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这个名字我们并不陌生，他是著名的思想家鲁迅的弟弟。他写的文章大多短小干涩，有些是书的长本，一时读不出太多意思，我们这次要说的就是《周作人传》。
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思想都离不开“胡二周”，指的是鲁迅和周作人，提到周作人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他是汉奸，这的确是他一生的污点，但他也勇敢地与旧的封建传统作斗争，发挥了积极作用。
周作人的道路以悲喜剧的方式展现了中华民族觉醒过程中的一切复杂和步履蹒跚，他的人生轨迹对在历史反省中不断前进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深刻的提醒。
周作人也承认自己是一个过渡人物。向中国介绍更多有价值的西方文明，绝对是他要传递的火炬之一。
周作人的另一个特点是他平和质朴的审美追求。看完他的文章，我们会觉得有些干瘪，这和他的审美追求有关。周作人认为，写文章不应该是表演性的，不应该是“装腔作势”。在今天的语境下，我们可以把周作人的审美追求理解为:不追求流量，不迎合读者，不太情绪化。这是他想传递的第二个火炬。
周作人的人生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前半生、汉奸问题、晚年。第一部分我们开始了解他的作品和思想。第二部分是关于周作人作为汉奸，别人怎么利用他，别人怎么看他，这是一个巨大的生存问题。第三部分是周作人的晚年生活。
第一部分，前半生
1885年1月，周作人出生在浙江绍兴。作为家中的老二，周作人也跟着哥哥鲁迅。他先是在家乡的私塾读书，参加科举考试，受到新的学习潮流的影响，他去南京读江南水师学堂。经过几年的学习，他所用的专业教材都是英语，为他打下了英语基础。毕业后，周作人以正式学生的身份去了日本。
1906年，周作人到日本后，先是上日语课，学习海军技术，但最后还是以外语为主要功课。他学习希腊语，阅读古希腊作品，还学习了一段时间俄语和梵语。周作人在文学上跟随哥哥，翻译外国小说集，把外国小说翻译成文言。
1911年，周作人回国任教。教了几年英语后，他跟着他哥哥去了北京。
1917年，周作人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他与陈独秀、胡适等人是同事，也参与了《新青年》的写作。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第一部作品是翻译版，用白话文翻译了古希腊的一首牧歌。接着，他翻译了许多白话小说，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他翻译外国小说的特点是关心弱者。
翻译完手稿，周作人还会评论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妇女儿童的悲惨命运。比如他翻译了契诃夫的一部小说，其中周作人针对女主人公的命运写了下面的话:“希望未来的女性不再是这样，变得有朝气、有主见、有见识、有个性、以自我为中心。和男人一样，可以做人类的事业，为自己和社会促进幸福。”
周作人非常重视妇女权益。他在《新青年》上翻译了一篇日本女作家的文章《贞操论》。简单来说，这篇文章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解除不合理的婚姻才是道德的。道德最初是为了帮助我们的生活而制定的。如果道德对生活有害，就应该废除。只有抛弃旧道德和旧观念，我们才能获得新生。
周作人作为文学教授，既讲欧洲文学，又讲日本文学。1918年4月，周作人在一次讲话中说，中国新小说毫无成就。我们必须摆脱历史传统，真诚地模仿他人，自然可以从模仿中蜕化出原创文学。他在译介外国作品时，也是想摆脱历史观念，吸收西方有价值的思想和文化，创造新文化。
上一代的翻译家，如严复、林纾等，把西文翻译成了我们的文言文。然而，周作人和鲁迅提出了一种新的翻译观，即他们宁愿采用西方的句型，而不愿采用中文。
在今天的语境下，我们阅读这两个译本并不存在障碍，但在新文化运动中，那些不像中文的译本带来了与中国传统不同的东西，从思维方式到语法到词汇，完全不同。周作人说他在翻译上更倾向于“中国不像中国，西方不像西方”，就是想用西方的语言来弥补中国语言的一些不足。
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中说，我们反对古文，因为它晦涩难懂，因为它里面的思想是荒谬的。“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荒诞观念和晦涩的古文几乎融为一体，不可分割。我们看古文，总有一种荒诞的想法。”
周作人的话听起来比鲁迅更激进。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说，字里行间有两个字“吃人”。周作人撰写了《人间文学》的文学理论，系统阐述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他为了让青年读者看到世界上的人类，陶冶人类的道德，实现人类的人生，翻译和介绍了大量的外国作品。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说，西游记的祭神书是迷信鬼神的书，《聊斋志异》是妖魔鬼怪的书，《水浒传》、《猫王》是强盗的书，《三笑的婚姻》是才子佳人的书。这些书在思想上不怎么样。在这篇文章中，他批评的对象是中国的旧小说和旧戏剧。他欣赏的文学是古希腊戏剧，英国诗人布莱克，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周作人穿长袍，主张西化。然而，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太激进了。
在北京生活的时候，周作人原本和鲁迅及其母亲住在一起，一大家子其乐融融。但是在1923年7月，两兄弟失去了和平。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绝交信，鲁迅搬到别处去住了。兄弟之间疏远的原因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谜，没有人能说得清。
兄弟俩分手后，鲁迅生了一场大病，几年来，他为此耿耿于怀。周作人的反应平静多了，依旧写文章，上课，参加各种会议。他在报纸上开辟专栏，写“北京的茶食”“家乡的野菜”，谈人生，叙往事，念读书，写文章追求平淡自然的境地，建立了自己的散文美学。
之后十几年，周作人在北京生活，主要是教书、写文章、翻译。如果你这样过着平静的书生生活，那也不错。但是，在历史转型期，历史情境给个人带来的变化远比其思想内部的变化剧烈。
第二部分，汉奸问题
1937年7月，日军占领北平。8月，北京学术界、文化界纷纷南下，北大、清华也开始南迁。但南队里从来没见过周作人。在巨大的变化和混乱中，周作人选择留在北京的家中，闭门学习。
关心周作人的人，因为听不到他的消息，很担心。郭沫若在文章中说，中国有国际声誉的有文化的人不多，周作人是其中之一。如果周作人能飞去南方，我这样的人会代替他，死几百个也没关系。郭沫若的文章比较浮夸，但也能看出文化名人的作用。
鲁迅在世的时候，各派对鲁迅都有期待，都希望他能站队。鲁迅一死，周作人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周作人说要做一个普通人，放弃对时代、历史、社会的责任，但他娶了日本媳妇宇太新，早年留学日本。他是一名“日本专家”。现在日本人占领了北京，日军驻扎在北大的校舍里，周作人很难靠躲在房间里看书来交代过去。
到1937年11月，留在北京的周作人等4名北大教授被北大认定为“刘萍教授”。所谓承认，就是每月发50元津贴，委托四位教授保管北大财产。
周作人确实在学习。他收集了20多种、400多卷清代笔记，边读边摘抄。这有点像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中的梅庄四友。他们不喜欢江湖纷争，隐居杭州，保持着自己的消极自由。但是在北京，日本人继续逮捕和折磨学生和老师。周作人也怀疑消极自由的日子能否维持。
看看周作人鼓吹西化和人道主义的文章，这些东西恐怕只在一些文人圈子或者大城市的青年学生中有影响力。但是当战争开始时，就有一个大问题。当一个人为日本人工作时，所有人都知道他是汉奸。
1938年2月9日，周作人出席大阪每日新闻社主办的“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出席者包括日本陆军特务机关代表，新民会副会长等。周作人在会上发言，称自己长期从事日本文学研究，致力于研究日本。他说的话没什么出格的，但是他参加这个会议公布的照片中清晰地出现了身穿长袍马褂的周作人和身着军装的日本特务头子。
中国文化界一片哗然，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通电全国，谴责周作人“牺牲前朝之名，公然呼应敌人，背叛人格”。周作人为什么不抗日？从他的日记和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一直认为中国不可能战胜日本，只能和谈。他继续过着北京的生活，写读书笔记，写短文回忆小时候吃的甜食，和孩子一起打牌。
周作人辞去了伪满洲国大学的聘书，没有在伪女子师范大学任教，没有加入日本校友会，没有加入东亚文化协会，也从未被任命为所谓的北京大学校长和文学院院长。他在燕京大学找到了一份工作，那是一所教会学校，远离傀儡政府。诚信问题和吃饭问题总是联系在一起的。鲁迅说，做隐士，先要有吃饭的办法。如果你没有食物，你将无法躲藏。
周作人和鲁迅兄弟的隔阂是个谜。1939年元旦，周作人被枪杀也是一个谜。那天上午九点，周作人和前来看望他的学生在客厅聊天。仆人说外面有人求见。是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先生。周作人不认识这个人，但大年初一有客人，就迎了进去。那个李先生进来问:“你是周先生吗？”然后就枪毙击周作人。周作人左肚子中弹，但子弹被他毛衣的扣子挡住。在逃跑的路上，凶手在门口与仆人和司机扭打起来。最后凶手逃跑了，一个黄包车夫被打死了。这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新闻。
谁会暗杀一个学者？周作人指认凶手是日军，日本宪兵指认凶手是国民党特务，还有一种说法是青年学生认为周作人太迟钝，不如杀了你保全名声。
1939年7月，周作人的家开始装修，修了院门，翻新了厕所，贴了内房，设宴招待客人。他的生活变得富裕起来，家仆也越来越多。
1940年12月，周作人出任伪政府教育总局督学。
1941年元旦，他正式收到汪精卫亲笔签名的委任书。年轻时就通过科举考试的周作人，终于在55岁时当上了大官。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作人保护了美国人主办的燕京大学，但更多的时候，他要参加各种教育会议、讲习班、培训班，讲学，讲“与人为善、与人为邻”，“端正人们的思想，完成人们的心理建设”。这和他早期倡导教育独立自由，反对把政治教条强加于教育对象，不是一回事。
1941年4月，周作人赴日本出席东亚文化协会会议，担任伪东亚文化协会会长。他拜会了日本天皇，并会见了日本高级官员。
1942年5月，作为汪精卫随员赴东北参加“伪满洲国”庆典。溥仪被朝廷开除的时候，周作人写过一篇文章，说做个普通人挺好的，希望溥仪上点课，考上高中，然后出国留学。没想到，溥仪又成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周作人也写过一篇文章，说如果年轻人不抛弃他们的旧观念，许多事情会卷土重来，没想到我在历史上的角色这么尴尬。
1941年11月至1942年11月这一年间，周作人先后到徐州、涿县、保定等地视察治安强化运动。每到一处，他都号召日本军警和特务机关检查企业和学校。
1942年12月，华北成立“新民青年团中央监察部”。周作人讲课检讨团支部，戴日本军帽，穿制服。周作人五十寿辰诗里有句名言:上辈子出家，今日在家，不换袍服。没想到，他把袍子换成了军装。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其主要目的是爱国救国，另一个是个人自由。这本书认为周作人两者都偏离了。从民族大义来说，周作人的汉奸罪名不可开脱。就个人价值而言，他成了官僚，成了伪政府的一员，与文人“一盏绿灯，一杯茶”的生活相去甚远。
第三部分，晚年的周作人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先是在北京的枪局胡同被关押了半年。1946年5月26日被移送南京受审。周作人被捕受审前后，如何评价他成为当时文艺界的热门话题。郑振铎撰文表示“遗憾”。茅盾说周作人一直是个人主义者，不相信人民的力量，他并不为自己是叛徒而感到羞耻。
周作人因“通敌阴谋，危害祖国”被判10年徒刑，关在老虎桥监狱，在那里读书写作。到1949年1月，蒋介石下台，李宗仁上台，有期徒刑犯人可以保释。周作人被保释，住在上海。1949年8月，他回到北京投宿别处，10月18日回到住处。他在这里被捕已经三年零十个半月了。
从1949年11月开始，周作人为上海《艺报》撰写短文，前后发表900多篇。1952年，《艺报》停刊。《鲁迅研究》是新中国重要的文艺著作，周作人介绍鲁迅生平和写作背景的文字也可以发表。
1956年7月，周作人的学生俞平伯来访，传达人文社领导的意见，问他愿不愿意去旅游。今年是鲁迅逝世20周年。周作人外出旅行前后，在全国各种报纸上发表了19篇文章，都是回忆鲁迅。在官方报道他参加了鲁迅的纪念活动后，周作人重新回到公众视野。
1956年11月至1959年，周作人在《人民日报》、《新民晚报》、《工人日报》、《文汇报》等报纸上发表了数十篇杂文。
但1960年《文艺报》发表文章说，周作人的“人间文学”主要提倡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文学，与无产阶级无关，周作人早期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没什么可取之处，后期的作品极其反动。于是，周作人又被冷落了。
1956年纪念鲁迅活动时，香港报人曹聚仁到北方拜访周作人。回港后，他向周作人要了一篇稿子，写了《唐智的回忆》，这是周作人对自己一生的回顾。
1962年3月，周作人的妻子因病住院。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被送进医院的人还没有回来，不禁感到孤独。他们50多年的感情并没有被邪恶的诽谤所摧毁。”邪恶的诽谤是辱骂。
1962年4月，周作人的妻子去世。周作人给朋友写信说，虽然觉得有点孤独，但老和尚式的生活很适合他。他开始翻译古希腊作品，到1965年，翻译完成，共47万字。
1966年4月，周作人的《平甲故事》译本完成，定稿。今年5月，他的尿液中发现了血液，6月，他被诊断出患有前列腺癌。
次年，1967年5月6日，周作人逝世。这就是周作人的一生。
总结一下：
第一，周作人生于1885年，卒于1967年。早年留学日本，1917年受聘北京大学教授，参加新文化运动。他提出用白话文直译西方作品，说中国新小说要从模仿开始。他说，除了文学革命，更重要的是思想革命。但是他也意识到改变人们的观念是非常困难的。
其次，周作人曾经反思过知识分子的价值，但他自己的政治选择是尴尬的。他在伪政府中身居要职，既没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没有该有的气节。钱理群先生说，这是周作人用自己的人生故事留下的一个反思问题。
第三，周作人于1949年出狱，后在上海生活，后回到北京。1956年，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周作人重返公众视野，写了许多纪念鲁迅的文章。鲁迅死于1936年，周作人于1939年元旦遇刺。这本书的作者钱理群先生说，如果那一枪真的打死了他，人们对周作人的评价可能会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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