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那个莘莘学子不是十年寒窗,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头悬梁锥刺股,虽是个例,但其中的艰辛,三言两语怎能说的清,道的白;要说求才难,就数燕昭王,下面臣子千里迢迢背着千里马骨,君臣辛辛苦苦,几倾国力搭起了黄金台,随即贤才达人接踵而至;提到用材之难,更是血迹斑斑千行泪。就说这苏秦,历尽千辛万苦,腰悬六国相印,锦衣还乡,欢送车辆络绎不绝,绵延百里,却以统治者昏庸无能,自己私生活又不检点,结果被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连肠子都流出来了;至于燕昭王几尽倾国之财求得乐毅一干人才,联合列国,以弱燕攻下強齐,堂堂千里之国的强齐,仅剩下三座孤城,苟延残喘。可惜燕昭王死后,儿子不争气,中了齐人离间计,挤走了乐毅、结果辛辛苦苦好多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燕军损兵折将,几乎全军覆没,狼狈不堪逃回燕国,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啊。倘若苏秦自律,统治者明智,哪有苏秦悲哀,哪有乐毅出逃,哪有秦国统一的可能,一切又回到原点,成才不易,求才更难,用才之难难于上青天啊。
“ 治邦经国,人才为急”(孙中山)千百年来无不为此。原本凡夫俗子又到古稀之年,治国经邦,求才用才,和我八竿子都打不着,只因翻《资治通鉴》,看到西汉末年宰相王嘉在给汉哀帝的奏折中说,圣明的君王主要工作在于能得到人才,并引用孔子的‘材难,不与然与❓’(人才难得,难道不是吗?)不禁如打翻五味瓶,百感交集,感慨万千,激活我原本麻木痴呆的心。
这个王嘉,在中国历代1037个宰相中建树平平,没有多大名气,但在关于人材方面却有独具不凡的见解,让人不禁对他刮目相看。他以近代活生生的例子,汉文帝起魏尚于囚徒,拜为云中太守,结果匈奴不敢越大汉领土的雷池一步;汉武帝擢韩安国于狱中,拜为梁国内史,结果梁国上下骨肉相安;张敞杀了人,亡命天涯,汉宣帝征为冀州刺史,结果,国家终获其利,占了其光。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王嘉提出对人材之用,要有宽宏容忍之心,那就是“记善忘过”,“容忍臣子”不可求全责备,具有“阔略”之情,只要不是原则问题,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多么鞭辟入里的真知灼见啊。如果当时的统治者对苏秦有如此“阔略”之义,苏秦的悲剧就可能变成统治者梦寝以求的喜剧。
当我澎湃狂跳的心停下来冷静之后,又似乎觉得这个王嘉之见好像缺少了些什么?少些什么呢?忽然心中一动,是对人材实用的管理上。光强调主政者对人才要“宽”,用人用所其长,记善忘过,不求全责备,但却忽略了对人才的管理上的“严”。“宽”不等于放任自流,“严”不等于苛刻苛求,做到宽严相济,审时度势,宽严齐抓,不可轻忽一方,这就是“宽”后须“严”,“严”后须“宽。”
如何跳出“宽”和“严”的周期,并非是在鸡上跳舞,只须用法制,把用人制度关进法律框架的笼子子里即可。作为人才,只要你才华横溢、只要你在这无限大但不是无边的框架内,可以说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高薪任你拿,优酬任尔取。
其实人才泯灭,何至是古代的苏秦,在当代,风华一时,冠绝一世的青年才俊,或锒铛入狱,或黯然退场,或销声匿迹,除本人不能自律,没有警钟常鸣,不知检点之外,管理者没有及时督促责备,不能做到宽严有度,致使人才凋零,可以说难辞其咎。“峰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每每想起,无不唏嘘万千,无不难以自拔。二十世纪什么最贵?人才。“人才是笫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习主席言犹在耳,可见人才难得,用才更难。真是成才不易,求才更难,用才之难,难于上青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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