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第1部分 抑郁的挑战

导言

很多书都是以一个前言开始的，但问题是很多人根本就不看前言，这是多么可惜啊。在前言里，作者一般会更随意一点。他们会告诉你自己是如何写这本书的——开会讨论、提出问题以及讨论这些问题如何克服。还会给出对投资机构和同事，以及对合作伙伴和孩子们的热烈致谢。接下来便是第一章，通常气氛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直至这本书的结尾部分。不同的气氛在于学术文献、错综复杂的理论、治疗的复杂性这些方面。在前言里，我们可以发表各种各样的个人言论，并且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但是一旦正文正式开始，就容不得半点随便，理应被证据资料紧紧约束着。

因为本书的每个作者都是这样撰写文章的，所以我们非常了解此类书籍能做些什么和不能做些什么。我们并不是要否定我们过去的努力，而是努力将本书向另一种风格转变。我们希望读者能够在本书中看到，我们是如何提出一种对大家来说都很新鲜的方法来治疗抑郁的。除此之外，我们致力于使得该方法能够解决有关抑郁的最大难题：抑郁症复发的可能性。本书将告诉读者，我们是如何认为这种抑郁疗法是值得应用的。当然，有部分原因是我们如何受到学术文献，以及我们自己的研究结果的影响；还有我们如何不断地努力寻求对复发性抑郁形成更好的理论认识；以及我们如何在内观认知疗法（MBCT）中整合这些认识的。我们也详细阐述了MBCT。所以，这里没有所谓的前言，只有一个故事。我们将从所有的故事（或者说是其中的一个）开始说起，由此回溯到1989年夏天。

至于当时我们是如何开始一起研究这个课题的，说起来很简单。Mark Williams和John Teasdak都是在英国剑桥大学医学研究委员会的应用心理学部门工作，而1989年的国际认知治疗大会在牛津大学举行，Zindel Segal在参加会议的途中拜访了他们。三个人研究了心理学模型和抑郁症的疗法，都在大会上提交了学术报告：Mark Williams的课题是慢性复发性抑郁，Zindel Segal的课题是生活压力与抑郁复发的交互作用，而John Teasdale的课题是有关认知和情绪如何才能互相关联的新模型。

在剑桥大会的会前讨论中，大家讨论的内容是：既然近期有关认知和情绪的研究突然增多，那么能否将该领域的进展用来解释消极的思维和感受是如何与抑郁结合在一起，并产生不良后果的？可能是因为我们各自通过探索不同的研究方向，来调查一个共同问题（即，抑郁如何改变人们的思维这个问题），因此就有很多内容可以互相交流。当时，Mark Williams和Zindel Segal都正在研究抑郁如何改变个体对自身的看法。Mark Williams研究的是伴随抑郁的个体记忆种类，而Zindel Segal通过检测抑郁患者对有关自己的消极/积极信息的反应时，测量了他们的自我意象。John Teasdale则放弃了基于单一意义水平的测量，取而代之的是，他探索了转向一种更加整体的意义水平（涉及整个心理状态）可能导致抑郁状态下特定情绪变化的可能性。这个研究最后发展成为一个关于认知和情绪关系的综合性模型，称为“交互式认知子系统“（inter acting cognitive subsystems）。1

有趣的是，我们的谈话内容大部分是关于伴随着抑郁的思维和情绪变化的内在机制。我们并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抑郁的治疗上面，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就已经有了许多效果可与抗忧郁药物相媲美的心理疗法。在那个时候，关于如何帮助抑郁症患者的进一步研究似乎不大可能在该领域中加进更多内容。

相反，我们的兴趣集中在如何更好地从那些已经康复于一段抑郁体验的人群中，预测出哪些人最有可能抑郁复发。学术文献没有做出相关的预测，一些早期研究隐约暗示如果那些患有抑郁症的人们在痊愈后继续持有有关自身和世界的某种特定态度，那么他们就是最有可能复发抑郁症的群体。比如他们会持有这样的信念“如果我做得不如其他人，那说明我是一个差劲的人”，或“我作为一个人的价值绝大部分取决于别人对我的看法”。这些信念或假设之所以被认为是更容易使人抑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自尊与那些通常超出自身控制的、或大或小的事件联系到了一起。所谓功能不良态度量表（Dysfunctional Attitude Scale）,就是用来测量人们固守此类信念的程度。

研究者们越来越怀疑这些态度和信念在抑郁复发中所起的作用。他们指出在治疗后期仍固守这些信念的患者其实并没有完全康复，所以他们更容易复发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不过，一些其他研究表明：真正康复的抑郁症患者，其抑郁心情恢复到了正常人的一般水平、也不再表现出此种类型的思维风格。虽然实际上这些个体很容易复发抑郁，但是他们在量表上的态度得分是正常的。这些人会以何种形式表现出他们的易复发性？当时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而且之后我们还就此拥有了更多看法。无论如何，牛津会议来了又去，在彼此承诺继续保持联系后，我们就又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学术机构。

两年后，也就是1991年，又有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聚到一起来讨论上述问题。作为John D.和Catherine T. MacArthur基金会心理生物学抑郁研究网络的主要负责人，David Kupfer邀请Zindel Segal制订出认知疗法的一种“维持治疗”版本，用于从严重抑郁发作期康复的抑郁患者。维持治疗是一种继续治疗已康复、但仍处于复发危险中的个体的方法。和常规疗法相比，它使用得没那么频繁，作用是帮助先前抑郁的患者识别和处理有可能引发抑郁症的问题。David Kupfer和Ellen Frank刚发表了一篇人际治疗维持治疗方面的开创性论文。认知治疗的维持治疗形式能同样得到发展吗？Zindel当时已是Clarke精神病学机构的认知行为治疗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他联系了Mark Williams（他离开剑桥后就担任了威尔士邦戈大学临床心理学的系主任）和John Teasdale来讨论共同研究此项计划的可能性。1992年4月我们三个人在多伦多进行了第一次会谈。那次会议的记录勾勒了认知治疗维持治疗将来可能的大致轮廓。它不同于我们将在本书中所描述的方法。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们将使用完全不同于我们之前一直受训的认知治疗的新方法。

正如本书第一部分所阐释的那样，我们首先添加一种注意训练成分到我们的认知治疗干预中，然后拋弃“治疗”框架，从而更加彻底地使用内观的方法。该方法强调保持清醒时的想法和感受，而不是要去改变这些想法和感受。至于我们最终是如何把持续性的内观实践和认知治疗的核心原则整合在一起的，请让我们慢慢道来……

在书的开篇，我们将介绍抑郁本身的一些背景。毋庸置疑，一开始我们就认为：抑郁是在心理健康领域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形势是怎样的，将会出现怎样的新景象？我们将会看到对于抑郁的看法一直在变化，即从单一发作期的问题，到一种长期的、反复发作的障碍。健康规划者们已经开始意识到抑郁成为21世纪严重“疾病”之一的事实，这就需要找到治疗该疾病的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