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又穷又馋的童年

从小为了贪嘴，我没少挨过打。我阿姐是小霸王，小管家，生产队里分了西瓜、杨梅糖（可以泡水喝，在夏天，解渴得很），阿姐把这些东西锁在楼下的西厢房，还在门上用粉笔写好：每天只许吃一个西瓜，泡一次杨梅糖水。她还管那把钥匙。

我实在太馋了，从窗口里爬进去偷吃了一个西瓜。这还了得，阿姐拿着竹竿把我的屁股都打青了；正好谢丽萍谢丽洁姐妹俩来家玩，我觉得太丢脸啦，大哭。妈妈她们干了一天农活回家，很累了，也没有好脾气了。我向妈诉苦，老娘看我一眼，说：“谁叫你贪吃，该打！”我只好灰溜溜走开了。

下雨天，生产队出不了工了，奶奶坐在门槛上眯缝着眼睛打盹。我开始算计几天前和爸爸到新开河北面米厂新碾的面粉，妈妈在酱缸里新做的酱。我锲而不舍磨着奶奶，恩娘恩娘，我们做点“酱缸爬”吃吃吧，晚上我和姐给你捉白虱。

那年头，村里不知怎的“流行起”白虱，那白虱还就爱咱穷人家，我们在学校被老师们按着头，用敌敌畏洗。奶奶是个出了名的胆小鬼，她不肯用敌敌畏，白虱自然爱她，也把她老人家痒得够呛。

奶奶终于开始在一个写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搪瓷脸盆里和起面粉来。妈总说，奶奶做针线笨手笨脚，可是做起吃的来，很有一手。奶奶做的面饼，松软香甜；“酱缸爬”，可以像嘉定西门街上卖出来的烧饼一样，两层饼不软不硬，中间空心，夹着新鲜的酱，啊，这等天下美味，现在再也吃不到了。恩娘，太好吃了，我要天公公天天落雨啊。妈在客堂间纳鞋底，笑着告诉女阿伯，小梅子个戆囡，不晓得恩娘每次总把最好的一块留给大的（姐姐），因为恩娘讲大的是当儿子来养的，以后要招女婿进门。

隔壁男阿伯女阿伯家养两个儿子，比我和阿姐大八、九岁，是我们最亲的大阿哥小阿哥。很多次大队里放露天电影，我们总是兴高采烈去，困昏搭四回。这时候，我的拿手好戏就是装睡，大阿哥小阿哥一定轮流背我。到家了，我又总是突然醒来，站在长凳上哈哈大笑，大阿哥憨憨地骂我：小鬼子，鬼得很。两个阿哥正在长身体，放学回来，看看大人不在家，成天挖空心思弄点吃吃。今天糯米饭团包红糖，明天摊张面饼，后天烧一锅面疙瘩咸菜汤。用小阿哥的话，这时候小鬼子的鼻子最长了。我常常不请自到，搬个小板凳坐在灶头前，眼热巴巴等着分一羹。吃完，两个阿哥千叮万嘱，不可以告诉男女阿伯，知道了要被他们打的。那时口粮紧，即使在乡下，也要算算吃吃。可是小鬼子前吃后忘记，看到女阿伯和恩娘，姆妈她们田里收工回来，兴高采烈，立马“告密”。有时候逢上男阿伯火气上来，阿哥中总有一个免不了受皮肉之苦，受得最多的，当然总是大阿哥。

很多年后，我坐在大阿哥的摩托车后面，为了一个无赖告我阿哥拖欠工程费的民事诉讼案件，去嘉定法院见法官和无赖。那一刻我才真正感到原来小时候在我眼里无所不能的阿哥已经老多了。胆小的阿哥看着当年眼巴巴等着吃面疙瘩的小鬼子和无赖唇枪舌剑，又和法官摆事实讲道理，本来有些微微发抖的阿哥，嘴角终于露出些许笑意。回家的路上，在轰轰响的摩托车声里，大阿哥大声讲，要不要我带你去吃点啥？美国吃不到的？我紧紧地靠着大阿哥的背，差点流下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