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杨柏翰大学，本意是学习音乐，以便将来有一天，能指挥教堂唱诗班，但那个学期大三的秋季学期，我没有选任何音乐课程，我无法解释为何我放弃了高等音乐理论，转而选择地理和比较政治学。为何放弃了视唱，转而选则犹太历史。但当我在目录中看到这些课程，大声读出它们的名称时，我感受到一种永恒，我想尝尝那种永恒的味道。
我听了四个月的地理、历史和政治讲座，了解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和三八线，学习了世界各地的议会政治和选举制度，知道了犹太人流散以及《锡安长老会纪要》的奇怪历史。学期结束时，我感到世界的广大，很难想象，再回到山上，回到厨房，甚至回到厨房隔壁房间的钢琴旁是什么样子。
这引起了我的一种危机意识，我对音乐的热爱和对学习音乐的渴望，与我对女人的理解可以兼容并蓄，我对历史，政治和国际事务的热爱并非如此。然而，它们在召唤我。
期末考试前的几天，我和朋友乔西在一间空教室坐了一个小时，他在检查就读法学院的申请，我在考虑下学期选什么课程。
“假如你是女人，”我问，“你还会学法律吗？”
乔西头也没抬，说道，“如果我是女人，我不会想学法律的。”
“但从我认识你以来，你口口声声只谈论法学院，”我说，“学法律是你的梦想，难道不是吗？”
“没错。”他承认道。“但假如我是女人，情况就不一样了，女人天生不同，她们没有这个野心，她们的野心在孩子身上。”他朝我笑了笑，好像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似的，我的确知道。我笑了，有几秒钟我们达成了一致。
接着我又问，“但假如你是女人，你的感觉和现在一模一样呢？”
乔西出神地盯着墙壁看了一会儿，认真思考这个问题，过了片刻，他说，“那我就知道是我自己出了问题。”
自从学期开始，我第一次去上国际事务课起，我就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身为女人，我却对女性化的东西不感兴趣。
我知道一定有人知道答案，所以决定去咨询一位教授，我选择去问犹太历史课教授克里博士，因为他人很安静，说话柔声细语。克里博士个子不高，有一双黑眼睛，表情严肃，即使在大热天，他讲课时也穿着厚厚的羊毛外套。我轻轻地敲了敲他办公室的门，好像暗自希望他不要回应似的，但我很快就默默的坐到了他的对面。我不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克里博士也没有问。他只提出了一些一般的问题：我的成绩怎么样？在修什么课程？他问我为什么选犹太历史课，我不假思索的脱口而出，说几个学期前我才听说了大屠杀，我想知道更多。
“你什么时候听说大屠杀的？”他问。
“来杨柏翰大学后。”
“你们学校没教过这个吗？”
“他们可能会教吧，”我说。“只不过我没上学。”
“那你去哪儿了？”
我尽可能地解释说，我的父母不相信公共教育，让我们呆在家里。我说完时，他双手十指交叉，好像在思考一道难题，“我觉得你该自我拓展一下，看看会发生什么。”
“怎样拓展自我？”
他突然身体前倾，仿佛刚刚有了一个主意，“你听说过剑桥吗？”“我没有听说过，”“那是一所英国大学，”他说，“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我在那里为学生组织了一个留学项目，竞争激烈，要求也非常高，你可能不会被录取，但如果被录取，这个项目会让你对自己的能力有所了解。”
走回公寓的路上，我思考着该如何理解这次谈话，我本想得到道德上的建议，能让我作为妻子与母亲的使命与个人兴趣并行不悖。但他对此不加理睬，他似乎在说：“先找出你的能力所在，然后再决定你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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