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中国，有75%的医疗支出都用在临终人工的支持系统上。在美国，25%的医疗保险费用花在了5%的人生命的最后一年，且这部分治疗大多没有明显改善。
2. 巴金身患恶性间皮细胞瘤，最后六年都在医院度过，一开始切开气管，后来只能靠机器维持生命。巨大的痛苦让巴金多次提到安乐死，不止一次地说：“长寿是对我的折磨。”但是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希望他活着。最后的日子里，巴金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是为你们而活啊。”
3. 2011年，医生肯·默里（Ken Murray）发表了《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引起了社会极大震动——默里在文中讲述了一位名叫查理的医生发现自己患了胰腺癌，他面临两套治疗方案：一种是通过治疗，把胰腺癌患者维持5年的存活概率从5%提高到15%，但是生活品质会大受影响；另一种就是保守疗法，保证生活质量，但无法提高存活率。查理的选择是放弃治疗。他关掉诊所，不做化疗和手术，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和家人在一起上。数月后，查理在自己家里逝世，家人都陪伴左右。他选择了生命质量。
4. 尊严死。病人到后期往往意识昏迷——医院会把决策权交给家属——无论患者是否同意，医生最后都服从家属的决定。这时家属的决策权比本人还大，而家属中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放弃，就很少能有人顶住压力把治疗的机器撤掉。最后，死亡就变成了一场毫无尊严的博弈。
5. 生前遗嘱。一种成熟的处理方式是：提前设立生前预嘱（Living Will）。“五个愿望”是美国最通俗易懂、使用最广的生前预嘱文本。2008年罗点点根据中国情况重新改写，变成了“选择与尊严“网站的文本，可以参考。
6. 安宁疗护。安宁疗护是针对预期寿命小于六个月的疾病患者，采取团队模式，积极减轻患者身体不适，抚慰患者情绪，改善患者和家人生活质量的医护项目。北京最早提供安宁疗护的是北京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们的医疗小分队，甚至可以上门提供服务。现在，协和医院和海淀医院也都设置了安宁疗护病房。
7. 了解自己病情的权力。很多人选择不讲的原因是“害怕对方受不了打击，影响病情”。其实不然，其实病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是有感觉的，他们也会从你的沉默中有所察觉，而信息封闭的结果只会让Ta猜测地更坏。最糟糕的问题是——你剥夺了对方选择的权利，如果Ta知道自己的生命只有3个月，他会不会更加好地使用这三个月的时间？会不会换一种方式生活？因为没有告知的勇气，结果让Ta连最后享受生命的机会都错过了。一旦患者知晓了实情，其中的后悔、内疚、无奈和伤心，对患者实在是更大的打击。
8. 如果你或你的亲人遭遇了严重疾病，一定要让患者亲自立个生前预嘱，有条件的可选择安宁疗护，把知情权和选择权还给当事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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