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恩当然没有捅死迭戈，也没有拿刀子威胁塔拉。”母亲让泰勒放心，但泰勒从未听说过此事，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没有跟他谈起过。这一点，让他并不放心。泰勒和母亲道别后不久就打电话给我，让我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并问我为什么不去找他。
我以为他会说我在撒谎，但他没有，我花了一年时间去否认的事实，他几乎立刻就接受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信任我，但接着他给我讲了他自己的故事，我才想起来：肖恩曾经也是他的哥哥。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泰勒开始用独有的非对抗性的微妙方式去试探父母。他暗示说，也许事情处理的不对，也许我并没有被魔鬼附身，也许我一点也不邪恶。
我本可以从泰勒的帮助中得到安慰，但是记忆中姐姐的做法太过刺痛，于是我不信任他，我知道，如果泰勒与我的父母当面对质，真正面对他们，他们会迫使他在我和他们之间做出选择，是选我还是选其他家人。从奥黛丽那，我吸取了教训，他不会选择我。
哈佛的奖学金项目，到春天便结束了，我飞到中东。德鲁，正在那里完成福布莱特奖学金项目。我费了好大劲设法瞒住德鲁，不让他知道我的情况有多糟糕，至少我以为自己瞒住了，但很可能没有，毕竟当我半夜从他的公寓里醒来，一边尖叫一边狂奔，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只是绝望地想逃时，是他跟在我后面追。
我们离开安曼，向南驶去，海豹突击队击毙本•拉登的那天，我们在约旦沙漠里一个贝都因人营地。德鲁会说阿拉伯语，消息传来时，他与我们的导游交谈了好几个小时。“他不是穆斯林，”我们坐在冰冷的沙地上，看着篝火渐渐熄灭。他们对德鲁说，“他不了解伊斯兰教，否则不会做出那些可怕的事。”
我看着德鲁跟贝都因人交谈，听着从他嘴里发出的奇怪而流畅的声音，为自己不可思议地置身其中而感到震惊。十年前，双子大楼倒塌时，我还从未听说过伊斯兰教，现在我却蹲在距离沙特阿拉伯边境不到20英里，被称作月亮谷的瓦迪拉姆沙漠里，喝着甜茶，吃着中东薄饼。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穿越的距离——物理上的和精神上的，几乎让我无法呼吸，让我思考起自己是否已改变的太多，我所有的学习，阅读，思考和旅行，是否将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再属于任何地方的人。我想起那个女孩，那个除了她的废料场和大山一无所知的女孩，她曾经盯着电视屏幕，看着两架飞机驶入奇怪的白色柱状物，她的教室是一片垃圾，她的课本是废铜烂铁，然而她却拥有我所没有的珍贵东西。尽管我现在拥有很多机会，或者也许正因为这些机会，我才失去了那个珍贵之物。
我回到英国继续学业，回剑桥的第一个星期，几乎每晚，我都梦游着跑到街上大喊大叫，然后醒来，头痛连日不绝，牙医说我磨牙，我的皮肤严重磨损，有两次，完全陌生的人在街上拦住我，问我是不是过敏了。“没有，”我说，“我一直就这样。”
一天晚上，我和一个朋友就一件小事吵了起来，不等我弄明白发生了什么，我已经将自己塞进墙角，环抱膝盖，试图阻止心脏从身体里跳出来。朋友冲过来帮我，我便高声尖叫。一小时后，我才让她碰到我，才让自己离开墙边，第二天早上，我意识到，这就是恐慌症发作。
之后不久，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我并不以那封信为荣，信中充满了愤怒，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在对父母大喊“我恨你们”，信中充斥着诸如暴徒和暴君之类的字眼，连篇累牍，完全是一系列的挫败感和谩骂。
我就是用这种方式告诉父母，我要与他们断绝关系。在谩骂和怒火之间，我说我需要一年时间为自己疗伤，之后也许我会回到他们疯狂的世界，试着去理解它。
母亲恳求我换别的方法，父亲什么也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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