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驴觅诗

较之于今人之写作----多坐于桌前，面对电脑，伴随着键盘的敲击声，一个个汉字如群蚁排衙般依次而出，整齐而规范----古人的“骑驴觅诗”应当是最惬意、最浪漫、最见性情的文学创作方式了。

最早骑驴觅诗的古人是大诗人孟浩然。

“孟浩然尝于灞水，冒雪骑驴寻梅花，曰：‘吾诗思在风雪中驴子背上。’”

宋李颀《古今诗话》亦有一则类似记载，说的是晚唐诗人郑綮，“相国綮善诗……或曰：‘相国近为新诗否?’对曰：‘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此何以得之?’”于是，“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遂成千古名言。

唐、宋两代，骑驴觅诗是文人创作的一种自然状态，本无标榜性情之意。李商隐说，“诗鬼”李贺“恒从小奚奴，骑巨驴，背一古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由于所觅诗句太多，李母心疼道：“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

当然今天的为文者没有必要非骑上驴才能找到文学创作的灵感，但“触景生情”无疑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正途。

关于艺术起源的观点，在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诗言志”的观点占有统治的地位。但据《吕氏春秋》中关于“前呼邪许，后亦应之”的“举重劝力之歌”；《史记》中还记述了伏羲时代的“网罟之歌”。大概是基于这种情况，也就有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观点,蕴含着劳动生产诗歌的思想。但是不管是骑驴觅诗的古人，还是“爬格子”的今人，都非“饥”者和“劳”者。他们的创作更多是一种“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的心理体验活动，当还是“诗言志”的。

也许正是文学“诗言志”的这一特点，也势必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颜氏家训》里有这样的论述：自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之俦，有盛名而免过患者，时复闻之，但其损败居多耳。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⑩，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推究其中所蕴涵的道理，文章的本质，就是揭示兴味，抒发性情，容易使人恃才自夸，因而忽视操守，却勇于进取。现代的文人，这个毛病愈加深切，他们若是一个典故用得快意妥当，一句诗文写得清新奇巧，就神采飞扬直达九霄，心潮澎湃雄视千载，独自吟诵独自叹赏，不觉世上还有旁人。更加上言辞所造成的伤害，比矛、戟等武器犹为惨酷，讽刺带来的灾祸，比狂风闪电还要迅速，你们应该特别加以防备，以保大福。

看来古人很早就已经意识到文学的“个人主义”了。善文者往往有两种倾向，一是写得“妙笔生花”，一个便是文人多是自我为中心的，大多文人一写便是自己的伤感愤慨。尤其最坏是没有思想撑着，故而文章大多空洞。而纵观今日之文坛能称之为“思想力作”者，又有几何。大多不过也发如老杜之“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吟诗”，尽管写得大、写得顶天立地，可也只是自己的那点痛痒。

鲁迅之后，国之文坛再无巨匠，究其根本实乃无思想、不客观之故吧！

如此说来，那“骑驴觅诗”，觅来的也不过是一个个“自我”。而观今之网络文学连“觅”这个基本动作也没做全，只是闭门造车，牵强付会。把自己写的文章变成铅字，曾经是一代年轻人的梦想，时至今日，不用变铅，早已是“电光石火”，只需食指轻点，人人皆是作家。有时感叹，这个时代，演艺明星轻薄了“老师”，网络文学诋毁了“作家”。

还是颜之推讲的故事：说南北朝的并州，有一位士族，喜欢写一些可笑的诗赋，与诸公开玩笑。大家共同来嘲弄这位士族，假意赞美他的诗赋，这位士族信以为真，就杀牛筛酒，请客招延声誉。他的妻子是一位明白事理的人，哭着劝他不要这样做。这位士族叹息说：“我的才华不被妻子所认可，何况陌生人呢！”至死也没有觉悟。还真是，我们有时候的的确确是连自己都不了解。看来一个人达到“自知之明”，确实不容易啊。

国经大疫，堪称苦难，当此时，也免不了产生一些“应时之作”。但古语去：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还是得走出去，不管你是“骑驴”还是“骑马”，看到客观真实的世界，述说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