找到车站对面一家旅社，安排我们住的房间在三楼，可是两条腿抬不起来，只能横着身子，半步半步往上移动。稍事休息一会，下楼吃饭，然后到浴池去洗澡，在街心走的时候，大家为我化了装，戴上有耳捂的大帽子和口罩，防止遇到追来的郭集人。
第二天到火车站去买车票回滁州，可是雪下大了，火车停开。偶然遇到了比我们更狼狈的一班留守工作队，他们身上无多钱、又没有合法证件，只好睡在候车室的水泥地上，我当场借给他们十几元钱，又为他们开了身份证明，使他们也能住进小旅社。
住在旅社里，我打开带在身边的半导体收音机，听到了“上海一月风暴"，工总司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六七年元月四日，雪住了 、天晴了 ，我们终于回到了来安 。第二天，县委副书记、 我们的队党委书记颜庆琏，把我约到县委大院后门外的荒坡上 ，我详细地汇报了留守组工作和最后逃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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