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本书是10年出版的,读客的译文版推到了16年10月才出,而我有幸受到封面巨大的斜放黄香蕉以及这古怪的书名吸引,从借书架上将它抽出,已经是17年2月底了。
故事通过菲丽宾娜这个出生在贝鲁特(黎巴嫩首都)的菲利宾混血女孩,串起了贝鲁特的两次灾难性大事件:1982年9月的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以及2006年7月以空袭为主的以黎冲突。不过实际上,故事对战争的惨烈描述极少,主要是由难民营中的哈姆扎医生(菲丽宾娜父亲),在小说末尾空袭骤然发动时盖特维医院旁这座阿什拉菲赫最陡峭山坡上的公寓中有着绝望迟钝反应的住户们,以及从故事之外的牛津向巴黎再向贝鲁特一步步走进故事中最后在空袭时与他们相遇的伊斯坦布尔女孩丹妮丝这三个主体来反应的。而这三类人,他们在小说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处在“和平”的环境下,而在中东,和平就像一个谎言,一场幻梦,即使在其假象之上,贫穷、落后、与世隔绝、宗教纷争、对炮火的高度警觉和恐慌,那些他们心中的玻璃碎片永远不停摩擦,冒出挣扎中烂渣的尖锐响声。
这样的话,是听不到香蕉的低语的。按文中所述,八月的香蕉在生长时,会发出“哧哧”的声音,前提是,必须在极度静谧的环境中才能听到。炮弹轰鸣,人心烦忧,各种喧闹中有些人没有条件听到,有些人没心思去听,还有些人,在想听的天真等待中失去了生命。甜美水果是沉重苦难的反向治愈隐喻,在文中,香蕉的低语代表了哈姆扎医生那个无法兑现的承诺,反衬着战争的无常给人带来的血淋淋的命运,也象征着在战乱中坚守家园、互相依靠的平民的爱和诉求,他们在拼命触碰一种现实,由低语香蕉代表的那碎片化的、却真实存在的美好一面。
在写作技法上看,这是一部略显散漫的小说,尽管她使用了嵌套结构—丹妮丝在巴黎遇到的真爱齐亚德构思着贝鲁特的那些故事,并打算起名为“香蕉的低语”。故事情节平缓推进,叙事有点杂乱,全篇充斥着大量的对话和内心活动,典型的注重内在旅程的人物推动型故事。而作者对人物的展示极其鲜活,她用笔触划拉出了痛苦中漂着的生活美丽的浮沫。

在第二部分中,哈姆扎医生给女儿的信穿插其中,里面时不时道出了对战争和贫穷的深刻理解。而那个最初在牛津过着虚伪压抑求学生活的丹妮丝的“越狱寻爱”之旅,也揭示了她血液中的中东情感,就像文中齐亚德说的:“雅呢是我们这些不发达国家孩子的口头禅,因为我们相信没有人能理解我们说的话,雅呢是,哈比提也是,它们像小小的桥梁,能将不同国家的人们连接起来。甚至当他们说的是不同的语言的时候,雅呢就像救生圈,容许他们划向彼此。”(在阿拉伯语中,雅呢意为“我的意思是”、“你知道的”,哈比提意为“我亲爱的小姐”。)
这个故事里还有很多细碎的元素,女性菲佣在中东的低矮狭隘的生活,男同性恋的羞耻感,由博物馆里名画对女性感观的理解,青年对战争、党派(比如长枪党、真主党)的好奇与狂热,古怪的老妇人对于穷人的施舍和厌恶等…这些就像牛排套餐边上的土豆泥和沙拉,让整道菜看起来更加完整了,尽管食客起先只是想吃牛排而已。
作者伊切·泰玛尔库兰是土耳其人,这个故事根据她的战地记者经历编写,那时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区后的第二天就去了以黎边境,以及在一年后得知了香蕉在生长时会发出声音的事。关上书,贝鲁特仍感觉遥远,战争却真实又贴近,中东的种种让人觉得难以释怀。上天对资源的分配不公,无论对于地区还是个人,它给中东满溢的石油和贫乏的水,它让菲丽宾娜刚生下来就孤苦无依,无论她父母亲做了多少好事,救了多少人。听不到的香蕉的低语,结不了痂的黎巴嫩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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