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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定位要明确
记者:据统计，全国开办教育技术学专业的高等学校共有140多所，其中拥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有38所，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有5所，而近两年开办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学校就增加了80所，您如何评价这种现象？
黄荣怀:目前我们也没有特别准确的数据，因为本科专业的设置权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教育行政部门。数据是动态的，很难统计出精确的数据。目前，博士点至少有6家，估计在过去的近五年中，共有100多所学校新开办了这个专业。教育技术学科发展速度已接近或达到计算机学科发展速度，是目前高校中发展最快的专业之一。
对这种现象我想应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信息时代的到来给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当教育信息化渗透到社会转型时期的各个领域时,教育技术学所培养的多样化人才类型，在一定程度上要满足教育信息化的现实需要，与此同时这门学科也成为备受关注的学科之一。教育技术学作为“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和制高点”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并且与素质教育、教育信息化、教育创新、创新人才培养、终身学习体系的建立等重大问题紧密相关，因而教育技术学专业才会成为我国近年来发展最快的专业之一。如果没有需求，不会有那么多学校去开设这一专业。
这门学科的发展同时也存在非常严峻的问题。首先，一些新开办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学校，其 任课老师多数来自于该学校原来的网络中心、电教中心或其他服务性部门，数量不足，缺乏教育学与心理学背景，对教育技术学专业的理解良莠不齐，因此，师资力量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其次，一些学校对于这一专业到底应该如何开设，并不是很清楚，定位不明确导致了课程体系的设计存在问题，同时实验条件与实践环节又跟不上，这样必然会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质量。第三，人才需求的规模到底有多大？目前很难估计清楚，需要进行非常深入的研究。对于毕业生就业问题，绝大部分学校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记者:“教育技术学到底该研究什么”这一争论曾旷日持久，目前教育技术界是否已达成共识？您的看法是什么？
黄荣怀:尽管教育技术学属于新兴学科，但它的快速发展和大面积的推广应用已有二三十年历史了。早在解放前就有这一专业，只不过叫“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学到底该研究什么？其实还是有基本共识的，通俗地讲就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问题，或利用“技术”来优化教育教学过程。至于“技术”是侧重媒体、计算机，还是侧重基本理论层面上的内容，根据侧重点不同，有不同的学术观点，有不同的流派，这是正常的，任何学科都有类似的现象。比如，来自理工科或技术背景的学者，会更多地关注先进技术或手段对教学的支持；来自教育学、心理学背景的学者，更多地关注理论；来自实践或学科教学第一线的学者，则更多地关注什么样的技术适合这种教学，怎么用更合适。出发点不同，涉及的范围当然就不同。
虽然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诠释教育技术学科的本质，但其核心问题都将落脚在如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改善教育教学过程两方面。
我认为目前这一领域最主要的问题是，应该更多地做一些“实际”的研究工作，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而不是讨论“你该研究什么？”、“他该如何做？”，却从不关心“我该做什么？”。事实上，真正做实际工作的人反而不太关注这些问题，因为实在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去研究和解决。
记者:随着教育技术学招生规模的扩大，许多学生产生困惑，不知他们的出路何在。有人说教育技术学专业的毕业生是“什么都知道，但什么都不懂”，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黄荣怀:关于学生出路问题，教育技术学专业毕业生所面对的困惑，几乎所有其他专业也会碰到。随着社会需求标准的转型，几乎所有大学生都面临着新的就业挑战，应该承认这一现实。如果抛开这一因素不谈，教育技术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并不会比其它大多数专业的情况差，至少，对开办这一专业已经十几年以上的大学是这样的。如果拿某个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与其它专业相比，可以排到前几名。从这点看，至少不会是因为学教育技术学专业而找不到工作。因此，对教育技术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趋势，不能总抱以悲观的态度，而应在社会系统中看待它。而且，教育部已启动专业规范的研究，就是要探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如何培养具备较强社会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人才。
对于“教育技术学专业毕业生什么都知道，但什么都不懂”这种现象，确实在某些学校存在。追溯到起点，还是培养目标没有搞清楚。培养目标不清楚，课程体系自然有问题。即使培养目标清楚，课程体系框架符合培养目标的需要，课程质量还是个问题。多少年来，本科生的课程一直在做“加法”，课程体系越来越庞杂；课程之间衔接存在缺陷，不是大量重复，就是接不上，实践环节也跟不上。因而出现“什么都知道，但什么都不懂”就并不奇怪了。
对于学生们的迷茫与困惑，需要广大教师们多加引导。我建议广大学生们不要把太多的精力放在对教育技术学科的反思上，他们还有很多基本概念没有学懂，缺少从事研究工作的经历，也缺乏从事教学的体验，因而也缺少对这个学科进行反思的基础。如果确有兴趣，可以多看看原著，至少把一本书或一篇论文看完整了，深入进行研究，切忌望文生义和断章取义。本科生要学会做事，多实践，哪怕是学会把一篇文章排好版，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前一段时间，在网上流行的“大学毕业生买打印纸”这一类的故事，在广大同学们中间绝不是少数。我希望同学们多反思自己的行为，反思自己的学习方法，而不是“反思”别人。
记者:培养目标的定位应该由谁来完成，培养目标的定位有什么依据吗？具体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黄荣怀:教育目标定位其实主要由各个学校自己来确定。但为了更好地促进本专业适应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按照教育部的统一部署，高等学校教育技术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指委）实施了“教育技术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和“教育技术学专业规范”的制定工作，希望能从宏观上有效地引导不同学校的办学方向，拓展就业途径，优化专业生态结构。作为“教指委”的核心工作内容，这两项研究工作从2001年开始筹划，经过近4年的研究，目前已经基本完成。
为了适应教育技术学本科专业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专业规范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坚持分类发展的原则，就是要鼓励各类学校根据自身特点适当调整教学内容，给高等院校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促使各类学校逐步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设计的引导性目标与以往不同，可随着不同的学校有所差别。各学校可以根据地域需求、学校特色、师资条件等进行选择。
“教指委”目前共提出了五个建议性方向，也可以称为五种类型的培养目标。各学校可以根据自身的办学条件、师资水平、学缘结构、学生来源等具体特点自由选择，可以选一个，也可以选两个、三个或更多。第一个方向是“教育技术”，主要有两种考虑:一种是针对那些有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学校，可以为学生进一步深造做好准备；另外，有的学校觉得自身没有太多特色也可以选择这一方向。第二个方向是“远程教育”，培养从事远程教育事业的专门人才。这一方向的学生要了解远程教育基本理论是什么，基本技术是什么，要懂得如何进行项目管理等。第三个方向是偏重计算机的，叫做“教育软件工程”，也可叫“知识工程”，培养与教育领域相关的软件开发或知识管理专门人才。这一方向适应于计算机学科背景较强的学校，如果一些计算机专业的基础课、数理课都开设不了，那就存在问题了。第四个方向是“教育媒体技术”，偏重于教育领域中的电视“摄、录、编”或数字电视技术专业人才的培养。第五个方向是“信息技术教育”，主要培养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的教师及企业中进行信息技术培训的教师和管理人员。另外，像“人力资源与绩效技术”也可以作为教育技术学专业的一个方向，它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与人才市场需求。
系统思考与高效学习能力是特色
记者:你们是否对已经毕业的学生做过调研，他们目前的工作适应状况是否与当初设计的目标一致？
黄荣怀:以前没有专门去做过这种调研，我们现在正在做与此相关的工作。我觉得部分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岗位与培养目标有差异，甚至远离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或改行都是正常的。而且我们强调的是厚基础、宽口径，强调的是学生在社会不同岗位的适应能力。比如，我们北师大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学生，1991年前后毕业到北京电视台工作的10来个人，现在他们都是那里的骨干。北师大教育技术专业的毕业生中，有从事计算机开发的、作企业管理的、作商业的、在电视台搞编导的、到出版社作编辑的，做研究的就更多了。这些学生绝大部分都是非常优秀的，在各自的岗位上表现出色，而且后劲很足，适应能力很强。
从目前我们调研的初步数据来看，教育技术学专业毕业生的总体质量是非常好的，他们的工作适应情况与设计的目标基本是一致的。但也应该注意到，教育技术学的本科专业具有较强的中国特色，即使在国际上如此大范围的本科专业办学规模也是极其罕见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领导，尤其是校长还没有准备好如何来使用教育技术学专业的毕业生，更没有充分发挥出他们的优势，这样就导致一些毕业生处于学校的边缘地位，这同时也会给新毕业生的就业带来压力。
记者:好多人印象中多数教育技术专业的毕业生都成了电教老师？
黄荣怀:“电教老师”是一种通俗的说法，确实中小学校对此有很大的需求。目前，这种角色在中小学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涉及到信息技术课专任教师、信息技术支持与维护、对其他教师的教育技术培训等多种岗位。教育技术学专业的毕业生当“电教老师”是理所当然的。而这种情况在北师大的毕业生中也有一批，但比例要小一些。
北师大毕业生的从业范围比较广，也能把所学的专业知识用到自己的岗位上。比如有些人到银行或其他企业从事人力资源与培训方面的工作，工作的核心就是教学设计，比如要定期做什么样的培训？开什么样的班？员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这恰是这些学生学习教育技术学专业后所能够承担的，他们做项目管理都是很有经验的。
另外，像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教育技术学专业，他们毕业生的英语能达到专业八级，他们既懂教育技术，又有较高的英语水平，那么这些学生的出路很多，针对目前的全球化趋势，他们的就业选择余地很大。在整个教育技术领域内，类似这样有特色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教育技术这门交叉学科的应用范围和实践领域会被更多的人认识到。
记者:听您这一说，我感到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学生好像什么都可以做？
黄荣怀:教育技术是一门具有多学科背景的综合性学科，貌似不同学科知识的叠加，其实质是要整合相关学科知识，系统规划和设计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案，开发相关产品。从总体上说，这个专业涉及的面比较广，但每个人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不是什么都可以做。各学校要根据自身特点从不同侧面设计不同方向，比如“教育软件工程”的毕业生，要让他们与计算机专业毕业生的计算机能力同样强是不可能的，但如果培养好了，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特长。
要让学生达到预期的培养目标，必须遵循本专业的学科规律。比如教育技术学专业的核心课程《教学系统设计》，它会教你在什么样的起始条件下达到怎样的教育目标，可以用在教育系统内，也可以用在教育系统外。但有的学校《教学系统设计》不开、数学物理类基础课大量减少、计算机科学的基础课也不开，只是做一些小的多媒体程序和网页设计等，这与职高毕业生有何区别呢？
记者:您能具体描述一下教育技术学的毕业生与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在实际工作中，他们体现的价值有什么不同吗？
黄荣怀:如果他们同是教育行业内的软件开发人员，那么计算机专业毕业生的计算机知识更扎实些，工程化的思想可能会更好一些。教育技术人员因有教育学与心理学的背景知识，多一些人文方面的熏陶，他的设计思想可能与教育业务结合得更紧密些。而从目前看，现在涉及到的开发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了，而要更多地关注如何与行业发展联系起来。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学生可能与教育行业结合更紧密一些，这就是这个专业的特色。
以我个人为例，在本科和硕士阶段是学数学的，毕业后自学了一些计算机方面的知识，作了十多年的程序开发，从事过很多类型的大型软件系统开发。后来转过来学习教育技术，读了大量的教育学与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和文章，我觉得自己的思维方式已经与以前完全不同，原来考虑问题非常具体，逻辑性很强，完全是工程化的思路，现在考虑问题逻辑性依然较强，但看问题不会过于偏激，更多地从系统的角度思考问题。我想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学生就应该具有这样的特点。
借鉴经验扎根本土
记者:如果要达到这样的培养目标，对教育技术学的学科建设上有何要求？
黄荣怀:针对这五个不同的方向，首先要保证基本的师资队伍配备，最起码要有相应学科背景的教师队伍。这其实是一种“隐性”条件，更多的要从教学本身来考虑。第二，是基本实验条件要具备，要特别关注实践性教学问题。第三，要强调大学教师的科学研究。教学与科研密切联系，通常科研做得好的，教学也不会太差。这里的研究，包括本学科领域的科学研究，也包括对教学本身的研究。比如，教《教学系统设计》课的老师应该研究自己所教的课，不能只告诉学生“如何搞教学设计”，而自己不做教学设计。第四，教育技术学专业要特别关注学习方法和学习能力的训练。教育技术与学习理论息息相关，二者从不同角度关注有效学习的问题。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学生学了《学与教的理论》课，而该课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探讨学习方法问题，有这么好的“先天”条件，为什么不利用？只有我们自己体验了有效学习的方法，才可能设计出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案。我曾告诉学生，我们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学生可能有许多地方不如别人，但有一条优点就是“我们比谁都学得快”。另外，专业建设涉及面非常广，包括办学思想是什么，要加强学生的学风建设等诸多方面。
记者:在教育技术学的学科建设上我们哪些是借鉴国际经验的，哪些又是具有本土特色的？
黄荣怀:从学术发展整体来说，借鉴西方的知识经验这是个普遍现象，无论数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确实都是这样。这不是教育技术学科特有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类学科等更普遍。
典型的是关于定义问题，如教育技术的概念界定，大多数采用AECT的94定义，这就是从美国“引进”的。美国是“创新性”体现得最突出的国家，有许多地方确实值得我们学习，但总的来说，我们的涉及面应该再广泛些，不应过于集中在学习美国的经验。比如欧洲的许多方法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如英国、德国、法国，他们的“社会体系”比较完善，他们的学术理论、学术规则相对完整一些，学术发展是比较平稳的。在英国，对于中小学教师没有专门的教育技术标准，它把“技术”标准全部放在中小学教师“教学技能”的标准中，这就很值得我们借鉴；德国的职业教育非常好，非常强调实践教学，学生可通过实际训练，也可通过网上模拟，一个课程的模拟和实际训练会“混合”得非常好，即采用所谓的“混合学习”（Blended Learning），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如果我们的视野再宽广一些，了解的情况再深入一些，分析问题就不会太偏颇。
在借鉴的过程中，我们要考虑到本国的特点，如中国教学还是课堂上讲授的多，大班授课的多，因此在国内，课堂教学还是“主战场”，我们必须关注课堂教学怎样更有效。
我们本土的东西在哪里？实际上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但很多人没有给予关注，或者总觉得“身边的不如远处的”。近二三十年来，我国关于教育技术有几个大实验做得非常好。如1994年，由原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立项、全国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研究中心领导，由何克抗教授、李克东教授等牵头组织了“小学语文‘四结合’”教学模式改革试验课题。此后，全国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研究中心等研究单位逐渐引入“课程整合”概念。其在推进信息技术与其他学科教学整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个项目共用了6年时间，试验学校共600多所，分布在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验学段由幼儿园、小学到初中和高中（包括十多所中等师范学校），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能开展这样的实验其实是很不容易的。目前，我们在做中小学教育“跨越式”的研究、语觉论及其在语言教学中应用的研究、知识科学与工程方面的研究等，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在研究适合本土化的内容。当然，这些成果要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确实需要一个过程。
解决实际问题是根本
记者:教育技术的一个很重要的实践领域——现代远程教育目前在中国快速发展，这对教育技术学科的建设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黄荣怀:“远程教育”这种新型教育形态自身的特点以及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决定了它将对教育领域带来深远的影响，预示着其很好的发展前景，它是教育技术学科的重点研究对象之一。我们要承认现代远程教育在加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比如现代远程教育产生了多种传播模式，但是教师仍然缺乏“网络教育”的知识和经验；学习支持服务系统初具规模，但是调查显示学生的“学习能力”普遍偏低，学习行为改变比较困难；学习资源建设为开展现代远程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但是在校内外资源共享和适应学生学习需求方面仍然有待进一步改善；远程教育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但是还是不能很好地整合课堂教学优势和网络教学优势而实现互补。
面对现代远程教育的现状和不足，我们应该加强教育技术学科远程教育领域的人才培养，尤其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进一步研究远程学习者的学习特点和学习策略，为教学设计人员和辅助人员有针对性地采取教学策略提供依据；探究混合式学习模式和评价机制，丰富远程学习的活动形式，促进知识获得、加强社会交互、强化学习者自我监控的意识；加强基于学习者自主学习策略的学习资源设计与开发研究，使之更符合学习者的需要；关注人机交互过程中的话语分析，通过数据挖掘和知识积累的研究，增强计算机及网络系统对远程学习的支持，加强远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研究，提高社会对远程教育的认可度。
记者:您觉得目前教育技术学科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哪里？应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黄荣怀: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大家应给予关注的，尤其是本学科里的人必须关注的问题。作为一个应用型的交叉学科，它的特点决定了会面临很多挑战，受固有文化的影响，交叉学科的很多问题在许多评价中都会受到“不应有的待遇”。对于教育技术，从大教育学科的角度看我们似乎是边缘的；从“技术”学科讲，尽管是更广义的技术，其核心的内容还是计算机，但相对计算机来讲教育技术也是边缘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如何办？首先，我觉得我们的研究工作要争取进入他们的主流。不能说“一边取一点”就是交叉，一定是以某个为主逐步延伸出去。如果从事的研究工作需要教育学与心理学方面的背景强一点，其研究内容与方法就应该得到“教育”主流的认可；如果从事的是与计算机技术密切的开发工作，则开发的“东西”应该符合计算机学科的规律。这是应对挑战的一个基本思路，也是一个学者所应具备的基本态度。
其次，要加强与相邻学科的沟通与合作。沟通有利于相互理解与相互包容，合作有利于相互认同和共同发展。不要坐井观天，画地为牢，自我封闭，要加强与相邻学科从理论研究到实践环节等不同层面上的合作。
第三，教育技术学作为应用型学科，就要解决实际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一些实际问题进行“规范”研究。一个结论不是简单凭一种现象、个别案例、个人经验就归纳出来的，要用数据来说明问题。比如，一位教师应用信息技术时没有把课上好，你就全盘否定它，这样太简单；你必须要告诉别人，“不行”在什么地方，可否改进，应如何改进，要真正解决实际问题。针对这一情况，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缺少规范的研究方法，或缺少大家认可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不规范，该定量时不定量；该有一个完整过程的研究，只作了其中的一小步，就下结论和发表论文，那就容易出问题。追溯到上面提到的问题，为什么大家的理解不一样？主要还是对于研究问题的方法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研究方法实际是有研究范式的，至少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是共性的，但我们却往往没有掌握好基本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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