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上周读了《万历十五年》，这两周就有马伯庸的《显微镜下的大明》出版，对读者而言简直是一种奇妙的缘分。二者相辅相成，后者仿佛前者的印证。马亲王虽非历史学家，但《显微镜下的大明》所据史料翔实，叙述又生动活泼，倒比历史研究著作读来更有趣。不过也因为作者不是历史学家，几个案件的选择感觉是更多出于个人兴趣而非有明确的线索。当然主线其实还是有一条的；《万历十五年》更多强调制度的缺失带来的问题，而《显微镜下的大明》则是展现了在严丝合缝的制度下，各路人马是如何各显神通、从中寻租渔利的。二者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大明之亡，实在是结构性的现象。
（插句无关的，《残次品》里的一句，“其实不管你多么殚精竭虑，不管你怎么挖空心思，想给未来找一条新的出路，……它们都终将会重蹈覆辙，再一次覆灭。这是命中注定的。”）
《学霸必须死》中，可以看到维持稳定始终是大明地方官府执政的第一要素，相比之下真相则是利益集团博弈下的细枝末节；《笔与灰的抉择》里，话语权的重要性跃然纸上；《谁动了我的祖庙》一案，体现了意识形态若凌驾于法律、则必然失去应有的地位而被当成工具；《天下透明》则从更大的视角展现了大明王朝的日薄西山之相；《胥吏的盛宴》和《正统年间的四条冤魂》则如作者所言，“俨然成了一个繁盛王朝的青蘋之末”，前者是小人物挥舞小权力谋取小利益的景象，后者则是小人物在权宦、诤臣和宫廷权力的斗争中被不幸波及的故事。
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丝绢全书》这种丰富而翔实的地方事件史料具有“史学意义上的’起死人，肉白骨’”，因而“具备了文学上的美感。”史书居庙堂之高，常常令读者觉得缺乏人气。还记得大学时我偶尔会揣测史书的文字背后，到底是怎样鲜活的生命。帝王与将相、后宫与深闺、乃至贩夫走卒、市井无赖，这些人在史书中占据了不过寥寥数字，在历史上或许毫无地位可言，但他们一生中的悲欢离合对于个人的意义绝不比时代大势更轻；而时势的意义，往往是经由对诸多个体造成的巨大影响而得以体现（虽然这种影响的结果往往是悲剧性的）。青蘋之末的故事，今日仍在发生；能否从中察觉大风的走向，就是读史的意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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