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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是什么？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儿子就是他的命。
加西亚·马尔克斯写的《一场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圣地亚哥·纳萨尔被杀后，他母亲把“我”误认为她的儿子。
我刚跨进卧室的门槛，她就把我与记忆中的圣地亚哥·纳萨尔混淆起来。“他就站在那儿，”她对我说，“穿着一身清水洗过的白色亚麻衣裤，他皮肤太嫩，受不了上浆衣服的粗硬。”好长一段时间，她呆坐在吊床上。
在母亲的心中，无论儿子长到多大，永远是个需要她担心的孩子。不管他二十一岁还是五十一岁，始终记挂着那个皮肤柔嫩的儿子。从身在襁褓中的婴儿，长成到快要成婚、恭迎主教的青年，依然是需要呵护需要担忧的尖上的宝贝。可是在她毫无预感的那一天，她儿子的生命却因为莫名的理由，永远停留在了二十一岁的青葱岁月。
从此，他的儿子留在她脑海里的最终的影像，就是那最后一个镜头：他正快步走过卧室。他想摸着黑钻进浴室，从药箱里找出一片阿司匹林来，母亲开灯后看见他正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杯水。从此以后一想起他，她眼前就浮现出这个场景。也许她的心里一定后悔，为什么没有和他多说一句话，多拥抱一下他；或许她深深愧疚，自责能解梦的自己为什么没有预见到儿子的危险，让他避开凶兆。
圣地亚哥给她讲了刚做的梦，可她没留意梦中的树。
“凡是梦见小鸟，都是身体健康的预兆。”她说。
在儿子死后，她就长年累月在痛失爱子的头痛中无力自拔，以至于错认别人是自己的儿子。当儿子活着时，一切是阳光明媚，充满希望；心里祈祷的是健康平安，生命的传承，对造物的敬仰。然而儿子被杀死后，她只能卧在吊床上，苦熬暮年的最后光阴。
吊床也是对儿子的情感链接。因为她曾经就在这同一张吊床上用同样的姿势端详着自己的儿子。她在复刻着和儿子一起生活的一切场景。那些儿子活着的日子，即使是暗黑的长夜，也是永不日落的白天，洋溢光明的憧憬。一旦儿子死去，即使在白天，她也辨别不出旁人的轮廓，就如同活在永无尽头的暗夜吧。
她的太阳穴上贴着几片草药叶子，用来缓解儿子最后一次走过卧室时给她留下的永难治愈的头痛。她侧着身子，抓住吊床一头的绳结想坐起来。房间的昏暗处弥散着那个罪恶的清晨曾令我惊悸的洗礼池的气味。
而那个罪恶的清晨，其罪恶却只是对圣地亚哥·纳萨尔和他的母亲而言的。对于那些杀人者、掠夺者而言，冷酷无情而又漠视生命的刽子手，杀人的日子如此寻常，一样风轻云淡，一样阳光明媚。
一些人不约而同地回忆说，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海风拂过香蕉园徐徐而来，算是那个时节里惬意的二月天了。一些人不约而同地回忆说，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海风拂过香蕉园徐徐而来，算是那个时节里惬意的二月天了。但在大多数人的记忆中，那天早晨阴郁凄凉，天空浑蒙而低沉，四下弥漫着死水的浓重气味，在那个不幸的时刻还下了一阵小雨，正如圣地亚哥·纳萨尔在梦中树林里见到的景象一样。
同一片天空下，对天气的不同感知，预示不同的阶层人怀有不同的情绪感受。在圣地亚哥·纳萨尔被杀猪一样杀死的早晨，可以看出，他自己很愉快，或者说他是一个开朗阳光的大男孩。在暴虐者心目中，纳萨尔的生命逝去不值得天空产生一丁点儿阴翳；而对大多数人与纳萨尔同一阶层的平民的记忆中，天气或许如这一日心情一样，阴郁凄凉，混蒙低沉；这未尝不是惋惜和无奈——对一个无辜的青年，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失去生命，却无力无助无可更改的共情。因为他们或许也会面临同样的被宰割的命运。
拉美的同一片天空下，那些“海风”，“香蕉园”，“死水”，那些人在拉丁美洲犯下的罪行，对“香蕉大屠杀”的记忆，决定了只有很少一些人说，那是阳光明媚的天；那是属于侵略者和剥削者的惬意的二月天。而大部分人，他们只有回忆，他们不敢寻求真相，因为那个时代，属于拉丁美洲人民的早晨是低沉阴郁的，他们始终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面。
那些杀虐者们，他们或许也歌颂过，母亲对儿子的爱是高尚的无私的，他们的母亲也悲痛着每一个儿子的逝去，不管是二十一岁还是七十一岁的儿子，生命如此珍贵！然而对于别的族群的儿子，生命的消失，如此淡漠 激不起一丝波澜。
可是，在圣地亚哥·纳萨尔母亲的世界，失去儿子的悲痛，暗无天日，没有人阻止凶案，也不能人讨伐。她只能终日太阳穴上贴着几片草药叶子，用来缓解儿子最后一次走过卧室时给她留下的永难治愈的头痛。即使是头痛，她也许不忍全部将其驱走，那毕竟是她的儿子能留下来的屈指可数的纪念而已。
每一个孩子，都是妈妈经历十月怀胎凝成的骨肉，都是母亲生命的延续，是妈妈在绝望的现实面前赢得自愈的力量，是妈妈在黑暗世界中的照亮希望的一道光。
灭了这道光，就斩断了一个母亲的生命线。
马尔克斯就用这种别致淡然的语言，富于情感色彩的镜头，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母亲的悲痛。虽然字里行间，只有头痛，没有眼泪，没有悲泣或嚎啕，却处处皆是精神世界山崩地裂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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